今年仲夏到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讲课时,还问到老所长周克、夏禹龙同志的身体状况,都说还好。真是万里悲秋夜半凉,前不久传来,我国科学学的创始人之一、首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夏禹龙先生离世的消息,甚为悲痛。我认识老夏快40年,他是位理论功底厚、率性、真诚、坦然的学者,又是一位信仰坚定、开明开放的老革命。我曾在拙作《笔底春秋》中写过夏禹龙等的“科学学四君子”,但更喜欢1990年在天津《科学学与科技管理》杂志上写的“九华山上论经济”一文,专门记述了夏禹龙的轶事,现重新发表,以纪念夏禹龙学长――
 
  全国科学学会在九华山结束后,大家相约爬凤凰岭。那天,我们几个人和夏禹龙同志结伴而行,老夏虽说早已过了大衍之年,但鹤发童颜,神采奕奕。他身着运动衫、脚穿旅游鞋,步履轻快、一路领先。我那时才刚刚40出头,按理应该说是年富力壮,但要跟上老夏,还真吃力。
 
  走了两个小时,碰上两个卖竹竿的小孩,他们告诉我们,凤凰岭很高,不用竹竿很难上去。我们相信了小孩的话,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根。也许他们半天未开张了,卖这根竹竿的小孩很高兴,可是另一个小孩急得不得了,表情很不是滋味儿。看到这种情况,我动员另一位同志也向另一个小孩买一根,但这位同志身强力壮,又只有30来岁,他坚决不买。这个时候我也顾不了许多,就跑步去赶老夏他们。老夏问我们怎么又掉队了,我说了上述过程。
 
  老夏说:“你就给另外一个小孩一毛五分钱不就完了。”我说,“你这观点我不同意,我们和小孩的关系是商品交换,不能有施舍恩赐的观点。”
 
  于是这件小事引起了我们不少热烈的争论,内容远远超过了竹竿的问题,为我们的凤凰岭之行增添了几分学术色彩,也引起了我的诸多联想。
 
  当时,同行的人中还有个经济学家沈峻波,在旅行中和大家讨论了一场商品经济问题,我觉得受益匪浅。在科学学会,有一个优势,就是包含的学科多,其成员中,既有自然科学家,又有社会科学家;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又有实际工作者。大家平时又喜欢讨论问题,互补作用很强,可以说,我国科学学的主要学者,大都知识面较宽。这也许是国际科学学的传统,贝尔纳在晶体结构、大陆漂移、陨星生命问题、科学史和科学学多个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李约瑟不仅研究中国科技史,对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也很重视;沃丁顿是一个生物学家,喜欢画画,又研究运筹学,在二次大战中,曾运用运筹方法成功地歼灭了德军的潜艇,特别是在雷达制造上,沃丁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啊,“不是个中人,岂解个中味?”以整个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工作者,知识面太窄了可不行。我无限感慨。
 
  热烈的讨论使我们忘记了疲劳,不知不觉已到了山顶,大家极目远眺,河山美景尽收眼底,真令人心旷神怡。老夏更是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时我发现老夏不对劲了,又是抹风油精,又是贴伤湿止痛膏,终于一瘸一拐了。我笑着说:“老夏,这根竹子5元钱卖给你,怎么样?现在应该升值了。”老夏至今还记得,我送那根竹子对他那次下山起了关键作用。

 

(本文作者曾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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