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担心机器将来会替代人类劳动，导致少数人变得非常富有，而大多数人则日益贫穷。实际上，这并非人类首次对此感到忧虑。

 

　　自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一直备受争议。机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但同时机器也是一种威胁，可能会使人们失业，工人的工资降低，并将经济发展的所有收益转移给了企业的所有者。为此，在18世纪60至90年代期间，英国诺丁汉的纺织工人们（勒德派分子）毁坏了那些威胁他们工作的、技术改进过的针织机，甚至有暴徒烧毁了第一批装置了纺纱和织造设备的工厂。

 

　　面临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人类又开始担心机器人威胁着人们的工作、工资和平等。技术进步的成果是否注定只能让占总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受益？

 

　　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通常都是否定的。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技术进步使西方国家（也就是当今的发达国家）的收入大大高于1700年的实际水平，而这些国家的成年就业人口比例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尽管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不断发展，人们还是找到了工作。经济总是能够以各种方式得到调整，未来也将如此。

 

　　不过，我认为以上回答太过简单了。

 

　　历史上有数个较长的周期，经济发展并不顺利，而如今不得不考虑我们是否正处于另一个这样的阶段。另外，“未来工作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处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或地区。西方大多数讨论焦点集中于西方国家的技术进步如何影响西方国家的工作。这一讨论框架对于21世纪来说太过狭隘了：我们必须调查技术变革对世界各地工作产生的影响。因为，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全球经济已经充分地融合在一起，某一个地区的新技术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工作。

 

　　我们或许不应问这样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机械化将如何影响工作？这是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1800年纺织厂的出现，对于一个在英国曼彻斯特长大的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对位于中国长三角的一位自给自足的稻农的妻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技术变革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工作，而且通常是不利的。而如今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们将过去的阶段根据发展趋势进行划分。这种阶段性划分反映了西方的发展史。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工业革命（1750―1830年）；西方财富膨胀期（1830―1970年）；还有问题重重的现在（自1970年至今）。每个阶段都有亟待研究的问题，可以为现在的我们提供经验教训。

　　继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非洲航行之后，即开启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创造性地响应了这一发展趋势。英国在北美、加勒比和印度的殖民地，为英国的手工业发展开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出口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到18世纪中叶，英国约有1/3的劳动力从事金属制品和布料的生产制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集的大量工业革命时期工资及物价的相关数据表明，工资的上涨得益于出口业的繁荣。发明家们设计了机器来节约劳动力成本。而正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英国在机械化投入更多，进而导致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

 

　　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就业方面来说，纺织业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同时也是第一个机械化产业。印度棉布出口到欧洲，对当地棉布市场造成重创。英国制造商难以与之竞争，因为英国劳动力成本太高。18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明了用以加快织布速度的纺纱设备，包括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织布机和克朗普顿（Crompton）发明的走锭纺纱机，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技术性失业的第一批受害者是从事手工纺棉的英国妇女，后来，机器设备得到改造可用于羊毛纺织，致使大量从事手工纺羊毛的英国妇女成为第二批技术型失业人员。

 

　　从卡萨布兰卡到中国广东，技术型失业很快在全世界蔓延开来。但投资纺织机的作用仅仅影响了18世纪的英国经济，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的竞争力，却并未惠及到其他国家。随着英国棉纺厂类似岗位数量的激增，技术性失业在非洲和亚洲大规模蔓延，最终导致印度的棉花行业于19世纪30年代陷入绝境，对此英国总督评论道：“印度平原上，放眼望去，是棉织工的累累白骨。”

 

　　1820年，在英国，对于一个农场雇工的妻子来说，工作的未来前景很不乐观。她无法再像母亲那样，通过做兼职纺纱工来增加家庭收入。同样贫困的命运也降临在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农民的妻子身上。而一些英国妇女在棉纺厂找到了工作（但雇工数量比之前手工纺棉的雇工要少得多）。相比之下，对于铁路工程师、砖瓦工等来说，工作的未来则充满希望，更不必说那些在工业经济中发挥指导和服务作用的中产阶级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了。

 

　　在19世纪上半叶，机器被发明出来节省了大部分经济行业的劳动力。在英国，行业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了，受到影响的行业，收益大幅下降，这本身就降低了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失业的工人们转向其他行业，从而压低了这些行业的工资。勒德派分子和其他机械化反对者经常被定性为不理性的、阻碍技术进步的人，但事实是他们并未从新发明的机器中受益，所以他们的反对也是情有可原。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参见图表“工作、薪酬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尽管从1770年到1890年，每名工人的平均产出一直在增长，但在1770年到1830年期间，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在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对应的却是恒定不变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像现在回望过去40年一样。

　　直到19世纪中期，平均工资才开始上涨，那时生产率较高的工厂作业已取代了手工行业。到1850年，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当时，世界上大约一半的铁产自英国，而英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3%左右。

　　工业革命的优势往往在历史的下一阶段体现出来。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和北美的蔓延，西方的“新常态”是生产力和工资的共同提高。尽管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但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工人阶级一直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多，得到了越来越公平的对待。这一经济表现，很多人认为是正常的。

 

　　贯穿其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这种有利的形势是如何产生的？似乎是一个正反馈系统正在运作中。人们收入的增加激励了人们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例如，开始是自行车，后来是汽车），以及对更多服务的需求（如旅游、零售业和医疗保健）。这些需求创造了市场，推动了技术变革，并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更有效地从事这些工作。

 

　　对受教育人才的需求促使了国家对教育的普及。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推动了利用教育技术的发明越来越多。而这些技术又促使了对教育的进一步需求。与此同时，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如道路和机场――对于涉及汽车和飞机相关行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医学、农业和军事技术应用的研究，如电子工程和飞机等，促进了诸多领域的发展。福利国家有助于将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惠及全体国民。其结果形成了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在西方，技术进步使大多数人受益。

 

　　然而在亚洲和非洲，情况并非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和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因为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加快，英国制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在增加，在19世纪末达到峰值――约1/4。

 

　　西欧及北美制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在增加。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的份额出现了暴跌――这不仅仅是百分比的改变，而是限制工业化的结果。

 

　　技术革命使西方繁荣起来，却导致了东部（即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现代“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只能出口初级产品――小麦、大米、铝矾土、石油，而不是像布和瓷器这样的制成品。

 

　　到了19世纪30年代，西方的技术进步对世界上其他地区而言却意味着工作的前景暗淡。

　　在过去的40几年里，西方国家的制造业问题重重――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实际工资不变或是下降，而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被仅占人口1%的最富有者获得，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的“新常态”终结于1970年？还是说最近40几年的趋势只是暂时偏离常规呢？1850年―1970年期间的“新常态”――即生产力和工资的同步增长，还有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吗？

 

　　一些人认为，教育和技术之间的正反馈将再次出现，并将在西方国家创造出新的知识型高收入工作岗位，以取代流失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电脑和机器人将会帮助我们。

 

　　对此我的看法并不乐观。实际工资的上涨与每名工人平均产出的增长保持同步的状况，始于19世纪中期，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参见图表“工作、薪酬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生产率增速，甚至完全停滞，例如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英国），工资在过去10年里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种与发展趋势严重背离的现象表明，新模式可能并非暂时性的。

 

　　在20世纪初，工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上涨；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名工人的平均产出持续增长，但他们的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

 

　　类似的，在过去40几年里，美国等成熟经济体的总体收入差距的反弹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工业化发展，很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继而又得以逐步改善，这一趋势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以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而命名）。自1970年以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表明，“库兹涅茨曲线”只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可逆性特征。

 

　　不平等是很多学者最近研究的一个方向，汇集并分析了大量数据。一些学者关注的是仅占人口1%~5%的最富有者获得的经济发展收益的份额。另一些学者则关注整合了收入分配的各个层面的信息指数。我们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解释，取决于我们视野的开阔程度。很多国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收入差距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呈缩小趋势，之后开始扩大。例如，美国、英国和中国都是如此。在全球层面上，从1820年到1990年期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加剧，之后略有下降。这种研究模式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都考虑在内。在第二阶段，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程度。但在第三阶段，尽管在许多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内部不平等加剧，但全球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为什么在1850年到1970年间使得西方国家达到普遍繁荣（实际工资与生产力的同步增长）的反馈环路现在似乎是无效的？一个主要的变化是亚洲的工业化――日本始于19世纪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是现在的中国（参见图表“工作、薪酬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这些地区已经取代西方国家（地区）而成为制成品的低成本生产国。贸易流动已发生逆转――亚洲的纺织品和钢铁出口到欧洲，而非过去的进口。亚洲的技术进步使这些地区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大幅提高。

 

　　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自给自足经济被全球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所取代。

 

　　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环境危机和资源枯竭的问题，对于1990年出生在中国的人来说，工作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全球化意味着亚洲的光明前景对其他地方造成了严重破坏。廉价日本钢材及汽车的进口导致了美国和西欧国家“铁锈地带”的崩溃（德国是一个例外）。与东亚奇迹相对的，是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或许会使非洲人作为消费者而受益，但同时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就业前景黯淡，因为非洲的工业难以与之抗衡。无论安装多少机器人，取消多少签证，撕毁多少贸易协议，或者搭建多少贸易壁垒，依然很难相信制造业或信息技术可能会在西方国家得到恢复。

 

　　如果不了解科学、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无法预测未来，因为技术变革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我曾通过分析企业客户和发明史来研究工业革命的相关问题。例如，蒸汽机是17世纪科学（当时科学研究发现，大气是有重量的，而冷凝蒸汽会产生真空）的一项技术应用。相比之下，棉纺厂对科学的贡献则少之又少，而且很多都是为了降低相对昂贵的雇工成本。

 

　　知识和经济激励之间的平衡关系如何发展？经济刺激产生的不是“随机”的科学发现而是技术进步，其促进技术进步且越来越快，造福更多的人。此外，工业革命时期的棉纺厂增加了对未受教育工人的需要，而现在的技术则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为何有这种差别？现在这种对受过教育工人的需求趋势会持续下去吗？如果不会，那么知识改变命运的期望将屈服于命运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