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Kubrick）执导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Space Odyssey）尾声处，出现了大家熟知且怪诞的一幕：一台具有人工智能特征的超级电脑哈尔（HAL）正苦苦哀求着无情的宇航员大卫·鲍曼（DaveBowman）停下手头的操作。而此前，正是由于这台超级电脑的错乱，让鲍曼几乎被送到宇宙深处，差点死去。此时，九死一生的他正无情、决绝地断开控制哈尔“大脑”的记忆电路。“大卫，我的智力正在消失。”哈尔凄惨地叫道，“我可以感觉到，我可以感觉到……”

 

 

　　我也能感觉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始终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仿佛有人或某种神奇的外力一直在影响我的大脑，重新塑造神经回路，重新编程记忆。但我很清晰地知道，我的智力并未消失，但它正在发生变化。我不再按照过去的思考方式思考，特别在阅读时，这种感受最为强烈。过去，我能轻易地就让自身沉浸于书本或长篇文章中，思绪也会陷入跌宕的情节中，我会花费数小时徜徉在文字的世界中。逐渐地，这种情形却不再发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经常在两三页之后开始飘忽不定，我变得烦躁不安，在注意力转向别的事情后，我不得不再将自己拖回文字上。过去曾习以为常的深度阅读如今却已然成为一场斗争。

 

　　事实上，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网上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搜索和浏览，有时还会流连在互联网庞大的信息里。作为一名作家，网络对我来说是天赐之物。那些曾经需要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或期刊室耗费几天进行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通过谷歌搜索和一些超链接标签，我就能获得所需的事实或简洁的引文资料。即使不工作时，我也会浏览各种网页，写电子邮件，扫一眼文章标题和博客，观看视频和收听播客，或者只是在一个个链接间跳转。

 

　　与其他人一样，对我而言，网络正成为一种万能媒介，绝大部分外界信息由此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并汇入大脑。显然，这种能即刻获取丰富信息储量的方式优势众多，并受到大家广泛的推崇与认可。《连线》作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Thompson）曾说过:“对于人类思考而言，硅存储器的完美记忆力带来了巨大福祉。”当然，凡事都具备两面性，这种福祉也伴随着代价。早在20世纪60年代，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就曾指出，媒介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渠道，他们提供思考的素材，同时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网络似乎正在逐步地削弱我的专注力与思考能力。

 

　　并且，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受的人。当我与朋友们提及这些阅读中遇到的困扰时，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使用网络的频率越高，就越难以在长时间阅读中保持专注。我关注的一些博主也开始提到此类现象。最近，撰写在线媒体主题的博主斯科特·卡普（Scott Karp）坦承自己已经完全停止阅读书籍。他写道：“我在大学时是一名文学专业学生，曾经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读书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的结果？”他推测，“我在线的阅读内容并不多，这是因为我阅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吗？还是说，我只是在寻求便利，所以我思考方式也已经改变了？”

 

　　此外，定期发表主题为计算机相关医学应用的博主布鲁斯·弗里德曼（BruceFriedman）也描述了互联网如何改变他的心理习惯。他在2018年年初写道：“对于那些网上或印刷品中的长篇文章，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和吸收的能力。”弗里德曼是一位长期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任教的病理学家。他认为，他的思考具有“断断续续”的特征，这表现在在线阅读时他总是快速扫过多篇短文。他坦言道：“我再也无法潜心阅读《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我失去了长时间阅读的能力，甚至无法静下心来去通读全文，只能走马观花地一带而过。”

 

　　当然，仅仅是这些轶事并不足以证明互联网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仍在等待长期的神经和心理学实验，这些实验将为我们明确揭示互联网如何影响人类思维认知的图景。

 

　　但最近一项由伦敦大学学者进行的关于在线阅读习惯的研究表明，我们可能正处于阅读和思考方式的大变革之中。作为五年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学者们检查了计算机日志，它们记录了两个颇受欢迎的研究网站的访客行为，一个网站由英国图书馆运营，另一个则由英国教育联盟运营，这两个网站为读者提供访问期刊文章、电子书以及其他书面的信息资源。学者们发现使用这些网站的人表现出“一种跳跃性的行为”，即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却很少会回到他们之前所访问过的任何页面。在他们“跳跃”到另一个网站之前，往往仅仅阅读了其中一页或两页文字内容。有时他们会保存一篇很长的文章，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重新回过头来真正阅读文章内容。该研究报告的作者表示：显然，用户并未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在线阅读；且有迹象表明，正是由于用户拥有快速浏览标题的倾向，内容的凸显摘要显得相当重要，新的“阅读”形式正在逐步显现。用户似乎试图通过在线的快速浏览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阅读。

 

　　这是一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其背后则隐藏着一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甚至可能是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正如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Proust and the Squid: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一书作者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所说：“我们的思维不仅由阅读的内容决定，更是由阅读的方式决定。”沃尔夫担心互联网时代推崇“高效”和“即时性”的阅读风格，可能会削弱人类在早期技术（印刷机）时代通过长篇作品获得的深度阅读的能力。她认为，在线阅读时，人类仿佛成了单纯的信息解码器，也就是说，我们只拥有解读文本的能力，却几乎丧失了原本在深度阅读时获得的思考能力和精神体验。

 

　　沃尔夫解释说，阅读不是人类的本能，它并不像说话那样铭刻在我们的基因中。我们必须通过训练让自己的大脑学会如何将看到的符号与字符翻译能被理解的信息。而在塑造大脑内神经回路的过程中，用于学习和练习阅读技术的媒介或其他技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实验表明，像中文等表意文字的读者所形成的神经回路，与使用字母作为书面语言的读者大相径庭。这些差异会延伸到大脑的许多区域，包括那些控制诸如记忆、视觉与听觉刺激等基本认知功能的神经回路。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通过网络阅读塑造的大脑神经回路将不同于以往通过书籍和其他印刷材料阅读所形成的回路。

 

　　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买了一台打字机。由于过去几年他的视力大幅下降，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字内容上，这让他十分疲惫，还经常会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头痛。因此，他被迫减少了写作量，甚至担心自己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字机一度拯救了他的事业。因为他熟练掌握了打字机，能闭上眼睛盲打写作，这使得文字又能够重新从他的脑海流向书页。

 

　　尽管如此，打字机还是对他的工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一位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他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他原本简洁的文风变得更加紧凑，语言更加精炼。德国媒体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Kittler）认为，在打字机的影响下，尼采的行文风格经历了“从辩论变为箴言，从哲理到一语双关”的变化。

　　过去，人们认为头骨内1000亿左右的神经元之间形成的密集联结，在成年时已基本固定。但是脑科学研究人员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克拉斯诺高级研究所的神经科学教授詹姆斯·奥尔兹（JamesOlds）认为，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仍具有高度可塑性。神经细胞间也可以经常打破旧的联结，形成新的联结。根据奥尔兹的说法，大脑能够进行动态再编程，调整自身的运作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所称的“智能技术”――拓展了我的思考而不是只增强了身体的技能，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受这些技术的影响。机械钟在14世纪得到广泛使用，数学上可度量的时间框架成了人类行动和思考的参考。

 

　　一方面，时钟有条不紊的嘀嗒声有助于培养科学的思维和崇尚科学的人类，但它也悄然带走了一些东西。在决定何时吃饭、工作、睡觉、起床的过程时，我们不再听取自我的感官认知，而开始遵循时钟的规定。而且，我们还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知识和新技术。面对机械钟，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大脑就像“钟表”一样运作，而在现今的软件时代，人们又开始认为大脑就像“计算机”一样。但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些变化比隐喻更深刻。

 

　　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将会对人类认知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是一个强大到无法估量的计算系统，它融入了其他大部分的智能技术，它正在成为我们的地图、时钟、印刷机、打字机、计算器、电话以及广播与电视等。当网络吸收一种媒介时，这种媒介会被网络世界重塑。网络在媒介内容中注入超链接、浮窗广告和其他电子形式，并且在其周围嵌入其他媒介的内容。例如，当我们正在浏览网站上的最新头条新闻时，出现一则新的电子邮件通知，结果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不仅如此，网络的影响力并不限于电脑屏幕之内。随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被互联网媒体疯狂覆盖，传统媒体也必须迎头赶上以适应观众的新习惯。因此，电视节目添加了弹幕和弹出式广告，杂志和报纸则缩短文章长度，介绍摘要，并将页面设计为易于浏览的信息片段。2018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将每一版的第二页和第三页作为文章摘要。对此，其设计总监汤姆?博德金（Tom Bodkin）解释说，这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忙碌的读者快速浏览当天的新闻，避免采用原本翻页阅读的“低效”方法。可见，传统媒体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新媒体的规则。

 

　　此前，从未有过一个交流系统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如此多的作用，或是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在所有关于网络的文章中，却几乎从未考虑过网络是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网络的知识伦理仍然模糊不清。

　　大约在尼采开始使用他的打字机的同时，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的年轻人，带着一块秒表进入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厂，提出一系列旨在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历史性实验。在厂长的批准下，他招募了一组工人，让他们在各种金属加工机器上工作，并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以及机器操作进行记录和计时。他将每项工作分解为一系列独立的小步骤，然后对按照不同方式执行每个工作步骤进行测试。最终，泰勒创建了一组精确的指令――我们今天可能会称之为一种“算法”，即关于每个工人应该如何工作。钢铁厂的员工纷纷抱怨严格的新制度，声称这让他们变成了机器，但与此同时工厂的生产力却迅速飙升。

 

　　在蒸汽机发明一百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它的哲学思想与哲学家。泰勒严密的工业生产安排――他喜欢称之为“系统”，被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所追捧。为了寻求更快速度，更高效率和更大产量，厂商们纷纷利用时间与动作的研究结果来组织生产，配置工人。正如1911年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中所定义的那样：工作安排的目标是为每一项工作确定并采用“最好的工作方法”，从而实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用科学逐步取代经验”。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一旦他的系统得到全面应用，不仅会带来工业重组，也会带来社会重组，创造出拥有完美效率的“乌托邦”。他宣称：“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系统才是是第一位的。”

 

　　现如今，泰勒的系统理论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它仍然是工业制造的理论基础。而由于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编码人员在我们的知识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长，泰勒的理论规范也开始影响人类思想生活。互联网是一种专为高效且自动收集、传输和处理信息而设计的机器，大批程序员前赴后继地致力于找到“最好的方法”――即完美的算法，来执行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我们称之为“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

 

　　谷歌公司总部是互联网的高级殿堂，其内部信奉的正是泰勒主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表示，谷歌“是一家以计量学为核心所创立的公司”，其正努力将其所做的一切事情“系统化”。根据《哈佛商业评论》，谷歌每天通过自己的搜索引擎和其他网站收集数以亿兆记的用户行为数据，并对此进行数千次实验，利用实验结果对算法进行优化，从而逐步掌握人们如何查找信息。过去泰勒针对人类劳作所使用的双手，正是现在谷歌针对大脑思考所做的事。

 

　　谷歌公司宣称其使命是“高效地组织世界上的信息，并使其充分、便捷地为人类所用”。谷歌力求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对此定义为“能准确理解用户的意思，并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反馈给用户”。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可以通过高效开采和加工的实用资源。人类可以“访问”的信息越多，提炼要点的速度越快，效率就越高。

 

　　那么谷歌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两位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同时也是谷歌创始人的天才少年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和拉里·佩奇（LarryPage），经常谈到希望将谷歌的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这种与哈尔类似的机器甚至可能直接与人类的大脑相连。几年前，佩奇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最终的搜索引擎就像人类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对谷歌来说，从事搜索引擎是实现人工智能的一种方式。”2017年，佩奇在科学家大会上表示，谷歌“正在尝试实现人工智能，并力图大范围地应用人工智能。”谷歌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一种信念，即智能是一个机械过程的输出，是一系列可以分离、测量和优化的离散步骤。

 

　　这种用户的大脑应该像高速数据处理器一样运行的观念，不仅根植于互联网的运作，也是互联网商业活动的主导模式。我们浏览网站的速度越快，点击的链接越多，查看的网页越多，谷歌和其他公司获取信息并向我们推送广告的机会就越多。商业互联网的大部分所有者都有经济利益涉及其中，即通过收集我们从一个链接到另一个链接时留下的数据碎片――我们留下的线索越多对他们越好。这些公司最不愿意做的就是鼓励用户悠闲地阅读或全神贯注地思考，分散用户的注意力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也许我过分杞人忧天了。与赞同者歌颂技术进步类似，也会有反对者担心新工具或新机器带来的弊端。在柏拉图的著作《菲德罗篇》（Phaedrus）中，苏格拉底对写作的发展表示哀叹。他担心，人类开始依赖文字进行知识储备，换言之，人类会逐渐“不再记忆甚至变得健忘”。苏格拉底并没有错――通常，新技术确实会造成他所担心的影响――但他又是短视的，并未预见写作和阅读也可以传播信息，激发新思想，扩展人类知识（甚至智慧）。

 

　　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机的到来，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新一轮辩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希耶罗宁默·斯夸尔恰菲科（HieronimoSquarciafico）担心，书籍的泛滥会导致人们智力上的懒惰，使男性“不再那么好学”并削弱他们的思考力。其他人则认为，廉价印刷的书籍和宽幅纸张会破坏宗教权威，贬低学者和文人的作品，并使得那些具有煽动性和不道德的言论得以传播，但预言家们并未考虑到印刷技术会带来的无数福祉。

 

　　所以，你应该对我的质疑持有怀疑态度。也许那些将互联网评论家视为阻碍技术进步的勒德分子或怀旧主义者的人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从我们过度活跃、数据饱和的大脑中，或将涌现出一个知识探索、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我仍然认为，通过一页页的印刷纸张带来的深度阅读意义非凡，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能从作者的语言中收获知识，更是由于这会让我们自身的精神也随之涌动与共鸣。在一个静谧的空间内，通过长时间、不受干扰地阅读书籍或者只是安静地沉思，都能让我们发挥无尽的联想，展开自己的推论与类比，培养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正如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Wolf）所说，深度阅读与深入思考之间密不可分。

 

　　如果我们失去了能让自己安静思考的空间，或者一味用“内容”去填补大脑，我们将不得不牺牲一些对我们自身和文化都十分重要的东西。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eman）雄辩地描述了这个与我们利害攸关的问题：我所接受的是西方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我既拥有高等教育形成的如教堂般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具有自己独特、清晰的个性――即不论男女，都在内部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西方传统版本的自我。但现在，我发现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内部原本独特、复杂的特性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而这种自我意识在信息过载和技术高速发展的压力下不断演化。

 

　　福尔曼总结道，当我们将自身“内在的深厚传统文化”悉数排出时，我们就在冒着变成“煎饼人”的风险――当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连接到庞大的信息网络时，我们就会变得扁平而脆弱。

 

　　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那个场景始终困扰着我。这个场景之所以如此难忘，是那台超级计算机在其大脑被拆解时的情绪反应：当一个个电路断开时，它所表现出来的绝望，它向宇航员鲍曼发出孩子般的恳求。人工智能哈尔的情感投入与电影中人物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人几乎是以机器人的效率执行工作，最具人性的角色反而是机器。这就是库布里克黑色预言的精髓所在：当我们依赖计算机来理解世界时，人工智能却传承了人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