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

精神病学家，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人，既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以此为基础谈论人类的健康，就无法仅仅关注生物学因素在疾病和健康之中的意义。1977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George L. Engel）题为“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文章，批评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也仅仅关注了疾病的成因，疾病对社会的反向影响则少有探究。

“心理健康”一词在过去20年中愈发频繁地进入国人的视野，对于精神疾病/心理疾病从最初的避之唯恐不及到逐步了解、理解或接受，近些年来更加多的人发现自己也需要心理健康服务。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心理健康已经不再那么触手可及。从群体来看，人还是那个生物的人，为什么心理问题变得如此突出？显然，社会或环境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近期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综述就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探讨了贫穷与抑郁、焦虑的因果关系，并试图揭开其背后的机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曾经很少有人探究的经济因素呈现出与心理健康之间非常有意义的交互作用。从全球范围看，经济水平低下者可能面临更多的负性刺激因素，承受更多的压力、不确定感、社会孤立，甚至暴力和犯罪，这些都会增加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而且这一类人群在患病后也更难获得有效的卫生资源。患心理疾病者，除了用于治病的直接经济支出以外，由于疾病的影响带来社会功能、工作能力下降，从而造成更大的间接经济损失；同时，由于病耻感等因素进一步引起社会退缩并可能造成疾病恶化。凡此种种，最终导致个体经济水平进一步下降。更加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影响不会就此止步，它甚至会在代际间传递，心理疾病患者的子女会经受更多的贫穷和不良童年环境的影响，大幅提高成年后患病的风险。如此循环，因病致贫、因贫致病。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正性的经济刺激或脱贫项目能够促进心理健康，从而打破前述的循环。

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国家层面的扶贫政策，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让亿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相信这对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也会大有助益。与此同时，我国还建立了特定病种精神疾病的免费医疗制度，少数地区甚至开展了全部精神疾病免费药物治疗的尝试。我深信这样的政策在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现有的医疗技术已经可以让大部分的心理疾病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和工作能力，他们回归社会并投入就业后将会成为经济建设的贡献者。因此，通过制定促进心理疾病治疗的政策，不仅提升全面的健康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社会经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仅仅局限于贫困人群？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阶层是否有其另类的心理困扰？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的快速发展时期，经济阶层的跃升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无数疑惑萦绕心头。期待相关研究者不断探索，更加完整地阐释社会经济对心理健康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