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不能让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问题沦为政治的工具。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激烈的学术辩论。
有时候最重要的声音是那些观点一提出就遭受质疑的独立思想家的声音
在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个决定的科学依据就像眼下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的认知那般充满不确定性时，我们一定要避免陷入对那些持异端观点的科学家的打压与妖魔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让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问题沦为政治的工具。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激烈的学术辩论。
关于COVID-19的错误信息很多——从蛇油疗法治新冠的美国神话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简称新冠病毒）起源的阴谋论，互联网充斥着大量毫无根据而往往都有害的观点。我们谴责这些谣言，以及制造它们的人，他们都应被猛烈批驳。
与此同时，我们对一些学者的态度感到担忧。他们错误地将对COVID-19的合理分歧归因于无知或是政治等方面的动机。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约翰 • 约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的故事便是一个经典案例。
观点的自由
约阿尼迪斯在STAT网站上发表了有关COVID-19的文章后为人们所关注。3月中旬，他提出：“我们没有能反映疾病的流行情况以及感染人群后果的足够信息，也就无法证明我们现在采取的极端封锁措施是合理的。”这位特立独行的科学家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带来危险后果 。
我们关注了社交媒体上其他学者关于约阿尼迪斯文章的观点，以及人们对这位研究人员的人身攻击和大量充满鄙夷的评论。尽管不认同约阿尼迪斯的说法，但我们认为他的观点，还有很多其他科学家的不同声音，无论最后是否为人们所同意，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与杰弗里都是科研型医生，不过两个人的研究兴趣互不相同。我们有时会在实质性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彼此有一个共识：激烈的辩论对于大学来说至关重要。
大学里的求知者们恪守理性，用实证、数据和推理去说服观点不同的人。我们现在正应当去鼓励（而非压制）医生和科学家就新冠态势及其最佳应对策略展开对话——当然，这每一次对话都是充满了利弊权衡，且后果难料的。
自COVID-19于2019年底首次出现以来，成千上万的优秀科学家都在努力回答很多根本性的问题，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从未遇见过的问题。
如果病毒毒性不减弱，它会传播得多快？有多致命？实际上已经有多少人被感染了？感染是否可以带来免疫力？哪种药物能有效抵御病毒？社会可以做些什么来减缓其传播？当我们有选择地调整或放松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开发出疫苗吗？政府应该强制民众使用防护口罩吗？
关于每个问题，都会有新答案出现，而我们倾向于达成共识：如果不保持社交距离，新冠病毒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或许会有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当前研究人员对COVID-19死亡率最靠谱的估计值落在0.4％～1.5％的区间，不同年龄组和不同人群间的差异很大。一部分感染者已经被治愈，体内不再存有病毒。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和美国纽约市的新冠感染率远高于阿拉斯加和旧金山，其中的缘由尚不清楚。迄今为止，还没有药物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被证明对COVID-19有效。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成功研发出疫苗可能需要1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学者发表的见解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立场。有人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病死率最后可以落到0.2％～0.3％这个区间；也有人觉得它将接近或超过1％。有些人认为，像瑞典这样建议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但不强制实行隔离措施的国家，是做出了明智选择（至少对于他们自己而言）的那一方；其他国家则倾向于推行尽可能严格的隔离防疫。而我们认为比观点本身更重要的，是聆听、思考和辩论这些观点的过程——不带主观感情色彩，不愤怒不攻击。
没有人能预言一切
COVID-19似乎已经推倒了一串多米诺骨牌，它将以多种方式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它使得卫生保健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引发了很多急性恶果（例如，患者心脏病发却因医疗系统崩溃得不到及时救治），也埋下了一些长期隐患（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因经济损失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
如果事后回顾此次疫情，科学家们在其中所做出的关于COVID-19带给人们的影响，以及民众作何反应的分析判断，会有多少是百分百正确的？相信无论专家们的咖位多高，背景多牛，也找不出几个预判全中者来。我们没必要等到疫情下的地方和国家政府都瘫痪了才承认这个事实——它们必须先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事后看时未必是有效的。
如果要承认“没有人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真理，我们就应当倾听和考虑来自各方的想法，哪怕是许多一开始被认为完全错误的想法。
社会面临着一些比新冠病毒更毒、更致命的风险：科学行为与政治被混淆。目前来看，有一个极大的政策矛盾，即迅速并全面地重启社会与最大限度地进行居家隔离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不应被简化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谈话要点，虽然许多媒体都提倡这种简单化的叙述。
这些关键的决定应受到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科学见解的影响；它们应该能够被学术界自由辩论，而这些辩论不存在对不同观点持有者的侮辱和恶意中伤。检查和揭露利益冲突以及严重偏见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不应对很多行为做出罪恶动机的推定。
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数据和分析每天都在变化。有着不同学术训练、科学背景和态度观点的专家之间发生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却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决策者、学者和有兴趣的公众们的职责是考量不同的观点，并根据它们确定最佳的行动方案。少数派的观点即使最后被误解，也可能已经起到了平息民众过度热情或给予必要警告这样的作用。
科学共识很重要，但一些最重要的观点成为独立思想家（例如，观点一提出就遭受质疑的约阿尼迪斯）的声音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想劝大家接受他那有争议的观点，而是希望约阿尼迪斯，以及其他像他这样的“异端”，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亮在辩论桌上。
资料来源 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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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维奈·普拉萨德（Vinay Prasad）来自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是一位血液病学家、肿瘤学家和医学副教授；杰弗里·弗利尔（Jeffrey Flier）为哈佛医学院前院长，是一位内分泌学家和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