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与健康

发布时间：79年10月28日

C. C. Abt 编译俞辉

现在有实质性的证据表明，工业发达国家中死亡的主要原因都与生活方式有关。

过去情况的有所改善，主要归因于习性的改变和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寻求进一步的进展。

经济情况，健康教育，对实质上能享受到维护健康的一些看法和提供的方便，以及改进胎儿期的护理，都是些应该考虑到的主要因素，以便降低婴儿死亡率……环境和自我招致的风险，包括看法在内，是主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进一步使婴儿死亡率得到改善。

……自我招致的风险和环境，是在一岁和七十岁之间五种主要死亡原因中每一种主要或重要的因素。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改变环境，减少自我招致的风险，否则死率将不会有重大改善。

1975年，血管病变占整个美国死亡率的51%，癌占19%。这两种类型的疾病大都是由于习性和环境因素所引起的。

总的死亡数，比起中途夭折的损失来，并不是那样意义深长的。因此在制订健康政策时，与其单纯以死亡率为基础，倒不如以中途夭折的损失为基础。在做到这一点以后，由于习性和环境所导致损失的百分率是会稍有增加的。

我的论点是：七十岁以下的估计寿命的进一步提高，将最有效、最公允地来自与健康有关的生活方式，习性和环境改善的研究、发展和执行方面的投资，而不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投资。

这一论点并非旨在反对生物医学研究，因为生物医学研究对健康所作出的富有成果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这一论点的目的，是在目前利用与健康有关的改善生活方式、习性和环境方面的更有效的、有所抉择的投资之前，作为一个论据来反对生物医学研究方面超过目前水平的追加投资。

把与健康有关的研究和发展转变到习性和环境方面，并研究占突出地位的七十岁以下的人的死亡原因将会更公平些。目前最大部分的健康研究发展经费花费在疾病上，而这些病症如果以改善生活方式、习性和环境等（例如心脏病、癌、中风和事故）来解决，将会更易奏效些。

富人已经能取得有助于最有力地和最有效地增进估计寿命的一些信息和生活方式，而穷人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得到的。这样，对生物医学研究发展的进一步投资，将不适当地有助于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这些人已能对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利用达到最有效限度。大多数穷人和中等收入的人由于习性和环境因素，在他们能利用最先进的生物医学研究发展成果之前已经死亡了。

由于使用于健康的财力是有限的，任何对增加财源行之有效的政策对贫者都将比富者更有助益些，因为保健（或任何其他不足的）方面的财力分配，总是对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有更多的限制。

在美国，工作年限总的年损失（超过九百万人年），相当于在一万二千美元的中等年收入阶层里约占一千一百亿美元。在这种习性和环境下造成的可避免的工作年损失中，在美国大致每压缩10%，将节省一百一十亿美元。要改善把投资平均分配在习性和环境方面的预防保健上，只需要在每十亿美元的投资中把总情况改善1%就可以了。

就生活方式这一因素来讲，什么样的研究发展将最有成果？最多的投资应该用于工作年限损失这一原因方面，因为它是最经得起变化的检验的（见表2）。

表2表明，事故、血管病变和癌共占可避免的工作年限损失的三分之二左右。被杀和自杀又占去了10%。就工作年限的每一种主要损失原因来看，它们都同习性和环境各方面生活方式因素有紧密的关系。与事故有最紧密关系的这种可改变的习性是饮酒、违法和粗心大意。与车祸事故有最紧密关系的这种环境因素是私人汽车、设在公路旁招揽顾客极为方便的卖酒场所和卖酒广告。

与血管病变——中年自由职业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死亡原因——有关的生活方式因素是饮食过量，脂肪消耗过量，缺少运动，吸烟和紧张。环境的作用是通过广告、物质享受的普遍方便（例如自动楼梯，电梯，汽车直放买物）和由于防冻盐类对水的污染所造成的居民高血压和噪声。

致癌因素包括吸烟，饮酒和有关饮食等方面。

被杀和自杀都是明显涉及犯罪和家庭纠纷。大量失业，宣扬暴力，以及相对忽视个人情感上的需要所形成的普遍气氛，都对这些死亡原因起着作用。

因此，生活方式与美国近四分之三的工作年限损失是密切相关的。倘若能够促成生活方

式和环境两方面的改变，每年也许可以节省八百亿美元。

对酒精和烟草利益的评价

对酒精和烟草的花费，也许是它们对消费者价值的合理估计（1975年美国消耗在酒精方面的是二百四十七亿美元，而烟草方面是一百四十八亿美元）。如果我们假定：工作年限损失的半数（1972年是58.3%）归因于车祸事故引起死亡，其中半数是由于酒后开车，那么单纯禁酒（需费二百四十七亿美元）所免除的工作年限损失约为五十亿美元（0.24×800亿美元×0.5×0.5），这也许是不值得的。

然而，比单纯禁酒更高明的政策还是有的。全国酒精的消耗总量，很可能只有不足10%直接与开车有关。如除去饮酒所造成的这一最有害组成部分，所需要的费用只有二十亿美元左右，一年可节省三十亿美元。

就烟草而论，对消费者所花费的一百四十八亿美元，不一定要完全归因于癌症所造成的工作年限损失的一百六十亿美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是肺癌。肺癌造成对工作年限损失的费用每年约为三十亿美元，远远少于花费在吸烟上的钱。

假如禁止一种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所失大于为改变那种生活方式在工作年限上的所得，那将怎样呢？作为一项公开政策，是否应该要求消费者放弃花费一百四十八亿美元的吸烟，而免掉工作年限方面的损失三十亿美元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这一百四十八亿美元真的是吸烟消费者的真正利益，或者只是出于消费者无知的一种短暂的人为现象。如果消费者完全认识到吸烟为工作年限所带来的损失，他们是否仍将在吸烟上花这笔钱呢？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用充分教育他们的办法来找出这一答案。此外，我认为，到那时烟草消费量将会下降，但不足以使市场上的交易总值少于健康上的花费。

这样的一种分析是为十多岁青少年的健康教育而提出的论据，他们的烟草消耗量只有一、二十亿亿美元。如果能劝说未来吸烟队伍的人不吸烟，那么未来节省（在工作年限上）将会超过所估计的费用，每年纯社会节约可达二十亿美元。

我们也应当把医疗费用和间接社会费用加到工作年限损失上去。以保守的估计来看，花费在肺癌上的医疗费用粗略地平均为中等收入损失（也就是每年另外要花三十亿美元）。不算治疗和工作年限损失费用，由于癌所耗费的间接社会总费用估计每人约为四万美元，或又是三十一亿美元。这样，美国吸烟的总社会和经济费用，每年是八十亿美元多。

可是，这仍然比花在烟草上一百四十八亿美元为少。有待证明的是：如果吸烟者都能完全认识到吸烟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花费，他们的消耗可能会降低。生活方式的“治疗”指出，这里是消费者的教育问题。

把家庭中儿童社会化，决定着许多终身的生活习惯，例如饮食、饮酒、运动和吸烟。在医学院校中对健康习惯作忠告的健康训练，可以变得和身体诊断与治疗选择一样重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