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前，你的曾祖母听到她的某个熟人显出精神病征兆时也许会悄悄地提醒别人：“病根在血液里！”如果追问究竟，她会引证受害者家属远达三代的病史：一位姑妈“曾被锁起来”啦，一位爷爷被目为“怪僻”啦。

三、四十年前，大多数美国精神病学家会把曾祖母的观点看作十足迷信而一笑置之。近年以来逐渐明确原来她一贯是正确的：病根确实在“血液里”。——或者，按现行的说法，在基因里。科学除了合理的怀疑以外，更证实了大多数严重的和某些不太严重的精神病部分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如果你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或狂郁症的亲属，你自己也许没患，但患的可能性显然要比一般人大。

曾祖母没有想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光是少数不幸者——都是行为遗传的继承者。

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精神病学的问世，这个想法过了时。弗洛伊德本人始终固执地认为多种精神疾病不但包含着肉体上的原因，也包含着心理上的原因（可是不一定来自遗传）。但他的追随者变本加厉，阉割了他这部分学说，一口咬定一切精神疾病，其根子都是心理矛盾。

由于五十年代发现了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抑郁症可以用药物治疗，精神失常可能既有精神上的，同时还有肉体上的根源的说法又开始流行起来。

某些证据已经从各个角度讨论了二、三十年，许多研究指出一个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缘关系越近，他或她患这种病的机会越多。

受到谴责的妈妈

弗洛伊德学派没有怀疑这些事实、简直有点不当一回事。另外有人辩驳说，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接触这一事实本身会导致精神错乱，接触愈密，错乱的可能性愈大。更有人归罪于所谓“产生精神分裂之母”——一个本身没有精神分裂症，但她的性格莫名其妙地会使她的孩子或别的接近她的人感染精神分裂症（为了某种道理，受到严重责怪的总是妈妈而不是爸爸）。

到此为止，争论相持不下。没有一方能为它的理论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更何况说服对方。然而在六十年代之初，海斯顿（Heston）发明了一种方法把遗传的影响与本身经历的影响区别开来。他挑出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所生而从小由精神正常的父母领养的孩子，海斯顿检查了47名这种领养的孩子——其中五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们精神错乱的母亲。与之相对照，在正常母亲所生类似的五十名领养的孩子中，经诊断没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

对所谓感情障碍的人：狂躁症和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做类似的研究取得了类似的结果。这两种病通常只患其中一种，但有时这两种病在一个狂郁症患者身上交错出现，这被视为同一病症的不同表现。在此场合遗传的影响似乎更大：同胎双生子遗传上的一致性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意味着如果其中一个患有感情障碍，另一个患同病的机会大于二分之一。

更令人惊奇的是发现遗传在酒精中毒和一种叫做反社会性格或反社会狂的特种犯罪行为中起着某种作用。

无论反社会狂或酒精中毒者（在清醒时）都并不疯癫，他们听得清楚也看得明白。他们尽干毁坏别人或毁坏自己的事情，好像有条不紊地学会的那样，而且据认为最可能是从近亲那里学来的。

然而，研究酒精中毒和反社会狂者的受别人领养的孩子，发现他们也都包含着遗传这个因素。以古德温（Goodwin）为首的酒精中毒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多样的酗酒者身上，无疑谁都会把这些人列为酒精中毒者。

于是，把这类人幼年就受别人领养的儿子与受领养的非酒精中毒父亲所生的儿子作了比较。整体上说，这两组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两样（都约有半数酒量属于中等），而发展成酒精中毒的情况却不一样，在酒精中毒者儿子的小组中发展成酒精中毒者多达另组的三倍半。而且男孩的是否成为酒精中毒者看来完全要看遗传：酒精中毒者父亲的抚养并不增加危险。拿古德温来说，对此毫不感到突然，他指出，在酒精中毒者身边长大，对防止一个孩子酗酒和纵使他酗酒的作用大概差不多。

反社会狂的病例特别耐人寻味，因为它和流飞行为有广泛的联系。未免失之过简地讲，反社会狂就是一个由青少年犯罪升级为成人犯罪的人（而大部分青少年罪犯不至于此）。

多数犯罪分子不是反社会狂。贪污盗窃分子、诈骗犯、政治流氓很少有过这种不开朗的性格。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事务中，感情冲动不顾后果的人同样很难获得重要的地位。唯独实质上所有反社会狂者无不是犯罪分子。

而且如对双生的研究和领养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犯罪分子。一次丹麦的调查，发现一个流飞亲本的男孩寄养在非犯罪者的家庭里，他本人发展成犯罪分子的可能性比一般大：而如果由他自己犯罪的父母抚养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然而家系中没有犯罪分子的寄养出去的男孩，即使领养的父亲变成了犯罪分子，也很少犯罪的倾向。可见家庭的影响似乎只能随同遗传因素起某种作用。至于是否单独环境一项能产生反社会狂还无所知。

如果遗传在所有这些精神疾病中起作用，那么，是怎样起的？就我们所知，遗传通过基因产生影响，基因随即决定着我们的身体制造什么化学物质。涉及到精神失常的化学物质大致是在脑子里传递信号的神经介质。要是这些化学物质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产生，发动推理，我们就产生正常的感觉和行动，要不是，或者产量异常，我们就变得不正常。

化学上的不平衡

到此为止一切言之成理。但接下来我们怎样确定何种精神病起于何种神经介质失常呢？

脑化学方向的研究者们同意这是科学方面常遭挫折的最困难问题之着手这个问题，许多心理学领域中非常有价值的动物实验几乎没有用处：老鼠和豚鼠（据我们所知）不会变成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者。研究活人的脑化学同样是不现实的：你不可能去打开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颅骨。研究者们不得不借助于间接的方法，从试验管中研究已知影响脑功能的“精神药物”的效用。他们发现成打左右据认为对精神分裂症有益的药物同样也阻碍神经介质中多巴胺的作用，反过来，据认为增加脑组织中多巴胺的药物（如苯界丙胺）可使精神分裂症恶化，甚至使正常人出现精神分裂症侯。

于是很清楚，精神分裂症是由脑中多巴胺过多引起的。但也不尽然！霍浦金斯大学的辛特指出断开闸刀开关消除危险的短路“并不意味着短路的毛病出在闸刀开关上——它可能发生在电路的任何一处。”那就是说，阻止多巴胺的药物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发动不起来的脑子里可能只起到闸刀开关的作用，必须进一步确定发动不起来的真正毛病何在。

复杂性还没有完。十年前，当只知道有四种神经介质的时候，把脑化学反常与精神病联系起来似乎困难但还有办法。可是今天，神经介质的种数已以数十计甚至数百计：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提出一种新的。

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化学家坚信，总有一天关于脑化学怎样对健康和疾病二者发生作用方面，他们将作出回答。作出这种回答，可使其他化学家得以设计更可靠和更少副作用的治疗精神病药物。但哪一种都不是下月下年就能实现的。

五分之一的可能性

当前关于遗传怎样导致精神病这一问题上的众说纷纭促使其他研究人员注意到其他原因：如遗传因素转化为实际疾病所必备的环境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也如此贫乏，主要仅被用于排斥另外一些较明显的可能性而已。因此，如所看到的，由酒精中毒者抚养长大的孩子并不增加他酒精中毒的危险，这对精神分裂者或感情障碍症双亲抚养长大的孩子也适用。

被排除在外的另一个环境因素是贫困对精神分裂症假想的作用。在三十年代，芝加哥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种病在贫民住区比在中产阶级住区远为普遍：文章的作者断言贫穷必然无形中有助于引起这种病。可是后来，作者之一在底特律做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研究，并断定先前的发现颠倒了因果关系。那就是说，人并非因贫穷患上精神分裂症；他们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才贫穷起来的。

至此，我们从纯心理学方面来讲到环境。但我们的环境同时是物质的，如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感染（或避免）的器质性疾病，我们为保持健康或享乐而耗用的药物，我们由于无法防止而摄入的污染物等都是。更有进者，与心理上的环境不同，物质的环境非从出生始，却还要早上九个月。妊娠期患病和服用药物可在物质上并精神上对胎儿造成严重损害：微妙的遗传影响似能产生破坏性不太明显但绝非小可的损害。

遗传因素

至此发现遗传在精神疾病上所起的作用提出了比它回答的问题还要多的问题。而它所回答的问题中有一个恰恰特别和正常人有关：一个人可以和精神病血缘的人——即有遗传缺陷的人结婚生孩子么？他（或她）会不会也精神失常？这种婚姻生下的孩子又会怎么样？

对精神分裂和狂躁症来说，回答很清楚——也是很鼓舞的。这两种疾病通常在三十岁之前发作，所以已经年过三十的人不管遗传怎样，大致不成问题。这种人所生子女健康的可能性甚至更大。抑郁症——它和狂躁症发生在同类家庭里——通常在较晚年龄出现：多数患者能过正常或接近正常的生活，他们的子女也一样。对于确实患有严重精神失常的患者（不一定起因在家庭里的），其后代的危险性就要大些，但这种人在任何场合都是可怜的婚姻冒险者。并且如所料想，如果男女双方都有精神病——只要是同一种，则危险性也更大。两个有精神分裂症亲属的人，尽管本人正常，但也冒着一定的生下精神分裂症孩子的危险，虽则孩子没有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约达五比一。

遗传继承肯定有助于决定我们将痴痴呆呆还是保持心智健全、遗传看来可对我们的性情脾气、爱好和特性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男男女女肯定不仅仅是他们基因的总和，——但此外又怎么来着，有待以后分晓。

[Science Digest，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