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七十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迅速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从不同的观点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全球性的对策必须既考虑自然资源的保护，又要考虑合理地开发利用它们。
在公众看来，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环境年代”。美国纽约时报的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新闻涉及范围的扩大，它论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文章加在一起，从1960年的153篇增长到1970年的1568篇。
国际管理机构和非管理机构的活动也与日俱增，这与公众急剧增长的关注是相适应的。1964 ~ 1974年执行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就曾让非管理性科学研究团体参与“生产能力和人类幸福的生物学基础”这样一种全球性研究。欧洲的一些团体、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都在七十年代建立了环境委员会或制定了环境计划，或二者兼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设立了一个有关现代社会挑战的委员会，带有强烈的环境色彩。
支配这一切的是1972年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称为“斯德哥尔摩会议”。这是第一次专题的联合国会议。它促使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在一起考虑人类的环境，增长中的世界人口和日益进步的技术文明对环境的影响，如何发展才能避免前几十年里发生的一些环境性灾难以及那些新的环境灾难，例如沙漠地的迅速扩大，这个问题后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后不久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些新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世界组织的不同地区对人类环境有着极不相同的理解。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在空气、海洋、河流、湖泊和陆地的“自然”世界，还有与他们相依存的植物和动物世界。由于化学污染影响了这些系统，也由于无计划和无控制的发展损害了野生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在热带尤为如此，他们感到惊慌。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正视的是开始被称作为“贫穷污染”这样的东西。这种污染的表达形式是短的预测寿命、肮脏的居住地、不充足的粮食和水的供应、无污水系统，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培训等，而没有这些条件，发展援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国家的政府把发达国家专心于防止污染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做法视作为不切要害之举，甚至有的看法更坏。他们认为：污染主要是发达世界引起的，而且那些造成污染的国家也有足够的财富用来消除它。同时，他们还把对保护如像热带森林这类东西的关切看作是一种对发展的威胁，而发展对于他们国家容纳和供养急剧增长的人口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人口结构
由于有些人对人口问题的分析不是那么中肯，激起许多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产生了一些很深的忧虑。忧虑之一是：人口增长将是如此之快，而且会如此之大地超过生物圈的容量，以致最后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场大灾难。过去十年有了些比较令人放心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以上分析是不准确的。
虽然世界人口一直在连续不断地增长，1980超过了44亿，而且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增大了，但是增长的速度减慢了。在六十年代头五年里，年增长率是19.9%，而到1975 ~ 1979年，年增长率就下降到17.2%。只有非洲例外，在这十年里增长率逐渐上升到29%。关于是家庭计划还是社会经济增长是阻止人口膨胀的关键一直有争论，这一争论已解决，主要原因是一些发展表明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尽管如此，这十年在比较发达和不怎么发达地区的人口结构还是很不相同的。在发展中世界里，人居住地分布的一些重大变化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一点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并没有充分估计到。五十年代，发展中世界里只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400万，这就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到1975年，这样大的城市已达17个，而发达国家里只有13个。按计划推测，到2000年时，在发展中国家里这样大的城市将达到63个，而在发达国家里将只有25个。
在今后20年里，发展中世界的都市人口很有可能增长一倍。这种增长速度已大大超出了服务设施的负荷能力，以致在1980年在发展中世界的大型城市中有20%到80%的人口生活在只有简陋小屋的市区里，其中许多没有足够的水供应或无污水处理系统。水供应有了一些改善，1980年有75%的世界都市人口已有安全的水供应，而1970年只有67%，但有保健设施的比例却从71%下降到63%。在郊区，有安全水供应的比例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一倍，但在1980年还停留在只有29%上，同时只有13%的有保健设施。到七十年代末有一点已经很明显，除非迅速加快步伐，1980 ~ 1990年“饮水和卫生十年”的目标就会落空。
世界人民在卫生方面继续经过了一种广泛的变化。在预测寿命值与国家的财富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的关系。在发展中世界里，尽管已经成功地灭绝了天花，但传染性疾病仍然是生命的巨大威胁；六种最严重的传染病每年夺走了500万儿童的生命。寄生性疾病，尤其是疟疾、血吸虫病和盘尾丝虫病仍然在蔓延。七十年代出现的干扰性趋势之一，是疟疾病虫传病媒介对杀虫剂的抗药性日益增强以及寄生虫对药物的抗药性在增长中。病毒性疾病仍然广泛分布，而营养不良仍然是许多死亡和疾病中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在发达国家里正好相反，传染性和寄生性疾病相对而言是不重要的，剩下来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和癌症等，它们是生命的主要威胁者。富裕使人们过度肥胖和过度纵饮酒精饮料，从而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而吸烟也曾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某些发达国家的政策曾使烟草制品的消耗量在七十年代后期稍微下降过一些。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关心的主要环境卫生问题是工作环境的化学污染、食品和水中的致癌物质、污染通过食品链对人健康的影响以及同温层中臭氧浓度的变化等。
能源与工业
过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是有关能源供应思想方面的革命，这也是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人们没有预见到的事。1970年时，人们认为石油是一种便宜的、全世界均可使用的燃料，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到这十年末，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把它们硬通货收入的25—65%耗费在石油进口上。以不变价格计算，在1972年到1974年间石油费用增长了两倍，后来变得便宜了一点，但在1979年和1980年又急剧上升。世界能源消耗在1970年到1980年间上升了30%，而增长部分中的大约80%又是属于发达国家的，在这些国家，每人的商业能源消耗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15倍之多。
但是，这一统计忽略了世界能源系统的另一重要特点，这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所用能源的95%之多是非商业性能源。这些能源中有薪柴、农作物的废物以及动物的粪便等，同时动物和人的体力也是一些较大的动力来源。薪柴的收集花去了这些国家贫穷人民越来越多的力量，而从山坡上挖取树木又加重了土壤的侵蚀。七十年代末，虽然发达国家在分析研究现在许多人预言的“石油后世纪”的替代能源对策方面取得很好的进展，但对这个问题却无什么现实的解决办法。人们找到的替代能源对策，包括使用可更新能源和增加使用煤、焦油砂、油页岩和核燃料等。
七十年代初期，人们总是多少把工业看作是环境剧中的首恶分子。但到了七十年代末，人们就已公认工业有可能有效地阻止产生不可接受的污染。有些国家曾经做过估计，要满足令人满意的标准，所花的费用仅是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1—2%。有些工业部门在没有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就已大大减少了排出的废水废气。很清楚，如果施加切合实际的控制，工业技术发展社会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仍可以继续成长壮大。
运 输
尽管有过能源危机，运输业和旅游业在过去十年照样增长很快。国际旅游者人数在过去十年增多了1亿人次，由1971年的1.8亿人次增到1980年的2.8亿人次，其中大部分是欧洲富裕小国相互交往的结果。这种交往对环境来说是一种好坏混杂但福多于祸的事。从好的方面说，它推动了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风景优美地区、历史城镇和建筑物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它也产生了弊病，它使旅游胜地畸形发展，人们过多有害地涌向这些地区，扰乱了其它地区的地方文化，而且人们把资源不是用到有生机的局部地区的发展上，而是用到别的方面去了。
与上述情况相当类似，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有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既是有利的，但又是有害的。陆路运输车辆的大量增加用掉了陆地地面，并产生出噪音和污染，车祸伤亡也急剧增长。铁路和海洋运输也增长了，航海船只1980年比1970年增多20%，船舶吨位增长77%，而油罐大小的增大更是显著，但这些船只产生的污染却无类们的趋势。
航空运输也增长了。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有些人曾经预言：高空飞行的超音速飞机将会破坏同温层的臭氧，但这十年的事实证明并未出现这样一种环境威胁。部分原因是由于能源危机，只有很少量这样的飞机在飞行。
人们很难说清增加军备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如何。有一点倒是很清楚的，过去的战争破坏了环境并留下事后未探测清楚的武器和其它的残迹，而这些东西是连续造成损失和需要花钱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讲，备战行动蕴含着一种对环境的威胁。
武器试验也引起局部的破坏，而且头几年里，核装置仍然在大气层中试验，造成总的辐射水平升高。在1970年到1980年间爆炸了469个以上的装置，其中41个是在大气层中爆炸的。最后，大量物力和技术人力投资花在军事备战中，其中包括世界研究和发展人员的40%，必然要抽走一些本来可以投进环境上完善的发展中的资源。但是，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些简单的选择的现实主义是值得怀疑的。
大气污染
在过去的十年里，正如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预料的那样，二氧化碳的浓度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事实并没有证实随之会产生气候的变化。对这些二氧化碳的来源，特别是对究竟是燃烧含碳燃料重要还是森林被开垦后有机物质的氧化作用重要一直有争论，尽管人们一般认为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变化在哪些地方、又是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气温和降雨量等问题仍然未有定论，现在仍然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和ICSU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主要出发点。这些可能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还有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燃烧化石燃料是切实可行的，因而使这种效应减至最小程度等问题，仍然只是些纯理论探讨的问题。
与此类似，早在1972年人们就已广泛地预测过同温层臭氧的损耗，但是此事人们还一直没有用仪器探测到。有些人坚信，尽管同温层飞机飞行的规模尚不足以引起这种变化，但累积在同温层的氯氟化碳的光分解作用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效应，他们预测八十年代初期将会探测出来。七十年代对CFCs的制造和使用进行限制，这是一种预防性措施。
大多数人承认，在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一项瑞典事件研究中所描述的酸雨，现在已被确定是一种真实的环境现象。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西欧和北美东部的降雨和雪中的硫酸和硝酸的浓度似乎都有所增加。其结果看来的确是淡水系统在生态上恶化了，尤其是湖床是硬晶岩的湖中鲑鱼绝迹了，大概是这些地方对酸雨缓冲能力很小的缘故。酸雨对土壤和森林的影响还很不清楚。
人们已经知道降在加拿大东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酸雨来自何处，这就是长途运输二氧化硫及其产品的结果。但是损失的代价和可能整治办法的效率仍是不断争论的问题。
在发达世界里，都市的烟雾在过去十年里减少了。近地面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浓度，例如在伦敦和其它大型城市，已经降到致命和致病效应在流行病学上可检测点以下了。在洛杉矶市和其它城市的光化学氧化剂的水平下降了，其原因是这些城市已对石油发动机运输车辆的排放施加了控制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正在不断扩大中，其空气质量在今后年代里很有可能还会不断下降，并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增大。这些城市的烟尘产生于许许多多的低效燃烧。
海洋污染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许多人曾为海洋污染而担忧。虽然全球的监测结果并没有证明这是可能出现的，但1981年又有些理由说明对海洋维持正常状态有必要持谨慎乐观态度。一个理由是捕鱼量在六十年代继续增长，1970 ～ 1971年超过了7000万吨，尽管其后中间有几年下降过，但在七十年代末仍然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十分明显，过度开发渔业资源是捕鱼量达不到最高渔业产量的主要原因，世界渔业对策（1980年）经过辩论坚持认为，如果管理得更好些的话，最高产量可能比1980年的还高1500 ～ 2000万吨。
有些预兆表明，这样的管理正在改进之中，部分原因是沿海国家正在从其海岸直达200英里水域里日益加强捕鱼量的控制。捕鲸量是斯德哥尔摩会议人们关心的另一问题，但现在它已减少。
海洋污染的确降低了一些近海水域的生产能力，而近海水域由于是许多商业鱼品种的繁殖场所，它们的重要性决不可按其面积比例计算。污水、农业化学药品、金属和石油属于最值得注意的污染物。但是，七十年代的权威评论却得出结论说：根本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很有限的近海范围之外的海洋生产能力或鱼储存量由于化学污染而有所减少；也没有证据证明，漂浮在海面的石油曾经减低过年轻人加入渔民和水生贝壳动物养殖者行列的速度。
但是，石油污染确实仍然是造成许多海鸟死亡、许多令人不快事件以及对观光事业表示担心的一个原因。要指出的是，石油污染中只有大约5 ～10%是油罐事故产生的。现在还无证据表明，石油污染构成了对海洋生产能力和生态平衡的威胁。
在过去十年里，人们又关心起一个新的环境问题，这就是在沿海地区和海床上进行开发产生的影响，在这些地方人们正在开采石油，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在热带地区，由于近海发展的范围十分宽阔而已改变了红树沼泽地和珊瑚礁的原状，但是还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
在内地，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上的淡水是一种资源。它们的利用，尤其是在灌溉农业中的利用增多了；而在阻止与管理不善灌溉系统相关的盐分和碱化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尽管总的说来水质并没有很大的改善，但在发达国家里污染控制还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严重受影响的英国河流的污染面积减小了，美国东部的伊利湖也证明：说它是死湖的报道是大大言过其实了。在内陆，世界渔业生产从五十年代的大约520万吨增加到七十年代的大约1000万吨。人造湖开辟成了新的渔场，当然它们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改变了下游的水文状况、扰乱了局部地区的原伏，并产生出一些新的水生疾病中心。但是，一般还是可以公正地说，在过去十年里世界淡水的状况并没有变坏。
自然灾害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自然灾害也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七十年代里，卫星监视更加可靠得多地指示出潜在灾难性热带暴风雨的运动情况，如果有社会机构对此预告作出响应的话，就会使这种暴风雨的灾难性影响能得以避免。在地震预报和防震建筑设计方面也有进展。在这十年里，其旱灾、洪水或火山爆发等发生率也不反常（尽管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其强度在历史上只记载过有几次，造成伤亡的人数最少有25万）。总之，说这十年在预报和减轻自然灾害方面有了一定进展是最适当的概括。
在这十年里，几乎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都有所增长。假如把1961 ~ 1965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基数，那么1970年是这一水平的123%，1979年是147%。
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使每人平均粮食产量的增长就少得多了，1970年仅增长7%，而1979年仅增长10%。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甚至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还没有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计算表明，要与今后20年人口数增长相适应的话，全世界粮食生产必须再提高60%才行；同时还有一点也似乎是再明显不过的，即这种增长很可能是靠更好地利用已建立好的农业区，而不是靠在荒野之地开创新的农场。
的确，尽管生产有所增长，但在这期间也损失了不少的耕地。都市化占用了50，000 ~ 70，000平方公里，而因土壤侵蚀、盐渍化和沙漠化失去的耕地则更多。在某些地区，高达一半的灌溉地遭到盐分或水淹的危害。由于不毛之地或半不毛之地状况的恶化每年又损失掉约60，000平方公里。
生产力的增强包括更多地使用肥料和农药；它们附带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害虫对农药抗药性的增强属于这十年间出现的新问题之列。我们肯定无力解决的另一问题是收获之后农作物的损失：在东南亚，这一损耗，尤其是霉菌的破坏作用而造成的损失，在某些地区竟然夺去了37%的稻产量。
农业向新地区的发展常常是由贫穷的农场主进行的，这种发展由于人口增长、沙漠化或占用多产经济作物地区等因素而不得不着力于边远地区，其结果必然是大量损害野生动植物。把热带森林开辟作为他用，究竟多大速度合适人们有过争论，现在转化速度的范围是700—1200万公顷/年。有些推断是比较令人吃惊的，它们断言说到2030年时这样的森林将不会有了。这样的推论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有一点倒是毫无疑义的，这就是许多可能是很富产木料也保持着一些未被认识的但可能是潜在有用品种的陆地，正在被人们不经济地开辟转化作为它用，而且世界的原生资源的确是正在逐步枯竭中。“世界保护对策”的中心议论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原生资源的保护必须在计划周到发展工作的始终予以保证。要做到这一点，教育和培训是关键。
人——环境系统
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多有关人——环境系统性质方面的知识。一些非管理科学家通过“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强调了一个问题，这就是陆地上和海洋中的碳、氮和磷、硫的主要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之间相互有关联。很清楚，人类的活动都在以一个越来越大的规模影响着这一切循环。
1980年，人类活动向大气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占绿色植物光合作用中所用量的10%。1980年，人类在燃料燃烧和肥料制造中产生了大量的氧化氮和硝酸盐，其量是生物圈自然产生的一半那么多，而产生的二氧化硫量比从分解中自然释放出来的还要多。其它互连关系的地区性很明显，如在某一地区海洋表面温度的反常就和另一地区的气候形式有关，在硫酸盐和硝酸盐排放到某一工业地区之后，却在离得很远的地方下酸雨等。
我们还必须面对该系统中人类这一部分的局限。七十年代，许多国际机构开了许多高水平的会议。会议产生了一些公约和行动计划。斯德哥尔摩会议就直接产生了一些公约，其中有制止在海洋上倾卸化学废物的，有管制毗连陆地污染海洋的，有防止海运引起污染的，有交换有关情报和反对长途运输大气污染物危害的行动计划的，有制止制造和使用氯氟化碳的，有阻止沙漠化的，有保护世界原生资源的，有保护野生动植物生长栖息地和停止进行已受到危害品种的贸易的，有保护世界风景和名胜遗迹的——名目繁多，在此只能举出其中一些；人们还看到，这十年联合国的大量议事日程就是讨论和采取行动制止军备竞赛的。
七十年代初期，人们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相信世界上的管理机构并且相信这样的假设：一旦人们同意像这样一些行动，它们就会被付诸实施。这些协议中有许多协议，如制止沙漠化的行动计划，有着很牢靠的科学基础，但是还是没有导致得到必要的改进。其原因一方面是缺乏资源，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和政治承诺。
其它许多进展，如使用在所谓“绿色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新高产作物，也只是在那些教育、培训和社会组织首先让它的人民做好准备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在发展中国家里的健康保护系统、良好的居住区和服务设施等方面，情况也与此相同。
其关键就是可以称之为“应用差距”的东西。环境受着那些我们可以称作为“经营者”的人们的直接影响，这些人中包括有农场主、林务员、渔民、猎人甚至还有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者。他们远离上层的政府立法者、国际协商者或研究科学家。
如果科学家的考虑打算改变在此基础上会真正偶然发生的事，那么科学的远见卓识必须通过顾问们的评判而写入正式文件。局部水平的管理必须与长远的环境目标相适应。
[Chemistry in British，198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