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科大学生叙述她成为医生的既充满艰难又获得成功的经验。
我作为医科大学生在医院急救室里夜间初次值班的某一天晚上，第一次医治创伤面积如此广泛的病员。警察带来一名妇女，这妇女自己猛砍腕部而企图自杀。我在她的腕部注射了局部麻醉剂，然后，在医生指导下，开始在其伤口缝了二十多针。
我整整花了二个小时完成了手术，这个时间对于一名实习医生来说是冗长的，但是，这次手术给了我一个机会与那妇女谈谈她的生活和她为什么猛砍自己的腕部进行自杀。她对她所造成的麻烦表示歉意。
她砍断了腕部肌腱，因此我将它缝牢并且要她在矫形诊所继续接受治疗二个多星期，以便诊所医生能够对腕部肌腱进行严格治疗。某天我刚巧被委派在矫形诊所继续治疗她的伤病。她看上去情绪非常良好，不再那样抑郁沮丧，而且她一看见我，立刻记得。我当然承认这是事实。我感到我帮助她进行的治疗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当我在克利夫兰CWRU（Case Western Reserre University）医科大学读三年级时，开始感到能够选择医学这一职业是我个人的满足。但是我也发现，医科大学生的生活远不像电视剧中所描绘的医生那样富有魅力。接受医科大学的教育是令人筋疲力尽的学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在医院里进行职业训练的。
在一、二年级，我们基本上在实验室和课堂里花费自己的精力。在一年级，医科大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生理学和解剖学以及用显微镜观察组织，学习关于正常的健康状况下的人体的知识。一年级末和二年级全部，学习病理学——疾病状况——和疾病怎样引起正常身体状况发生变化。
对于我而言，医科大学起先的二年与在预科学院里相似。我大约上午8点到学校，和我的同学一起听课或者在实验室查看幻灯片、解剖尸体。在下午，开始从事实验室工作或听我感兴趣的选修课，课余时间和晚上部分时间我在图书馆或在家里学习。
在起先二年期间，我们与病员开始某些接触：学生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替病人工作。例如，CWRU医科大学在克利夫兰地区拥有六座医院，需要一年级学生在其中一座医院里度过几个晚上观察产妇分娩，事实上，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月就进行助产。我将永不忘记我在分娩室的第一次经历，在产科医生接生后，她将婴孩交给我抱牢，同时割断脐带，对我来说，这是开始当医生的非常实际的体会。在母亲顺利分娩一个健康的婴孩后，我能够做一些容易的事情。
除了观察分娩这样的简单事情以外，每届一年级学生被CWRU医科大学委派去观察怀孕妇女的变化情况。在妇女分娩后，学生在医院门诊医生的指导下负责照管婴孩二年左右。对于被指派给我的母亲和婴儿，我像医生一样行使职责。假如婴儿患病咳嗽或者哭闹严重，母亲就通知我。我就对婴儿作例行检查和免疫注射。当然，我的工作得到有经验医生的密切指导，与我讨论病例的所有方面，指点我怎样处理发生的问题。
医科大学学生必须学习怎样体格检查。因此，在入学第二年期间，当医院替病人作体格检查时，我每周花费一个下午对病人进行体格检查。
但是在入学的起先二年，我们花费在病人身上的时间非常有限。我始终相信作为一个好医生重要的是与群众，特别是与病人保持密切的关系。然而我在医科大学起初二年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书本与课堂上。在图书馆里花较多的时间学习是重要的，医科大学生必须这样做。但是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费劲的。
我的许多同学认为应该采用同样的学习方式。然而某些人有着特殊问题，我的朋友R · 伊根（Rita Egan）是生物化学哲学博士，但她为了成为医学博士而重返学校，因为她相信，医科大学的训练对她今后的研究课题会有所帮助。她说：“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自己是一名老学生，到三十岁，我才不需要常去课堂学习。”
二年级学生M. 芳（Michael Fine）发现他入学以来从不学习有关医学的一切知识是令人为难的。每位学生必须在保证充分学习与供给做其他事情的时间中划分出适宜的界限，他说：“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令人感到内疚——我总是可能去阅读其他东西。”
许多医科大学学生发现体育活动有益于帮助他们娱乐。某些人欢喜打篮球、跑步或散步。我喜爱的运动之一是游泳，在我入学的最初二年间，每天中午在我们学校游泳池里游泳。
我控制好其他影响我学习的活动。例如，我与五个人住在远离宿舍营地的大房子里，他们中没有一人是医科大学学生，有时我想与我住在同一房间的人或另外的朋友去看电影或聚餐。我也做些志愿工作，例如在克利夫兰的一所免费诊所当妇女顾问。
即使学校管理人和指导教师向我们转达这个信息：进入医科大学的学生将成为医生，但是几乎每个医科大学学生感到非常紧张和压力很大。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医科大学预科和学习其他学院课程时被淘汰，而医科大学选择仔细认真，对每个学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以至可能平均140个人的班级有一人将不能完成学业。令我高兴与宽慰的是，在我二年级后，拘泥形式的课堂作业结束了。
在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的全部时间开始在学校附属医院工作，在哪儿，他们在五个医学大科中的每一科：内科，包括人体发生的所有基本疾病；儿科；产科和妇科，包括分娩和妇女生殖器官疾病；精神病科，分管精神疾病；外科，为所谓的职员研讨会服务1 ~ 3个月，大多数职员研讨会是替病人工作和专题讨论的联合体。
学生们不期望精通职员研讨会所讲授的课题，但是希望理解各种专业领域的知识。在医生指导教师的指导下，他们学习处理日常工作，例如难产。他们也学习处理复杂的事情，这些复杂的事情大多提交专家解决。此外，职员研讨会给学生考虑他们可能想进入的专业领域的机会。
大多数学校的四年级学生也是为职员研讨会服务的，但是选择一至几个他们希望继续学习的领域，在CWRU，我们也有二个月在克利夫兰地区门诊所度过，在那里，我们发现比我们在医院为职员研讨会服务期间严重疾病所见少得多的广宽区域。四年级学生花费休息时间继续深入他们选择的任何领域，例如心脏病、肾脏病、神经病或者特殊的实验室研究领域。
我心脑中早有一个观念，当我为第三年的职员研讨会开始服务正好是1980年秋天，我将成为一名医生。当历经各种各样不同的职员研讨会时，医科大学学生经历学习治疗病人的过程——怎样缝针，怎样插入进食管，怎样抽血和输血。医科大学的格言是：观察一项、实践一项、教会一项。这句格言确实如此，你观察某人治疗病人的过程，然后你在医生的指导帮助下治疗病人，最后你教会其他人怎样治疗病人。
我经历的第一个职员研讨会是外科学，它使我紧张不安，我来到医院，对于指导教师期待我做的，我一筹莫展。不久，这个职员研讨会有关主管学生的外科医师找到了我，并带我到外科做手术的房间。“请你进行手臂消毒（穿上外科手术室消毒衣服）然后进入手术室并观察手术。”他说。在第一个小时内，我在手术室内看医生施行一个腹部与腿部动脉患病的病人移植血管的手术。
起先，我站在手术室的后半部。这样，我感到会错过观察手术的机会，在那天，后来我实际上参加了手术。有一个病人在近胰腺处患脓肿。外科医生切开脓肿并排除因感染而出现的脓水。
医科大学学生在外科所做的工作是进行无生命危险的小手术。我们握着手术刀切断缝线或抓住牵开器打开腹部周围的皮肤。对于指导医生所期待我做的，我担心做不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第一天我所做的是剪线，并且也没有问题。自从我5岁后就开始做针线，所以我自认为，“我能够割线”。
在外科研讨会时，我的工作时间通常在上午开始。医科大学学生与实习医生（第一年当医生）和住院医生（离开医科大学2 ~ 3年）一起检查病人。例如，我们检查发热和外科手术后复原病人的剖腹感染的后遗症。
上午7：30我们进入手术室，在那儿工作到下午2点和5点（依事务忙否而定）。在这以后，我们巡视病房再看望病人。每周第三个晚上指派我全夜留在医院处理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在内科研讨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上午8点到9：30接待病人，医科大学学生与楼面上工作的所有医生一起讨论医学专题或特殊病例，我花费白天的休息时间与我的病人谈话和替病人做各种各样的试验，例如取血、取尿样或者将针头插入静脉管。
我在内科研讨会期间，发现内科医生总是不能治愈病人，我看到的许多具有慢性病的老病人，例如关节炎，肺病或骨骼病，或者某些另外的病态情况。医生们能够给这些病人医疗并试图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但是内科医生不大能治愈他们的疾病，所以对于高度期望帮助病人解脱痛苦的一名医科大学学生，承认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所有医科大学学生在他们职员研讨会期间必须在医院急诊室度过一段时间。在1980年秋，有二个星期我每隔一天做通宵班。学生们有机会在急诊室里看到许多事情：从意外事件到持枪杀人和心脏衰竭。在早晨，我们一般替病人拆线，这些病人已经治疗了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在白天，有各种紧急情况会发生一折了臂的小孩，断了手指的工人，被火烧伤的人，因提重物而扭痛了背部的家庭妇女，甚至具有严重传染病的人。晚上我们注意较多的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可能由于在夜晚的街上有较多的喝醉酒司机。在凌晨1点和2点间，我们看到用枪，刀或拳头格斗的人，以及由此而一起受暴力危害的人。
在急救室，我有时候发现我的职业责任心和态度，因我对病人的个人好恶感觉而受到挑战。虽然医生的目的是帮助病人，而不是鉴别他们的品质性格的好坏。但是我要照管因为用枪格斗或由于某些其他的激烈行为而被警察逮捕的人。这些病人常常给我带来工作上的麻烦，尤其是在他们喝醉酒的时候。在拂晓，我由于差不多工作了24小时，人感到累乏，困难的是一个医生不管病人是谁都应提供优良的服务。有时候我很气愤，我想：“我在这儿是因为要帮助你，但是我不能勉强为你做这样的事。”然而，我自己又意识到，使我工作时间这样长久，身体这样疲倦，这不是病人的过失。
不管怎样，我的大多数病人是很好的，事实上，大多数病人在我的医治下精神面貌愉快，还能就座和谈话。在我工作的第三年，我开始感到我好像为他们做了一点有益的事，从而我也开始感到理解医生的职业了，以前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的事实（这些事实形成了大新闻）是模糊的，但是在我成为医生的训练中最终却成为成功的焦点。
1980年，美国大约有64,000名医科大学生，根据美国医学会联盟统计资料，每年大约16,000名学生进入他们所属的122所医科大学，大约36,000人提出入学申请。
某些医科大学生被列入培养其成为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的名单，使得他们今后适合于研究和教书的职业。然而多数学生大学毕业后向获得具有实际临床医学经验的博士学位努力工作。学习医学的人在过了十年后他的水平才有大的变化。在1970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医科大学生是男性白人，到1980年，25%是女性，7%是少数民族。1955年，我出生在纽约附近的伊尔维顿（Irvington），我的童年是与母亲、父亲和哥哥一起度过的，当时我们住在纽约市外面的新泽西州城镇稍许偏北的地区。
我的双亲一直希望我当一名医生。直到我在高中时，当我所非常钦佩的物理老师鼓励我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时，我不相信我有自然科学的天才，甚至不相信我会喜欢自然科学。然而我在高中毕业前的夏天，我对医学发生了兴趣，并且最终使我下定决心选择医生为职业。国立科学基金会派遣有才华的高中学生到各种大学集中学习夏季科学课程。我的高中物理教师帮助我进入1972年夏季在纽约州利萨克（Ithaca）的康奈尔大学的物理课程。
那年夏天，较大范围的洪水袭击纽约州，我参加了救灾的志愿队，我跟着满载着其他学生的汽车向灾区飞驰而去、到达灾区后从被洪水淹没的房子里搬家具并帮助灾民重新定居。在回来的汽车上，我开始考虑这一点，我虽然不是非常幸福地居身于大学讲师和研究人员的行列中，但是为灾民工作的那些日子我感到幸福。当然，我仍喜欢追求自然科学知识。通过救灾活动，我得到了许多感性认识，产生了成为医生的想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将相关的两件事协调一致，当一名科学家必须包括为人类服务。
1973年，我在马萨诸塞州（即麻省）坎布里奇（Cambridge）的Radcliffe College入学，我没有进入正规的医科大学预备班。换言之，我主修科学史，特别是集中注意力于医学史，我感到对我来说具有广博的教育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对历史和政治理论非常感兴趣，我知道我在将来长年累月的时间继续花在医科学习上。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开始在Redcliffe大学学习，所以我就挑选对于获得医科大学生毕业资格的必修课程——一学年基础生物学，一学年基础物理学，一学年无机化学，一学年有机化学和一学年数学（某些学校是必修的）。
为医科大学准备的大学基础课程学习，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我同意关于医科大学选择少数自然科学课程作为基础课的想法，医科大学从早期阶段开始教学并教你所需要了解的知识。但是，另外的医科学生说，他们很乐意在大学选修很多基础课，因为对他们而言当一名医科大学生是不费力的。
医科大学的教育费用真大：在1981年，从一年需1,000美元的某些州立大学到一年需15,000美元的乔治敦大学。CWRU医科大学一年平均近6,000美元；但是还必须考虑其他的附加教育费用。房租、食品、衣服、仪器和购书，我总的花费一年在10,000和12,000美元之间。
每所学校都有资金援助办公室帮助学生筹措他们的教育经费，筹措资金的范围从普通银行贷款到政府专门计划拨款，例如，我被安排在国家健康服务机构中供职三年，联邦政府计划讨论在缺乏医生的区域提供医生，换句话说、政府支付我的教育费和每月给我供花费的480美元。但是许多医科大学的管理人员担心在将来对医科大学生提供医学教育的经费变得日益困难，因为联邦政府削减援助资金和其它形式的筹措资金。
对于培养医生来说，在医科大学所受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许多新医生决定专攻儿科、产科、妇科、精神病科、外科或内科，挑选专业领域后，他们进入高级训练阶段，在高级训练阶段学习时间多少要依赖专业领域而定。对于普通外科学，需5年；对儿科学和内科学，需3年。高级训练阶段，学生在护理医生的指导下，要在医院照料病人。这些医生一直跟随这批学生到训练结束。
高级训练阶段的职责与医生一样，但是他们还是处在密切的指导下。大量的教育在高级训练阶段进行，护理医生带教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除医科学生例外）。高级训练阶段结束后，医生（即刚结束专业的学生）可能开始行医或继续进行专业学习，例如神经病学或心脏病学。
我在学校里四年级时完成高级训练阶段，为了这一目的，建立真像计算机处理数据一样复杂的系统，学生们将他们在高级训练阶段介绍的机构列成表格，而这些机构实际上也将学生列成表格，学生们在高级训练阶段介绍的机构对于他们的工作申请和应用审查是基础。在五月的某一天，学生们讲抓住“五月”，在那一天每个申请人得到与他（或她）相适合的职业介绍信。
在高级训练阶段我对职业病感兴趣，以至成为使我去工厂工作的条件，在那儿没有这样多我们可医治的疾病，但是我相信我们为社会防止这种疾病发生的工作可开始进行。我希望在公众的诊所工作，与其为特殊的工业服务，不如试一试与照顾群众的健康相结合，教育他们懂得职业病的危害。
高级训练阶段新近建立培训防治职业病医生的专业，它包括内科医生三年训练计划，再加之一年学习专用于治疗因化学或其它种类农药引起的职业病的知识。在最后一年，住院医生学习检验和预防疾病的方法，另外还学习研究技术，以便帮助他们确定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疾病。
虽然我的职业训练计划没有包括实验室研究，但是我能够在另外的重要研究领域做某些工作，包括将经过艰苦努力被确定病因的特殊疾病的许多病例做成文件或影片。这似乎有点像所谓流行病学的统计学研究。通过流行病学的试验，确定在一定范围的一群人中为什么发展某种疾病的原因。例如，某项统计资料能表明生活在部分区域的人们关于某种罕见形式的肿瘤具有高度发生率，该肿瘤的大多数牺牲者是在本地化工厂里工作的。然而医生的研究可能追踪到致癌原因是工厂的一种特殊化学物质，并想出办法保护工人免受该化学物的危害。
我在这个领域已经进行这项科学研究。我是美国医科大学生协会（AMSA）的职业健康工作组织的主席。AMSA有25，000个成员和大约12个工作组织，这些工作组织分属令人感兴趣的专业领域，在这些专业领域里，向学生暴露出许多在学校不能碰到的问题，我的工作组织创办了研究环境因素引起疾病的办公室，并且为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学生创办了夏季职业课程。
我盼望我将来的职业是医生，选择医学为我终生的事业，这一点我毫不懊悔。但是医学教育中有几件事，使我烦恼。我相信美国的教育体系能造就高水平的医生。但是，我也想、这些医生对于他们曾受过的医学教育有某些否定的意见。我与之谈话的人——学生、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他们几乎每个人均认为学生经过这一时期的教育培养是必需的，但是他们的部分生活是非常艰难的。首先，他们必须容忍长时间的学习，然后必须从医科大学三年级开始在医院里经过漫长的实践从而通过积极从事学术性工作的一段时间。
医科大学阶段，实习医生阶段和高级训练阶段不表示医学教育的目标。医生必须按照一直被准许的教育大纲进行工作。而管理这些大纲的通常是医科大学。医学处于永恒的变化中，医生需要认识新的药剂和经常学习新的药物知识，诊治方法和疾病理论。因此，科学地说，医生的训练永无止境。
任何一个想将医生定为终身职业的人，应花时间了解自己真实的内在因素。如果看到本地医生需要一个兼职的助手，去医院工作或许是无偿的。另外，对于医生和其他的保健医务人员需要对疾病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诊断疾病的能力，以及善于应付各种挑战，并具有适应职业的优秀品质。然后仔细考虑你的职业选择，如果你选择医生，你将发现很繁重的任务来到你的生活之中，并且要作出许多牺牲，尤其在学习与训练期间。但是医生职业在美国有令人羡慕的方面，不仅包括有把握的经济收入和使你在社会上受到尊重，而且比较重要的是，医生职业兼有热爱科学和帮助他人工作的机会。
[Science Yearbook，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