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我与林奈斯 · 鲍林的师生关系是从1946年9月开始的。当时我是从上海搭乘“梅格斯将军”号轮赴美国旧金山，这是二战后第二条由上海开往旧金山的客轮。到了旧金山我就到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进校不久，就见到鲍林教授。一见面我就对他印象很好，他知道我刚到美国什么都不熟悉，就帮我，建议我该上哪些课程听哪些课，并一直很鼓励我、关心我的学习、生活。我一生碰到的恩师有好几个，小学、中学、大学都有。自我与鲍林教授认识并跟随他学习5年，可以说他是我恩重如山的老师，他不但把我带到了当时化学的前沿领域一一结构化学，而且在如何做人方面也使我终身受益。
鲍林是1925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的。我到校时，鲍林已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1937年，原来的化学系主任诺伊士去世，鲍林接替他当系主任，那年鲍林只有36岁。36岁要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担任系主任也得益于当时的校长密立根教授的慧眼识才。当时的Caltech并不为许多人所知，许多人只知道MIT（麻省理工学院），而很少知晓Caltech的。加州理工学院与MIT不同之处是它以理科教育方式为主来培养理工科学生，这所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研究生的人数超过本科生。
鲍林一大特色是他看方向很准确，这与他专业的精深功底有密切关系。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当了9年系主任。听他的课与别人的课不一样，必须要自己先学书中的内容，而在课堂中重在以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来启发思路和工作方法。他撰写的《化学键的本质》一书被欧洲各大学视为化学的圣经，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学者至今对他推崇备至。
与鲍林有这过交往的人无不对他留有深刻印象，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专业学识过人，他的人品、人格也堪称典范。他爱护学生，对维护正义的事当仁不让。我当时刚到加州理工大学，不论在学习、生活上都遇到一些困难，作为系主任的鲍林教授不用我这个中国学生提出，总是很主动地关心我。我记得那时每逢周六，一般美国学生、老师都回家了，而鲍林往往利用周六到系里各个实验室去看看。而我周六都在实验室里，因此几乎每个星期六我都有机会见到鲍林教授，几句问候的话，对实验的一番建议常使我温暖好一阵。关于鲍林的人品我还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到这所学校前很多人都在传鲍林要获诺贝尔奖，事实上鲍林的名字已几次出现在诺贝尔奖的候补名单上。我去的那年又有好多人在猜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非鲍林莫属。结果发表时是瑞典的一位科学家。当时很多人，特别是丹麦的年轻学者都公开为鲍林打抱不平，而鲍林自己则心情平和。
47~48年，鲍林到英国出了一年。这一年里他学术上又酝酿了一个新思想。在此之前他对一般的分子、无机物的结构都已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至今仍是化学的基础内容。他当时因感冒躺在病床上，他反复思考小的肽、氨基酸的结构，从中得到一些标准的键长、键角数据，从这些数据他想到一个归纳出稳定的蛋白质二级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氢键在生命中的作用。慢慢地根据自己的思路，他最终搭出了蛋白质二级结构模型，其中有α-螺旋和β-折皱两种二级结构，不久都在球蛋白晶体结构中找到了。为什么1953年沃森、克里克能把DNA双螺旋结构搞清楚呢？主要是当时他们觉得DNA结构很重要，DNA结构可以弄清楚遗传的奥秘。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时鲍林有办法为蛋白质把α螺旋结构弄清楚，沃森、克里克认为开展DNA结构工作的时机成熟了。
鲍林本人也尝试过解开DNA结构之谜，但他最终未能成功，失误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当时由于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学术活动受到限制，未能及时看到英国富兰克林取得的DNA的X射线纤维图，而在这个图上DNA之具有双螺旋结构已经昭然若揭了。鲍林当时连护照都没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些DNA结构的X射线纤维图，导致认识上的失误。鲍林对这一段历史一直持十分严谨的态度。1979年在一次檀香山会议上，有人提出，当年DNA双螺旋结构应该可以由鲍林得出的，但鲍林说，科学上的发现是谁作出的就是谁的。沃森和克里克一直很尊敬鲍林，沃森称鲍林是美国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的确如此，当代化学的几乎所有重大进步，都与鲍林有关，如酶是怎样起作用，鲍林1948年在Nature《自然》上对此的阐述至今仍是经典准则。
鲍林对中国学生很友好。1951年我提出要回国，他一开始有些不理解，他说他十分喜欢我，问我为什么不留下来。我说我来时就准备学成后回国，到学校里教书去。他建议我再留一段时间。事后他交给我一个题目是搞蛋白质的结构，我搞了一年，这也是我后来转向生命过程化学研究的契机。他给我这个题目一直到真正的蛋白质结构搞出来中间隔了近7年，不少美国学者对我说，鲍林给你引了这么一个方向，可以让你10年有事可做了。
到了1951年初，我越来越感到必须提早回国了。那年上半年我乘去瑞典开第二次国际晶体学会议，取道瑞典、英国、法国、香港等处历时三个月回到祖国。我离开Caltech前与鲍林道别，鲍林对我说，如果我回国后不方便的话不要勉强给他写信，因为恐怕这样对我不利，当时燕京大学的一位威尔逊教授回美国告诉鲍林中国国内的一些政治运动情况。确实我回国后由于国内当时的状况，我和鲍林的联系也基本中断，但他一直在多方了解我的情况。一直到了1973年，他偕夫人到中国来访问，一些北京就提出要看我们。那次鲍林来，我陪他们夫妇俩游览了长城，他知道我在北京大学教书，非常高兴。到了1978年，我带团到华沙参加第11届国际晶体学术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我与另外一位当时同在Caltech做鲍林的博士后的同学见面，他是意大利米兰大学的西蒙 · 内塔，我们间的友谊交往一直不断，我与另一位同学莱特 · 里奇至今都有交往。西蒙莱特于85年去世。我们这些同学都很重感情，这些也无疑受到我们的恩师鲍林的影响。西蒙 · 内塔在我回国后又经常到美国作合作研究，一遇到鲍林就很急切地询问我的情况。78年我去华沙，西蒙 · 内塔知道我参加会议，高兴地在门口等我开完会相见，我们同学间的友情真是令人难忘。
1981年鲍林带着全家人再次来到中国游览，我也全家陪同，请他们吃烤鸭，大家很是高兴。鲍林夫人当时已因患肠癌开过一次刀，回去后第二次再开刀就不行了，她于81年底去世。81年秋我还到鲍林家去过，鲍林夫人带着病还十分友好地陪我去院子中观看她种的花草。我女儿81年去美国后也一直得到鲍林与他女儿林达一家的关心和照顾。
鲍林是1994年8月19日去世的，他比我大19岁，那一年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多萝西 · 霍奇金也去世了，她是英国唯一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在这二位杰出科学家去世后，我的朋友，因研究血红蛋白而获诺贝尔奖的佩鲁茨写了两篇悼念文章，一篇为鲍林，一篇为霍奇金，都发表在英国重要刊物上，这两篇文章佩鲁茨都寄给我了，我答应抽空翻译出来，我自己也一直想写一点纪念鲍林的文章，对我的恩师鲍林教授的感激之情我是说不尽道不完的。
（江世亮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