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林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较早出洋留学的中国学者，他在欧洲待了8年，专业方向是基因遗传学，目前他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领导的课题组主攻方向是人脑疾病的发病机理研究。他每年有近一半时间在国外实验室搞合作研究和讲学，对国际上有关人基因组研究的情况、动向的掌握可谓洞若观火，前不久他在上海东方科技论坛上就当前国际人基因组研究的三个热点方向的介绍可谓语惊四座。会后记者特约采访了贺教授，着重就这三个方向之一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及其给国内药厂带来的挑战请教了贺先生。

贺教授说，药物基因组研究是近半年来国际上一些著名实验室刚刚提出的一个方向。随着人基因组计划的逐步推进和对人体奥秘的更深了解，一些学者开始对药物作用机制提出了新的看法，陆续有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这些还只是理论上的想法立即为嗅觉极其敏锐的国际上的一些大药物公司知悉，这些大公司立刻对尚处萌芽状态的药物基因组学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和支持。

贺教授说他是在去年四月刚刚知道这件事。他当时正在意大利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会中几乎没有人谈到这一方向的工作。大会结束后有一个小会，是一些医药公司召集的，会议是在半机密状态下召开，而且收费很高。贺先生凭着自己的直觉，硬是设法留下来听。果然这是一个专门讨论药物基因组研究的可能性与相关知识的会。贺先生立即关注到这个方向，并很快深入进去。抓住刚露头的动态很可能就是抓住了未来的一个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贺先生这种敏锐的反应判断能力十分可贵。

关于药物基因组学的基本思路，贺教授介绍说，现在知道任何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同样的基因信息，即使同卵双生的双胞胎，理论上他们的基因型应完全一样，但实际上也不完全一样。这表明任何两人间肯定基因有差异。这就使人联想到为什么有些药物对你有用，对我没用。如心血管药或感冒药不会对所有人起作用，可能你吃了有用，我吃了就没有什么用。传统的医药只可能做到有一定的疗效，因为那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无法知道基因的差异，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药物。药物基因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对哪些基因的差异造成了对药物反应的不一样的了解，针对这些差异来设计药，这样设计出的药就可以有针对性，且有效率达到百分之百。

贺林教授从药物基因的思路出发，联想到中国的百家姓。从遗传学角度看，遗传资源的隔离性对基因研究十分有利，因为中国的姓氏在儿千年的历史承传中保留着相对的稳定性、隔离性，而这些特性对基因药物的研究是十分难得的材料。以前国际遗传学界都认为冰岛和芬兰是研究遗传学的理想之地，特别是冰岛的人口在一个孤岛上，人口流动少，当地人群杂交婚配的几率高，那里老百姓的遗传物质比较保守，往往在一个家系内带有同样的患病基因。而中国以姓氏归类更有利了，某一姓氏历经千余年演化虽然人数庞大，但追根溯源，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祖宗，其成员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很类似。如张家人与李家人的差异可能比张家内部人员间的差异大得多。如在张家发现的某种遗传病，换成另外一个姓氏的家系就可能难以研究清楚。若能做到将某个姓氏（如张氏）的所有个体（成员）的基因材料都拿到一起研究，这样就能很快找到某种遗传病的基因。按如此的思路以后就可能有张家感冒药、李家感冒药。这个推理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有一定道理为基础的。从隔离人群角度看，我们中国有好几个冰岛、芬兰。当然中国的姓氏远不止百家，但基本上那些较大的姓氏都集中在这百家姓内，估计占到中国人口的95%以上。

贺教授认为从百家姓着手来研究药物基因问题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工作。贺林已经与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陈竺教授等取得共识，准备把这个题目立起来，估计明、后年国内要搞人口大普查，届时想配合这次普查搞百家姓调研。关于操作程序，贺教授说主要是测男人染色体上的变化（男性有独有的Y染色体）就可以了，工作量虽大，但复杂性并不强，主要是抽血，把DNA抽出来。

说到此，贺林教授不无忧虑地说，中国的医药界远远跟不上这种发展趋势，缺乏敏感性。殊不知药物基因组研究将对整个药物设计、生产的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冲击，以后这些针对某一人群的疗效可达百分之百的药物一旦问世，世界制药业的历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反观国外一些大制药厂商他们对此极为敏感，已经在调整自己的产品设计方向，并不惜投入巨资作前期研究以提出新一轮药物生产的制高点。传统的药物生产是搞大规模筛选，那是一种不自然状态，不是人体（患者）真正需要的东西，一些人服药后产生抗药性、毒副作用等正是药物与人体受体不相适应的反映。

为此，贺教授呼吁国内药物生产企业赶快醒悟起来，将有限的资金、资源集合起来，与科学家联合攻关，以免最终国人只能吃洋药的历史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