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近代科学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的历史，就会认识到这个发展非常快速。以此速度赶超，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可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我想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杨振宁

无缘之因众说纷纭

本月份刚刚公布的今年度诺贝尔奖再度引发了国人对于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能获科学最高奖——诺贝尔奖的热烈讨论，其实我国学界前辈对此早有见解。首先，是创新说。卢鹤绂院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开天辟地，创出新领域，自然得之；模仿练习，细游旧山河，只能失之。”张钟华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强调模仿，压制创造，要求人们读‘圣贤书’，不鼓励独立思考。社会舆论对于一些标新立异的看法‘口诛笔伐’，甚至用更严厉的手段进行惩罚。这就迫使人们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严重压制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的发展。”难怪有人很形象地认为，“美国人崇拜英雄，而中国人崇拜中庸。”正是由于这样的显著差异，那些敢于破旧立新、敢于怀疑传统理论和观念的人，在美、英等国受到重视，因为他们相信物理学家J · J · 汤姆逊在卢瑟福获诺贝尔奖庆祝会上的讲话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在能够对科学做出的一切贡献之中，观念的突破是最伟大的。”

其次，是国家科学能力决定论。真正将“诺贝尔奖无缘”问题讲得透彻的人，应该是赵红州先生。他详尽地分析了世界科学史上5次科学中心的重大转移，即从意大利转到英国，再转到法国，再转到德国，最后到美国，从中找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规律，那就是：科学发展有它的自身的、内在的矛盾，而一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诸方面因素，只能作为外因，不能决定其发展方向。只有国家的科学能力，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赵红州认为，“国家的科学能力取决于5个要索，即科学家队伍的质量，科研设备的总体水平，可获得的图书资料或信息量，社会劳动结构的最佳程度及科学教育水平等等。”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他曾做过“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定律”的论题研究，将历史上重大科技成果获得者即时年龄在年龄谱上的分布状态作过深人分析，发现历史上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技成果的发明者年龄都在25~45岁范围内，最高峰值为37岁。为此，他感言：“如果一个国家科学家集团的社会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最佳年龄期，这个国家就不会取得辉煌的科技成就。”

再次，国家的科技政策因素。不少人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荣获诺贝尔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美国从1943年至1996年间获奖科学家达166人，占全部获奖人数的53%。而在1901年至1910年间，美国只有1人获奖。人们不禁要问：这其中奥妙何在？李士等人的文章认为，“美国这种快速发展有诸多原因，如移民政策、长期的和平环境等，但是最重要的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井强调科技及其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人们知道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人就强化基础科学的研究。担任国家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的V · 布什提出了著名的《科学一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为美国总统所采纳，极大地推动美国科学高速发展，迅速确立了美国人在世界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生物基因、空间技术等尖端领域的领导地位。V · 布什确立的“为国家的军事需要服务；确保科学研究的国家荣誉；发展强大的科学、技术和制造业，使之不仅能在和平年代为国家服务，而且在冷战和可能的热战期间成为国家的根本”的思想，已经为一届又一届美国政府所接受，成为美国科学政策的核心。特别是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即“星球大战计划”，并见诸行动，这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它不仅挑战苏联，显示威慑力量，更重要的是发展高科技，深化V · 布什的科学思想，以达到美国继续在世界领先的霸主地位。美国的经验值得国人研究、借鉴和重视。

第四，其他原因。（1）科学家“隔代智力接力”因素。有资料显示，对中国科学院中、老两代院士抽样测示表明，出身科学世家的不足39%,其下一代从事高科技研究者不足10%。由此看来我国尚未构成诺贝尔奖人才的社会基础。（2）由国家决定。钱学森院士在1993年12月28日给我的来信中认为：“中国人绝不是没有做物理基础研究的能力。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在国外都曾做出非常出色的基础物理研究。”“人民中国的人得不得诺贝尔物理奖关键在于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在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国家决定要做的事是一定能做到的，因为有全国人民的支持，11亿人民的支持！‘两弹一星’的成功，不就是如此吗？中国人无所不能，问题是国家要不要他干。”

我们正在努力

我很赞同杨振宁意见，讨论“诺贝尔奖无缘”的问题“不能意气用事，不能扯进其他问题，要就事论事，要从长远历史观点来讨论”。实际上，“本世纪初，中国可以说完全没有近代科技知识，真正‘从零开始’。到了60年代竟造出‘两弹一星’，这个发展速度是真正的奇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就有利于获取诺贝尔奖方面，起码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其一，27万人留学国外，掀起中国20世纪第三次出国留学高潮。现有9万余人留学归来，成为我国科学、教育、工业等领域的骨干力量。

其二，1985年7月，我国采纳李政道建议，创办博士后流动站，推行博士后研究制度，为形成第一流高科技攻关队伍起了关键作用。据统计，已招收5400多名博士后人员，已有3000余人期满出站，正在科技中发挥作用。

其三，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提出的“863”高科技建议获得批准，由此形成的“863"计划实施10年来成就辉煌。首先，突破了一些重大关键技术，缩小了我国高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863”计划选择7个领域15个主题作为研究与开发的重点，其中5个领域取得的成果达1200多项，达国际水平的有560项，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540项，获国内外专利244项。其次，“863”计划推动了阶段性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并开始为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作出了贡献。同时，“863”计划还凝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科技开发人才，形成了一支阵容整齐、精干的国家高科技研究开发队伍。据统计，参加过“863”计划的科学家达3万多人次，目前研究人员为1万余人。

其四，在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同时，先后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其目的在于：在基础性研究中引人竞争机制，让年轻有作为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激励青年科学家挑战诺贝尔奖。

其五，中国科学院启动“百人计划”，在国内外广泛招聘真正的优秀青年人才，以便造就世界级的科学帅才。随及，中国科学院又启动知识创新工程，其目的在于：对一些科学探索领域进行战略筛选，优化调整人才的队伍结构，以便推出在国际上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工作。一种创新链的概念正在中国科学院内形成，用以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关于“吸引人才不仅靠待遇还要有做事业的天地”和“技术创新需要专业型职业管理人才”的观点已被接受。

其六，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着手组织人力、开展“十五”计划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被视为2015年远景规划的重大战略之一的决策。其宗旨是：以人为本，改变“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发展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体系，以便在更大范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10大目标。即：2005年中国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3.3亿；全国耕地保有量不小于1.23亿公顷；大幅度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能源消费实现低增长；严格控制CO2、SO2排放量；让我国森林“休养生息”30年；鼓励外资进入资源勘探、开发市场；限制实行环境污染治理；实施大规模生态建设工程；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生态建设。上述措施的实现，为中国夺取诺贝尔奖营造了最优良的环境，其影响是巨大的。

改变对诺贝尔奖的偏见

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有关诺贝尔奖方面的知识，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成为中国在新世纪前20年的奋斗目标。一部科学史表明：一个国家诺贝尔奖获得越多，它的科学水平就高，综合国力就强，发展速度就快，第一流科学帅才就多。我国想要在下一世纪成为诺贝尔奖获取大国，就必须彻底改变对诺贝尔奖的固步自封的偏见，将诺贝尔奖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同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用创

新机制去激励那些为科学事业献身、敢摘科学高峰的皇冠——诺贝尔奖的一流科技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圆我们世纪之梦，让“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的命题获得完满的答案。

我们期待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