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贝尔实验室的阿瑟 · 肖洛与他人合作发表的“红外和光激射器”论文，为后来激光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从某些方面来说，贝尔实验室学术造假案的关键人物不是因涉嫌虚构和制造假数据而在2002年9月被解雇的简 · 亨德里克 · 舍恩（J. Hendrik Schön）博士，而是在1998年雇用他的比特拉姆 · 巴特劳格（Bertrarm Batlogg）博士。

虽然贝尔实验室调查该事件的调查团洗刷了巴特劳格以及其他所有合作者的造假嫌疑。然而，如果没有巴特劳格的认可，那些现在已经变得不可信的超导体以及有机电子学中的惊人“发现”或许早就被人识破了。

舍恩在1998年还是一个刚刚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无名之辈。而巴特劳格则在高温超导体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还享有思维活跃，治学严谨的美誉。舍恩实验背后的科学思想，即利用强电场来改变有机晶体的电学特性，就来自于巴特劳格博士。

获得199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B · 劳福林（Robert B. Laughlin）博士说道：“巴特劳格过去曾做出了出色的并且声誉很好的工作。所以当听说这工作是假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感觉不可思议。巴特劳格曾在实验结果上加盖他的私人印章，也就是承认了这些实验的结果。”

2002年发生在贝尔实验室以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里的造假案已经令人们对科学研究的过程进行重新检讨，问题是怎样才能有效地降低科学造假的频率以及怎样来核查。首先，这些案件已经迫使科学家们去审视现代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标准特征——合作。合作者的作用和责任是什么呢？科学家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间的信任呢？

与贝尔实验室的丑闻一样，劳伦斯伯克利一案（此实验室已经被迫撤销了关于他们成功合成了迄今为止最重的原子的声明）也被归咎于一位科学家个人的造假。这些人不仅欺骗了他们的合作者，而且还欺骗了贝尔实验室和劳伦斯伯克利的老板，包括刊登了他们的工作的权威杂志以及所有阅读了他们的论文并且还信以为真的物理学家们。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一共发现了50起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造假案，137起由美国国家健康协会提供研究经费的生命科学和医药研究造假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资助20000个科研项目，而美国国家健康协会每年资助的项目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两倍。

让人感到恼火的是，还有许多科学欺诈案件并没有被揭发，而其中的某些没有野心的人反而可能会有一个稳定而又成功的事业（舍恩的某些主张是极具创造力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1991年，《科学》杂志所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曾经亲历过伪造、篡改和剽窃他人成果的事情。

丑闻曝光之后，贝尔实验室提醒研究人员应重视他们的科学荣誉，并且加强了实验室内部的监督。一般并不要求研究人员提交基本数据的学术刊物也正在考虑采取诸如询问附加数据等措施来预防造假。

这两起案件也迫使美国物理学会在它的道德规范指导方针中明确地附加了科学家要在多大程度上担保其合作者的工作可靠性的内容。IBM的科学家、社会公众事务调查团团长詹姆斯 · 钱（James Tsang）博士认为，新提出的指导方针将会在合作者对他们自己的投稿负责以及他们对其合作者的工作负责之间达成某种妥协。钱博士说：“我们当然说所有作者都负有责任。”

在第一批论文发表之后，巴特劳格发表了多次讲话来宣传他们的结果。让许多科学家感到不安的是，2002年5月，当在学术界公开传出他们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断言时，他马上就摆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架式。一份德文刊物援引他的话说：“作为一名乘客，当驾驶员闯红灯的时候，我是不会指责的。”

9月，巴特劳格在一份电子邮件中以一种更富有调解性的口吻说道：“作为一名合作者，我承认对保证所发表数据的有效性负有责任。如果我近来给大家带来了负面的印象，那真是太不幸了，这些其实并不反映我真实的意图。”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还给他的同事们发了电子邮件表示道歉，他承认“作为一名资深的科学家，我给这一工作`借'去了相当可观的信誉。”但舍恩拒绝发表评论。

由斯坦福大学的应用物理学教授马尔科姆R · 毕斯利（Malcolm R. Beasley）负责对贝尔实验室丑闻进行调查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巴特劳格（他于2000年9月离开贝尔实验室去瑞士苏黎世联邦工学院任物理学教授）是否履行了其“专业职责”来检查舍恩所报告的重要发现。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陪审团用词谨慎地提出：“作为资深科学家巴特劳格预料到如此不同寻常的结果一定会受到详细审查，难道他还该这样特别地坚持要求确认这些数据吗？”曾经在巴特劳格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阿瑟P · 莱密里茨（Arthur P. Ramirez）博士说，巴特劳格向他的博士后询问过原始的数据文件，但其目的不是检查数据的真伪而是确保他熟悉实验。莱密里茨说道：“您是在拿自己的名誉冒险。”“巴特劳格对这个工作给予了足够的信任，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会认为他可能已经认真地核查了这个工作。”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后来事实表明巴特劳格并没有对这个引起争议的实验进行验证，而且他也没有亲自分析原始的实验数据。同事们都说巴特劳格平时并不是这样的。他们补充说，事实上，巴特劳格是出了名的眼皮底下容不下沙子的人。

骗局一旦被揭开，一切就会变得那么明显和笨拙，舍恩的造假也不例外。他在2000年11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大家知道的形如足球状的碳分子（巴基球）可以变成超导体；他们发现在低温下它们的电阻会突然变成零。可是，这条数据曲线却不可思议的光滑。“很明显，这些不是真实的数据；它们是用数学函数产生的。”调查团补充写道，在117个数据点中只有4个“可能是真实的数据。”论文的合作者巴特劳格和克里斯蒂安 · 克劳克（Christian Kloc）博士，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倘若他们及时发现这些伪造的数据，那么全世界的科学家就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复这些实验了（在质询过程中，舍恩对造假供认不讳，但是却说这些数据是以真实的实验观测为基础的）。

调查团写道，“2001年夏，当比特拉姆 · 巴特劳格开始注意到有人对他们的工作明确地表示关注时，他采取了适当的举动，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但报告并没有说明那些关注具体指什么，也没有详细阐述巴特劳格博士在幕后采取了什么举动。但是报告仍然想知道，在科学家们开始怀疑之后他是否应该公开地对实验数据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虽然调查团对巴特劳格的专业职责提出了质疑，但是他们的报告说，“在缺少更广泛的有关在合作研究中参与者应当负多大责任的意见的情况下”，他们将不会对此进行裁决。

巴特劳格强调说，他曾经对这些问题提出过异议，而舍恩所提供的结果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他在他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已经开始带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认识到，在这个特别的案例中，我所采取的管理措施根本不足以防止或者揭露所发生的科学不正当行为，我对我的合作者给予太多的信任了。”对舍恩所提供的以及他为什么会忽略超导巴基球曲线图中的伪造数据巴特劳格拒绝正面回答，并说他已经把这些情况告诉调查团了。

他说：“鉴于物理学会5位专家的艰苦、费时而又认真的工作，并且为了防止被人认为是在指责调查团的工作程序和结论，我认为在此追究一些经过挑选的具体信息是不合时宜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曾经在贝尔实验室主持化学物理研究的罗伯特C · 达因斯（Robert C. Dynes）博士说，他感觉调查团不作出明确的结论是合适的。“我认为把这作为一个问题由物理学会去决定是谨慎的，并且这种做法可能也是适当的。我站在中间立场上。你不得不相信你的合作伙伴，不然你就不是一个合作者。另一方面，当你坐在这儿为这些数据而辩论的时候，合作就已经发生了。每一个合作者都有责任来确保他们对文章中的言语感到满意。”

[The New York Times，200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