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05年是一个纪念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的年份，对此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确实，我们太需要缅怀和深思爱因斯坦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尽管今天人们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这位伟人，但似乎我们离这位伟人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越来越远。在我们的言谈中，出现最多的是对爱因斯坦科学公式所体现出的惊人力量的虔敬，对他的巨大声望的羡慕。在那个历经磨难、苦苦寻觅、不被人理解的年代，爱因斯坦在精神世界里姿意翱翔，不惧权威，决不从众，产生出这一公式的敏感心灵，以自己的方式赋予人生以意义的真正的人。人们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几百年才能出一个”，就将之打入另类(尽管是令人崇敬的一类)，从而遮蔽了、阻碍了后人对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的理解和吸纳。

我以为，在今天的纪念话语中那被遮蔽了的、但又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爱因斯坦对待自己科学成就的那种审慎的态度。爱因斯坦曾经谈到“：大家都认为，当我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会感到坦然和满意。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提出的概念中，没有一个我确信能坚如磐石，我也没有把握自己总体上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爱因斯坦是故作谦虚？不是，他深谙自己理论的不完善之处。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 · 格罗斯在获奖的同年明确提出：知识最重要的产品是无知，我们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也越多。部分工作在理论物理学前沿的科学家指出：相对论体系存在有待验证的假定，基本原理是否完善、相互之间是否协调？理论和时空观念有待改进。目前物理学对宇宙的了解，包括猜想只有4%，而完全不知的占了70%，有这样的认知，真正的科学家对待自己的工作，那怕是被写进了教课书中的或被授予了奖项的，都会持有谨慎、谦虚和开放的态度。

今天，学界一直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唯科学主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科学知识普及如此不够，科学精神如此匮乏，哪来的“唯科学主义”可反？确实，今天的中国，科学知识的普及不够(非常不够！)，但问题是，我们对待知识的态度是“反科学的”，以为自己掌握的那一点知识就是“真理性”的知识，因此容不得半点怀疑，我们对非科学文化的态度是“霸权主义的”，这恰恰违反了科学精神的真谛。如果说“一切以自己掌握的那点知识马首是瞻”为“唯科学主义”的精髓，那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这不仅表现在民众身上(情有可原)，也表现在许多科学工作者身上(不太能够原谅)。也许是深感国内对知识的“霸权式”的理解之片面与不妥(与实际知识状况不符)，我国物理学家郭汉英指出：(如果)知识最重要的产品是无知时，(那么)知识还有一个副产品——权威与偏见(自以为真理在握)。一位在中学教物理的老师对郭的这个讲法很不满意：照你这么说，相对论有问题，量子物理有问题，关于宇宙人类有96%不知道，学生知道了这些，以后我们物理课还怎么教？面对这样的质问，郭汉英无言可答。

在学校教学中，当我们将科学知识等同于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就阻塞了学生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可以说，中国的学生是在“背诵标准答案”中长大的。许多到中国来的外国教师最感困惑的是：中国的学生为什么很少提问？其实这与我们的知识观有很大关系。对于无可置疑的东西你还有什么问题呢？要问只能问你自己，为什么连前人已经给出的“唯一”正确解答的东西还不能理解岂不太苯？何必丢人现眼？当然，一些在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就这样产生了：他们理解能力强，并且在理解这些有定论的东西方面很少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个开放的知识观，给学生一个质疑的空间，我们的学生就不仅会对未知的一切提问，而且会对已知的一切提问。由此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学生鲜有提问了。

爱因斯坦离我们远去了，他的那个疑问：今天科学这么发达，为什么我们从中获得的乐趣却那么少？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