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崔晓强(上图)约时间采访非常顺利。他一听说是启明星的事，立马就爽快答应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在广州新电视塔施工现场给我回的电话。几天后，我们在位于上海建工南方公司的所在地“海尚杰座”见面，而当晚他又要飞回广州。崔晓强惦记的是正在建造中的广州新电视塔，这座高度达610米、目前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塔的副总工程师正是他。目前整个工程已进入结构封顶阶段，作为这幢不规则造型的超高层建筑建造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崔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交谈中我得知，现今还只有35岁出头的崔晓强除了担纲广州新电视塔工程外，去年起还担当了广州珠江城(309米高)的总工程师，而这一切距离他2003年进入上海建工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只有6年时间。所以当崔晓强说他的成长离不开上海建工这个大舞台时，我能感觉到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话。

 

　　崔晓强1973年11月出生于山东潍坊，1993年考进浙大建筑工程专业，2000年，在完成了在浙大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学业后再到清华大学读博士。2003年博士毕业到上海建工博士后工作站工作了2年，导师是叶可明院士。

 

　　说起6年前博士毕业到上海建工的经历，崔晓强引出了一段故事。当时，崔晓强和国内多数建筑工程的高学历毕业生一样，主要的择业方向是政府机关、设计院或者到跨国公司做管理，只有少部分人会选择到施工企业，因为总觉得建筑施工企业技术含量低。因此临近毕业时，崔晓强已经选择了去一家政府部门。

 

　　可能是冥冥中的命运安排，那一年上海市政府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次人才招聘会，崔晓强正好那天去北大找同学玩，无意中遇见参与招聘的上海建工的叶可明院士和人事处赵强华处长，听他们介绍了当时杨浦大桥、金茂大厦、F1赛场等的建设情况，崔晓强心有所动，上海确实是一个建筑工程的大舞台！“那晚我考虑了一晚上，我觉得叶院士的话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当时就基本确定要到上海来发展”。

 

　　临毕业前，崔晓强又特意到上海建工承建的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钢结构现场去看了一下，因为他博士研究生读的就是大跨度钢结构，“看了以后非常震撼，实际感受到上海建工集团对很多建筑现实问题的解决都很具挑战性。我第二天就决定去上海建工”。

 

　　在建工集团2年博士后是一个双方磨合期，崔晓强强烈地感受到，现在施工企业面临的很多工程的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一些新技术应用与施工密切相关。崔晓强提到，他们集团现在已经有20多位博士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一个变化是，如今高校(建筑工程)老师比较有成就的，特别是研究结构工程的，都是与一线工程有密切关系的。崔晓强说他在清华的博士生导师郭彦林教授就参与过央视大楼、鸟巢等诸多工程，这几年技术成果的数量上升很快。

 

　　2005年，从上海建工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后，崔晓强留在集团技术中心，主要做面向现场工程的研发、技术攻关和管理。当时，浦东机场二期、民生银行大厦等都已上马，崔晓强配合在工程投标预研前做了很多工程前期工作。作为主要参与人，完成了《上海市空间格构技术规程》和《上海市建筑结构用索技术规程》的编制，前者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奖励。2004－05年，崔晓强得到上海市科委启明星计划资助，那是针对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鸟巢)的大跨度钢结构施工控制技术研究。时隔4年后的2008年，崔晓强再度以“复杂斜交网络高层结构施工控制技术研究”获得启明星跟踪计划的资助。

 

　　交谈中，崔博士告诉我他近年来的主攻方向是超高层建筑。在他看来，超高层建筑目前仍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除了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活质量、形成新的城市景观外，超高层建筑还更节能和节省土地资源等；而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和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发展更是大大推动了世界超高层建筑的发展。在崔晓强看来，他们这一代建筑业者真是赶上了好时光，几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多少代中国建筑师想都不敢想的超高层建筑现在已成非常平常的建筑实践。

 

　　“现在世界上已经造好的10座最高建筑基本上有6座在中国(含香港和台湾)，其中第2高的上海环球和第5高的上海金茂是上海建工造的”。在平静中说出这些话时，崔晓强并不掩饰他身为上海建工一员的骄傲。在他看来，上海建工特别在超高层施工控制领域已经与国际同行处在同一水平。

 

　　在为国家建筑事业大发展振奋的同时，受过建筑科班训练的崔博士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非常清楚：“由于我们国家这几年大工程项目特别多，施工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如果不能以理论分析手段来做预分析的话，是不可能也不敢接受最后施工和安装任务的，否则必然有风险和隐患”，崔晓强提到了上海前些年的地铁四号线施工事故和杭州地铁站施工坍陷事故。

 

　　在接下来的介绍中，崔晓强专门给我介绍了“施工力学”这一概念。所谓“施工力学”探讨的对象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域――施工现场领域，因为施工现场条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施工对象也会不断有质量、结构、形体上的变化，所以要准确分析施工状态下的建筑物结构的变化，仅用经典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来解释已经难以解决问题了。施工力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崔晓强进一步引用王光远院士关于慢速时变力学的理论，指出施工力学实际上是慢速时变力学的典型领域。

 

　　施工力学要解决很多问题，以前很少研究，结果也很散乱。崔晓强说他在启明星计划中使用了一个可以对全过程结构状态变化进行施工力学分析的方法，以确保整个施工结构变化在可控状态。“具体来说，通常施工单位拿到图纸就可以做，但大型工程是不能完全按图纸来做的，特别当你面对的结构是一个复杂体系，过程中又会受到日照、风等随机载荷的影响，导致最终竣工结构的与设计要求有明显差异时就更为明显了。设计者最关心的是结构的变形和内力等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说明施工力学在施工控制中的意义，崔晓强以他正在承担的广州新电视塔(见上图)为例作了说明。由荷兰建筑师设计的广州新电视塔是一幢不规则建筑，呈扭转、偏心、镂空等结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变得不平凡，但也使之生出很多质疑。扭、偏、镂空的结构对施工建造过程中如何控制其形变与内力无疑是巨大的新挑战。

 

　　身为这项建造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崔晓强和他的同事们开发了“闭环施工控制技术”。这一技术由若干个系统构成，包括施工预测系统，即事先模拟整个过程，要考虑慢速时变的过程，了解风、日照等随机载荷，例如仅太阳照射就会引起建筑物13－19cm的摇摆。所以施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初始的变形。崔博士他们理论预测分析与最后实测到的结果之间的差值，整个核芯筒的变形误差约在30－40％，建造完成时核芯筒到顶层454米实测水平偏位仅2．4cm，而理论计算的数值是3．3cm，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次是施工监测系统。这也是崔晓强及其团队在施工监测方面的集成创新，通过设置传感器采集设备，将实时监测、反馈出的数据与计算结果比对，再实时加以调整。对中间结果进行纠偏，以保证施工完毕时结构变形、内力都在可控范围内。其余还包括针对复杂超高层的标高补偿、预变形等施工调整技术以及施工实施技术。

 

　　正是由于这些技术上的保障手段，崔晓强说他可以确信交给业主的是不留隐患的工程，而这对以前的施工企业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实实在在为超高层建筑带来质量和安全保障外，崔晓强的一个期待是在未来十几年内，这些日渐成熟的技术会写进国家建筑施工技术规范，而能做到这一点对每一个建筑业专业人士都会引为殊荣。实际上崔晓强及其所在的上海建工科研人员已经参与编制了多个地方和国家规范。

 

　　崔晓强去年受聘为上海建工集团南方公司的总工程师，而在2005年，也就是在他在上海建工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后就受聘集团公司技术中心的技术总监。此外，这些年来，崔博士在国内外结构工程学杂志上已发了近40篇文章。我们或许可以说，上海建工因一批像崔晓强这样的优秀年轻科技专家而愈加出彩；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正是因为有上海建工提供的舞台，有了上海以及整个中国的经济腾飞带来的建筑业勃兴，才使得崔晓强们有了脱颖而出的环境。对这一点，崔晓强们的理解一定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