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性动物间的竞争常常体现为由骨骼、触角或甲壳质精心打造的“武器”。这些武器刚开始时往往较小，然而在竞争的压力下，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进化到巨大的尺寸。如现已灭绝的爱尔兰麋鹿(Irish elk，又名大角鹿，生活在300万年～1．2万年前，亚欧大陆广泛分布――译者注)，两个鹿角的宽度竟有12英尺！不过，在这个貌似华丽的装饰品的背后，可怜的大角鹿不得不承受着超过80磅的重量。

 

　　根据一个新的对性选择(性选择是自然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导致动物身上出现了一些奇异的武器或装饰品)的综述，美国蒙大拿大学的生物学家道格拉斯·J·埃姆伦(Douglas J．Emlen)汇集了关于进化动因的各种学术观点后认为，进化促使动物的武器如此多样化。

 

　　许多动物喜欢炫耀其装备以及一些艺术装饰品，性选择是查尔斯·R·达尔文(Charles R．Darwin)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然而在为生存的竞争中，这些进化而来的武器和装饰品似乎与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相悖，成了一个“积极的障碍”(positive handicap)。为了解释这些奢侈品，达尔文提出：动物的武器和装饰品一定是在求偶竞争中形成的。

 

　　在达尔文看来，雄性动物间为得到雌性动物青睐而进行的竞争，驱动了动物武器的进化；而装饰品(主要是雌性动物)的产生则出于它们奖赏雄性动物的特征的选择。对雌性选择是如何导致动物界呈现高雅流行的缤纷色彩的，现代生物学家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从鸟类羽毛到蝴蝶的颜色等。但是，对同样丰富的动物武器的多样性关注则较少。

 

　　埃姆伦博士说，在研究了巴拿马的一种专门靠猴子粪便生活的蜣螂(题图)后，他对动物的武器产生了兴趣，并将目光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蜣螂。追踪溯源，蜣螂最早可能是从吃恐龙的排泄物开始它们的“职业”生涯，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哺乳动物的粪便。在“吞食”过程中，它们会采用两种策略：一些蜣螂，如圣甲虫(scarab)把粪便切成小块，然后慢慢移走供自己享用；而其他的一些蜣螂则在粪便的下方挖坑，然后把粪便拖进挖好的坑内。

 

　　埃姆伦注意到，只有挖坑的那些雄性蜣螂才进化出了触角，它们用触角来保护坑内的“食物”免受其他雄性蜣螂的侵犯。尽管那些推粪球的蜣螂也一直在与其他的雄蜣螂争斗，但是它们没有触角。

 

　　“我被这些有奇异形态的动物迷住了，而这些奇异的形态又促使你想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交配的。”埃姆伦说。在收集了相关论文后，他开始明白了雄性动物间发展武器的一个模式关系，即雄性动物用武器来捍卫甚至击败其他的雄性动物，以垄断繁殖优势确保某种资源的延续。

 

　　除了发展武器外，埃姆伦还推断，雄性动物通过拥有财产，如食物来源或利用雌性动物在坑内的机会接近它们，以此繁衍后代，这可能要比动物发展武器本身更为重要。

 

　　埃姆伦注意到动物武器发展的一个趋势，开始时都较小，仅仅是局部的微微突起，直至进化出更华丽的形式。这些武器实际上很有破坏性，因为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攻击来犯的雄性动物。这些颇具艺术性的武器尽管看似吓人，然而造成的生命的损失似乎却很少。

 

　　其中的原因是，更具威胁性的武器往往承担着一个发送信号的作用。雄性动物并不会在致命的争斗中冒生命危险，它们能估量对手的武器以判断彼此的力量。如果对手远胜于自己，一方会拒绝争斗。华丽的武器也使双方的争斗仪式化，在这种仪式化的争斗中，雄性动物可以抵角相斗并判定彼此的力量，而不会彼此伤害。

 

　　“最精心制作的武器很少给对手施以真正的损伤，这些结构在揭示雄性动物间在大小、地位或身体状况的微妙差别方面非常有效。”埃姆伦在最近的一期《生态学进化与系统学年评》上写道。

 

　　既然这些武器仍不时被使用，它们因此成为雄性动物健康状况的一个现实信号。雌性动物对这个信息是最感兴趣的，它们总是在寻找反映雄性动物真实的身体信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同时也是研究软体动物“军备竞赛”专家的吉拉特·韦梅耶(Geerat Vermeij，世界著名的贝类分类学家)说，他同意埃姆伦其中的一个观点，即一旦有防御需要，这些武器就会被使用。但是韦梅耶博士说，他“怀疑这个结论，即最初能造成伤害的武器变成了展示的武器”。他说，例如螃蟹，在争斗进行到四分之一时就失去了它的钳子。

 

　　美国犹他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恐龙专家兼馆长斯科特·桑普森(Scott Sampson)说，在有蹄类动物中，当这些动物开始成群生活时，武器常常变得危险性较小，雄性动物会合力保护雌性动物以抵御捕食者。

 

　　那么，雄性武器的理论有多少不在埃姆伦调查的群体范围内，如灵长类动物，特别是人类？

 

　　跟其他优势物种(dominant species)相比，人类看似很悲哀，只有微不足道的牙齿和四肢。然而，这没成为和平意图的符号，而是他们制造武器的事实。人们制造的武器，就像生物的武器一样，也承担了一种展示功能――想想日本武士头盔或装甲骑士可怕的模样，或前苏联时代在莫斯科红场展示的坦克和火箭。

 

　　其他灵长类动物在竞争中也时常展示它们的武器，这些武器“的确在没有发生实际身体暴力行为的情况下解决了争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灵长类行为研究专家罗伯特·赛法思(Robert Seyfarth)说。特别是在狒狒中，这种展示通常采用打哈欠的方式，即雄性狒狒利用打哈欠展现其锋利的犬牙，以此唬住对手。

 

　　狒狒威胁对手的另一个展示手段是发出“哇胡”(wahoo)的叫声，它们的叫声在几公里之外都能听到，是地球上哺乳动物发出的最大叫声之一。

 

　　对人类而言，在吸引女性和给其他男性留下深刻印象方面，演讲和武器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非常合理地假定，随着人类进化和我们的文化变得日益复杂，制造工具的技能或其他的文化取代了作为男性竞争‘标记’的结构特征。”赛法思博士说。

 

　　但是，仍有较少的理由认为，随着人类开发的武器变得日益精细化，在其精准度提高的同时，破坏性也随之变小。埃姆伦认为这与动物武器的情况一样。偶尔地，一件新式武器对于一般用途来说似乎很可怕，如弩弓。当时教会裁定，它只能部署针对撒拉逊人(Saracens，狭义的撒拉逊人指中世纪时期地中海的阿拉伯海盗，广义的则指中古时代所有的阿拉伯人)，而不能对同道的基督徒使用。不过随着大众对弩弓越来越熟悉，这些限制不久就消失了。在现代，尽管人们生产出了化学、生物和核武器，但在使用时都是犹豫不决的。

 

　　“我们没有降低武器的杀伤力，事实上我们的确夸口并用它们作为展示，这与其他动物并没有两样。”韦梅耶说。

 

　　埃姆伦的兴趣不在于他的武器进化规则怎样才能适用于人类，而是在于动物中的武器为何如此多样，从独角仙(rhinoceros beetle)巨大的触角到甲龙(ankylosaur)的狼牙棒般的尾巴，再到锯鳐(sawfish)嘴上的“长锯”。他的回答是，多种进化过程同时也驱动了武器的进化，从雄性之间的竞争到展示功能，再到性选择。至少对动物来说，例如，从一场军备竞赛开始的一只象鼻虫(weevil，一种甲虫。在美国，它是对棉花危害最大的一种昆虫。灰色成年的象鼻虫约有0．4厘米长，其中鼻子占了一半――译者注)可能以产生出装备了武器的后代而结束生命，就像一只独角仙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