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最近一段时间约翰看起来确实显得有点憔悴和虚弱。怎么说呢，这就是JM，身上总是有着一股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干劲，是一位被人们习惯称为具有钢铁意念的人。作为一名主编，他主持编纂了一些让人惊叹、让人敬佩的汇集。然而，他的一生与香烟和红酒相伴，而且大部分的烟酒都是在为杂志撰写社论至深夜而消耗殆尽的。

 

　　下一期的杂志上虽然会刊载纪念他的文章，但是先简捷地回顾他在主持《自然》杂志期间的某些亮点也是最恰当不过的。他于1966年担任《自然》杂志的主编，是《自然》1869年创刊以来的4位主编之一。他的前任任职时间都很长，第一位是诺尔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任职达50年之久；第二位就是他，约翰；1973年由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继任，然后约翰又于1980年重返主编职位；我本人于1995年12月接任此职至今。

 

　　正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为《自然》奠定了今天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在选题上，他摈弃了极不正规且多少有点任人唯亲的那套做法，建立了一套同行评审制度。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他任内写的最后一篇辞文(参阅1995年378期《自然》第521页－523页)。

 

　　然而，同行评审制度的实施并不意味着约翰一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也知道，在特殊情况下若一味坚持，可能给原作的发表设置了障碍，如他总爱说的，1953年DNA结构的那篇论文将永远无需同行评审。在他任主编的那段时间内，偶尔不经同行评审而“自作主张”的仅此一例。

 

　　约翰是一位多角色人物，但首先是一位新闻记者，他对这一称号以及这一职业甚感自豪。他曾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受过培训并从事过研究，他有超强的智慧，具有快速浏览各种研究论文的能力――在来《自然》履职前，他已是一位具有丰富阅历的报刊科学记者。现今各科学媒体上的许多主要作者和编辑都出自于他任职期间的《自然》杂志社，他们学会的首先是如何识别并抓住撰写社论的时机，在许多情况下凭的就是直觉。他在无署名的社论中开辟了《自然之声》专栏(该专栏的文章毫无疑问经常出自他的手笔)。他率先创立了发行内容丰富的增刊，并亲自撰写引人注目的报道和发表观点文章，显示他对国内外的科学现状及学界上层情况的敏锐感知力。

 

　　除了阵阵烟雾外，约翰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永记于心的呢？我记得多年来我曾收到过大量包括对他的一项待议研究计划的支持者在内的读者来函，须知，他所提出的这项计划是在尚未得到该领域内大多数人的认可之前。人们还记得，他的有些针对某些人的有争议的决定和意见吸引了局外人的参与，反而为争议增添了些许欢乐的气氛。他的许多朋友将会铭记在他那直率犀利的风格中闪烁着的仁慈友善的强烈光芒。

 

　　JM是独一无二的，了解他并向他学习的人感到，没有他这个世界似乎变小了些。然而，他所显示的精神力量是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凭借它的护佑，我们将继续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