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基因检测方法，科学家们发现，远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之前，一些非洲人就已经携带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基因回到了南部非洲。

 

　　第一批离开非洲的人类大约在二十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分散居住到世界其他地区。但这不是一次单程旅行：一些人（及其后裔）后来又重返了非洲。科学家们说，他们已经发现了反向迁徙，远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之前，一些非洲人就已经携带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基因回到了南部非洲。
 
　　这些发现是尖端生物学工具对非洲人进行大量研究的部分结果。群体遗传学家们第一次卓有成效地审视非洲人迁徙的复杂历史，而这个领域长期以来是由骨骼、文物和语言方面的研究占主导的。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遗传学家卡莉娜·施莱布施（Carina Schlebusch）说：“迄至目前，反向迁徙的研究大都基于语言学和考古学方法，而现在，我们可以使用遗传学来检验我们的理论了，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
 
　　反向迁徙的遗传学标签在以前一直是一团糟的。在过去十年中，证据已经累积到表明，在最初的“走出非洲”之后，人们又返回了非洲。而且最近，DNA数据提示，一小股东非人在两千年前迁徙到了南部非洲，和居住在那里的狞猎收集者们融合。
 
　　一项新的分析将这两次迁徙连接了起来，在7月30日的一篇《自然》杂志论文中，哈佛大学的群体遗传学家们报告了他们使用一种新方法，通过对南部非洲的少数民族科伊桑人的DNA鉴定，来追溯非洲人逆向迁徙的历史。
 
　　这些研究人员检查了大约一千人的基因组中五十万多个遗传学变异位点，其中包括来自22个非洲民族的200名南部非洲人。对于科伊桑人，研究小组查看了特定的DNA区域，其民族的个体似乎在过去某个时期遗传了一种来自不同民族的染色体。
 

 

　　这些DNA区域包含了一些遗传学变异本的构件块，与在非科伊桑民族人群中见到的相似模式连接在了一起。科伊桑人的这些构件块与假设的供者民族的相比，一般都很短、很分散，这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在每一代中发生的遗传重组已经将供者染色体片段化了。
 
　　通过测量片段化的程度，研究人员们可以估计在多少代以前染色体被导入到了科伊桑人的基因组中。他们发现这些标记反映了两次迁徙浪潮：一次，大约三千年前非非洲人进入东非；第二次，九百到一千八百年前东非人迁徙到南部非洲并带入了非非洲人的基因。
 
　　由大卫·赖希（David Reich）和博士后研究员约瑟夫·皮克雷尔（Joseph Pickrell）领导的这项研究的作者们报告说，因为两步迁徙，一些一向被认为遗传上非常隔离的科伊桑人实际上携带了1-5%的非非洲人DNA。
 
　　遗传学家们已经能够检测到“混合”或杂交，过去已经有相关例子，而这却是第一次在一种民族的遗传学表达谱中检测到多种混合物。作为研究非洲人反向迁徙到埃塞俄比亚的科学家，英国剑桥维康信托基金会桑格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卢卡·帕加尼（Luca Pagani）说：“最重要的发现是，这次从东到南的迁徙构成了一种非非洲人基因的携带者。”
 
　　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遗传人类学家萨拉·迪什科夫（Sarah Tishkoff）说，之前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赋予了这项研究深远的意义。例如，在这项新研究中，南部非洲讲科伊夸迪语（Khoe-Kwadi）的人拥有最高比例的非非洲人基因，这种语系追溯了将畜牧技术带到南部非洲的东非人的起源。而且，有东非畜牧文化特征的两千年前的牛羊骨骼和陶器已经在南部非洲各地得到发现。迪什科夫说：“也许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其他没有良好的考古学资料的情况。”
 
　　但是，这项发现也提出了关于与非非洲人接触的东部非洲人和非非洲人自己的身份问题。科伊桑人中的非非洲人基因最接近于在现代南欧人中发现的非非洲人基因。但是，作者们认为，那时这些基因的携带者更有可能实际上是从中东或阿拉伯半岛迁入非洲的。
 

新研芯片的辅助

　　尽管非洲在人类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仅仅在过去一年中人们才有了如此多的来自非洲各地人群的数据可资研究。只有大约两千个非洲民族人群的基因组得到了测序，其部分原因是从边远的非洲民族收集DNA存在伦理学和逻辑学挑战，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大多数遗传学研究的资助给予了医学应用研究，而不是人类学应用研究。
 
　　在这个问题的作用下，被设计来检验人类遗传学多样性的DNA微阵列技术初期只是用来研究欧洲人和欧洲美洲人的变异样本，没有用来研究非洲人的多样性。情况在2011年得到了改变，赖希和其他遗传学家们与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昂飞公司合作设计了名为“人类起源阵列”的基因芯片，集中研究更具多样性样本中发现的变异位点。皮克雷尔和赖希在他们的分析中运用了这种芯片，其他对非洲人多样性的研究也如此。
 
　　帕加尼说，这代表了一种受人欢迎的巨大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一直在非洲人中使用专门为非非洲人设计的工具，情形终于改变了。”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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