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发生革命性的重大变革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之一，近几年来有人提出了基于数据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国内也有专家提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概念；第二机器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最近开始热起来的工业4.0等说法则跨越科学、技术一直延伸到了产业经济。

 

　　世界经济自2008年遭遇危机以来尚未恢复，除美国等目前稍有起色，欧洲仍在苦苦挣扎，而发展中国家也因各种原因普遍出现增长速度降低，后续冲劲乏力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各国普遍对这场科技和产业革命予以强烈关注，政府也纷纷推出政策措施，力图抓住机遇以创新推动发展，不难看出对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带来新经济繁荣所抱有的期许。

 

　　然而与此同时，一场关于技术革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议也浮出水面，焦点是，这一轮的产业技术革命究竟能不能带来经济发展的又一轮高潮。这个争议其实并非自今日始。上世纪70年代以后增长放缓，而这恰恰是计算机应用开始迅速扩张的时期。1987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书评上写道，“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上看不到”。这句话后来被称为“生产率悖论”，实际上这种现象出现并非第一次，十九世纪电力刚刚引进美国工厂时，其生产率在其后20年时间里也没有明显增长。顺便提下，索罗决非是忽视科技进步的经济学家，把衡量资本和劳动力运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称为“技术进步”，就是由索罗开始的。最近国外重新提起有关“索罗悖论”的话题，对同样关注新产业技术革命的中国来说，确实值得关注。

 

　　对产业技术革命的期待和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匆忙“救市”的同时，主流经济学家就已经把从根本上克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技术创新上。当时人们忧虑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信息技术已显颓势，曾被寄予很大期望的生物技术仍然步履艰辛，一度被看好的新能源似乎也难孚众望，然而现在却可以看到，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轮廓似乎已渐渐清晰。

 

　　2012年4月，在同类杂志中通常属于比较谨慎的《经济学人》以一个专辑的形式报道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次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委托的工业4.0建议书出炉，而只要把它与美国正在热议的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背后是当前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同一种趋势在起作用，只是在应对策略上德国版和美国版的区别。在这个大潮中网络信息依然是最活跃的精灵，然而器件物体正在成为“新宠”。前一阵媒体关注过的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和机器人等，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

 

　　最近出版的《第二机器时代》（中译本名为《第二次机器革命》）属于技术乐观派，书中对“生产率悖论”给出了一个解释，认为再延伸下去看，生产率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强劲增长，所以作者肯定了技术革命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但是注意到二者会发生一个时间差，作者用了一句玩笑话，“要等到上一代经理人退休以后”。

 

　　而另一方面，曾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推波助澜的《经济学人》周刊今年10月4日发了一组“世界经济特别报道”，头篇开宗明义就认定技术革命造就了“穷人更穷、富人愈富”。第二篇文章标题干脆就叫“技术不管用”，不仅提到2000年以后正当网络和智能技术大发展的时期美国生产率出现停滞，而且对于那种“作用滞后”的解释，也拿出一位据说对生产率统计更为权威的经济学家观点加以质疑。文章认为媒体上大肆炫耀的“技术革命”对长期生产率的正面作用是可疑的，而打压工人平均工资倒是确凿的。

 

　　今天仍然健在的索罗本人对于“生产率悖论”是怎么看的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今年9月份对这位已经年过90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访谈，最后一问提到了“索罗悖论”，问题是，你认为这个说法在当时是对的吗？如果是的，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是正确的呢？

 

　　索罗做了如下回答：我说那句话时正在阅读某人的一本著作，当时那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是正确的了。实际上你可以追寻到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回溯过去，在制造业、零售和批发行业，在所有大的经济部门学会如何有效利用信息技术会造成一个延迟，这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你可以毫无疑问地衡量出计算机对大用户生产率带来的效益。

 

　　如果说“悖论”的始作俑者出来说了话，对产业技术革命推动经济效益的长期影响可以比较乐观的话，还有一些问题恐怕远不是那样轻易可以解决。特别是对就业以及与此相关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的担忧还会继续，这场争议短时期内看来难以平息。

 

　　关注德国工业4.0发展不会不注意到西门子公司近年来不断裁员的信息。2014年4月西门子再次确认了其结构性的裁员，撤销了四个最重要业务的中间构架，计划裁员5千到1万。而该公司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制造业巨头，更是工业4.0的先锋。当然，这次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推进工业4.0的结果，但是如果工业4.0真的到位，这类超级大公司的结构肯定进一步扁平化，中间层的压缩可能更为惨烈。

 

　　对新产业技术革命抱有疑虑的还不止是生产率增长不如期许或者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还有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的担忧，从新锐企业家（如埃隆?马斯克）到伟大科学家（如霍金）同样都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尽管如同许多类似的争议那样，皆大欢喜的共识恐怕永远无法产生，但这个过程本身对我们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主流舆论中，技术革命一直扮演一种“正能量”角色，人们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或工业4.0，恐怕很少是出乎对探求未知的兴趣，而恰恰是寄托了提升产业竞争力，从而加快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期望。一些智囊和咨询研究机构的建议和政府部门的对策也或隐或现急功近利的色彩。对于科技的突破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似乎没有任何怀疑，担心的仅仅是我们能不能在技术上赶上这班车。

 

　　最近重启的这场争议，至少再次提醒我们光环可能还存在的另外一面。特别是如果大量吸收中低端劳动力的制造业发生重大的破坏性创新，就业可能就是无法回避的挑战。这不仅影响流水线上的简单劳动，而且智能化高度发展也将对管理层带来冲击。更难以预料还有新技术造成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德国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今年3月份发布关于工业4.0的研究报告，甚至提出了制造业可能碎片化、将来IT或通讯公司可能成为制造业领袖这样的极端远景。

 

　　即使我们坚信新技术和产业革命可以带来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繁荣，这个过程本身肯定将充满我们至今知之甚少的不确定性。

 

　　而与这场争议的主角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更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议题。在我看来，与这场正在到来的产业技术革命相伴而行的，还有一个增长方式转变和企业改革的重任，所以我们决不能只是被那些技术新名词搞得晕头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