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艾滋病研究专家、国际艾滋病协会（IAS）前主席乔普·朗格（Joep Lange，上图）和他的妻子，于2014年7月17日因马航MH17航班失事而双双罹难。他们是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7月20日召开的第20届国际艾滋病大会途中遇难的。艾滋病(AIDS)是朗格一生激情奉献的事业，其耐心和精力是无人企及的。国际艾滋病协会在表示震惊的同时，称“真正失去了一位巨人。”
以下是朗格三十年的朋友、荷兰著名病毒学家乔普·古德斯米特（Jaap Goudsmit）为悼念朗格所写的文章。
阅读：工作以外的最爱
我是在1984年邂逅朗格的，当时他30岁，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学术医疗中心（AMC）的住院医生。我当时是那儿的病毒学主治医生。我们在治疗第一个病例时就成了朋友，并发现彼此都喜爱文学。于是，我们便开始制订一份我们最喜爱的一百本书的计划。这整整花了我们五年时间。
朗格不久便开始在书单中添加了俄罗斯经典作品，包括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我相信他已完整地读过。其他还有《欧布罗莫夫》、《大师和玛格丽特》和《切文古尔镇》。
在我的记忆中，朗格在当时最喜欢的书是保加利亚裔英国小说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迷惘》，胜过此前喜爱的波兰小说家布鲁诺·舒尔茨的《鳄鱼街头》或《沙漏标志下的疗养院》。这让我意识到他的喜好：喜爱荒诞和超现实，喜爱东欧作家，迷上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
在朗格看来，书是活的，他似乎沉浸在书中角色们的生活中。他让这份书单持续了30年，每当这份书单修改的时候，他就给我一本书。他喜欢送人以书，并随身携带着自己最喜欢的书，许多次把同一本书送给许多朋友。
有一段时间，朗格似乎迷上了日记和书信作家的著作，如捷克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和法国小说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作品，包括当代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于2008年为纪念法国作家朱尔斯·勒纳尔所写的传记。勒纳尔也是朗格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包括朗格在内的100多名艾滋病研究人员、活动家和卫生工作者在参加墨尔本举行的第20届国际艾滋病大会途中，不幸死于马航MH17航班失事。图为人们在会场周围举行悼念活动
最近五年里，受《纽约书评》的影响，朗格的阅读兴趣似乎从小说转移到了非小说上。在2014年收到他的礼物（也是我收到他的最后礼物），即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的散文集《弑母新法》，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毫无疑问，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是他最喜欢的这类作家。2013年收到他的礼物就是朱特的《记忆中的小屋》。朗格做事用心，就像朱特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后仍致力于自己想做的事一样。
我和我的妻子与朗格夫妇除了在工作上有交集外，包括我们的孩子们也时常看到他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因艾滋病流行病学及如何应对艾滋病带来的伤害课程而一起在库拉索度过的那段时光。朗格与我妻子在2003年共同创建了健康基金会，以填补通过互联网和面对面学习有关针对艾滋病病毒（HIV）在发展中国家防治课程的空白。在那时，朗格已进入他的推广阶段，并和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目标是摆脱艾滋病对人类所造成的困扰。
朗格有时会给人以高深莫测或难以捉摸的感觉，如对文稿的遣词造句十分挑剔，而同时又随和大意：他的研究和报告无可挑剔，但却在电车上丢失过论文的原始数据。就如他在论文的致谢部分陈述的那样，他把整份手稿忘记在了“一个不大可能的地方”，尽管后来在他夫人的帮助下重新写了出来，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思考：如何与贫困斗争
1986年1月，朗格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论文，显示特定病毒蛋白抗体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中神秘消失。论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无论LAV/HTLV-III感染中病毒抗原的过量产生，还是B淋巴细胞系耗竭而产生的p24gag抗体，或者两者兼具，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同年12月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后续文章中，朗格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无论HIV抗原的产生是否反映随感染性病毒的产生而形成的完整复制，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剩下的已成为历史：HIV感染者血液中的抗原预示着免疫系统受损并发展成艾滋病的长期幸存者，其血液中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HIV抗原。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减少了HIV抗原的数量，延迟了艾滋病的发展。最后，相对不敏感的抗原测试被更灵敏的HIV病毒载量测试所取代。
在1980年代的AMC反转录病毒学实验室里，我们与许多医学博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大多数人至今仍是亲密朋友。至今，除了朗格一人外，所有这些人都已成为学术机构中备受尊敬的教授。朗格在反转录病毒学实验室干了十年，1995年他果断地将研究成果转向技术上的应用，以便让患者受益。他的临床愿景导致了一系列抗逆转录病毒小分子关键性的试验，例如PETRA试验、SIMBA试验、Atlantic和2NN试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于1998年《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INCAS试验。
INCAS试验是朗格与加拿大的胡里奥·蒙塔内尔、南非的大卫·库珀和意大利的斯蒂法诺·维拉等医生合作进行的。由胡里奥和朗格主导。试验结果表明，三种药物组合比两种药物能更好地降低病毒载量，产生更少的耐药性，可延缓或阻止艾滋病的进一步发展。从那以后，朗格越来越关心让所有需要的人获得这些药物的组合治疗。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够把可口可乐和冰镇啤酒送到非洲的每个角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药物送到同样的地方去。”
在过去的十年中，朗格越来越关注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未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药物，思考如何与贫困与药物的可及性这一问题而为之奋斗。就在他辞世前不久，朗格为自己设想了一个新的前沿领域：如何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上升问题。然而，在这一新的领域里将不再会有朗格的亲历亲为。
尽管我们比以往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朗格有能力为抗击艾滋病作出贡献，尽管我们知道朗格也不会再现，但作为一位歌剧爱好者、观鸟爱好者、辩论者、长跑运动员――他曾全程跑完纽约、波士顿和阿姆斯特丹（两次）马拉松赛――唯一值得我们安慰的是，朗格是牵着他妻子夏克丽娜的手双双牺牲在抗击艾滋病的战场上……
朗格1954年9月25日出生在荷兰。1971作为国际交换生，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饶宾森高中学习，1981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完成MD医学博士学位，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2004年任国际艾滋病协会主席，2006年任国际抗病毒治疗评估中心（阿姆斯特丹）高级科学顾问。2007年，为了表彰他在热带医学和国际健康领域的卓越贡献，朗格被授予了艾克曼奖章。
资料来源 http//jaapgoudsmit.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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