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英国，郊区。不远处是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第一次创下4分钟内穿越一英里记录的那条赛道。而在此时此刻，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进行中。一百二十六个人正在报数，这些人或是患有一种罕见的风湿疾病，或是患病儿童的家长。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关于此类疾病病变状况的研究。不同于仅仅提供样本或是填写一份问卷，然后在忐忑不安中期待有朝一日研究人员能够给出一剂良药，这一次的参与者被问到的问题非常非常详细。他们是有发言权的参与者。

 

　　其中一位参与者是爱莱恩·拉什（Elaine Rush），一名53岁，住在南安普敦市郊的女士。她从出生起便患上了成骨不全病，这种病也叫作脆骨症。她曾经被预言不会活过5岁，即使是现在她也只能坐在轮椅上，同时还要忙着和与这种疾病相关的心脏及肺部并发症战斗。她作为发展医学的坚定支持者，现在每个月要通过在线即时通讯跟一个或多个研究者聊上很久，并且提供大量的建议性资料。当研究者们为招募该病病患而绞尽脑汁时，拉什主张将启事张贴在自己的脸谱网主页上，病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同病相怜的伙伴。

 

　　这个关于骨骼、关节和肌肉罕见病的研究被命名为“鲁迪”（RUDY，一个不顾身体缺陷努力奋斗的电影人物），它招募病人的手段代表了一种新的信息交易方式――研究人员和他们研究的病例样本共同对个人隐私的曝光进行适应。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人能读懂你的DNA序列，他就可能知道你是谁，这种可能也许会出现在将来，也许现在就在发生，毕竟，生命科学技术正在大踏步地前进着。这种进步固然令人欢欣鼓舞，可是从研究初期就一直没有变过的、实验人员对被研究病患所作的承诺――他们的身份信息会被牢牢保护在存储库里不加泄露――却不再存在。

 

　　“患者们很恐惧有人对他们的生理数据进行访问。”卡西姆·加瓦德（Kassim Javaid），“鲁迪”的领导人之一如是说。这个戴着眼镜的牛津大学附属纳菲尔德骨科中心风湿病专家表示，提供多层的控制手段，正像“鲁迪”在做的这样，是一个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拉什和“鲁迪”的其他参与者――这项研究由英国国家卫生研究机构资助――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授权给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可以与欧洲或者美国之外的研究机构共享自己的血液样本、骨骼扫描图像，以及疾病治疗史。他们将能够登录到临床试用网页，以了解他们的组织样品之一是否已被做上标记――那意味着一位研究员在某个地方正在研究这份样本。

 

　　放眼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整个DNA和组织样本的大型存储库已经开始成型，这种趋势已迫使研究人员和伦理学家重新思考应该如何与那些使他们的工作开展成为可能的志愿者处好关系。“二十年前，人们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相互一握手就意味着同意开展实验。”杰米·海伍德（Jamie Heywood）不无怀念地回忆道。他是“同病相怜”（PatientsLike Me）网站的创始人，这家企业在剑桥和马萨诸塞州都有实体公司，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能与不同疾病的患者分享健康数据的平台。迄今为止，“同病相怜”已经与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家相似的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作为无私分享他们DNA数据的回报，参与者在研究中想要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希望能在全透明的环境中跟踪研究的进展。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毕竟，贡献自己的DNA数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自己的隐私信息摆到了大庭广众之下。

 

　　基因隐私能够得到完全保护的时代在两年前就已经明确被宣告结束，而这一改变的标志便是现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基因学家亚尼夫·埃尔里奇（Yaniv Erlich）在2013年1月18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该论文引发了这个领域领跑者们的重重忧虑。埃尔里奇和他的同事们表明，基于一个人的Y染色体DNA序列，能够确定他的年龄、国籍等诸多信息――这一类信息基本上已经和DNA序列特征配好了对，在各大研究机构的数据库里早有保存，只需稍作交流就可以查出来。通过结合这些片段的信息，他发现来自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信息在他研究所的DNA数据里频频出现――已经有超过10万人在那个数据库里发布自己的DNA标记。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整理，埃尔里奇不仅可以辨认出这份DNA样本来自何人，甚至能一鼓作气查明捐赠者的家庭成员，甚至远程追踪到了捐赠者一个早已乔迁离开的第二代表亲。“我甚至都不认识自己的表兄弟姐妹。”埃尔里奇感触颇深地评论这项成果。

 

　　埃尔里奇目前工作的重点是指出DNA信息也可以被匿名化保护，例如通过增加或删除包含敏感信息的碱基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种技术在操作上可以实现，但在效果上却不尽如人意。核苷酸的删改使DNA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研究价值，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保护捐赠者。当时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在2008年的《自然》杂志中公布了自己基因的测序结果，不过在杂志出刊前沃森表示，他要求自己的APOE基因――某段可以揭示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可能的序列――不被公开发表。但正如三个遗传学家当年晚些时候在《欧洲人类遗传学杂志》中礼貌地指出的那样，遗传知识已经足够完善，人们完全有能力归纳出一个推断手法，通过附近DNA碱基序列的走向判断出沃森的APOE基因状态。

 

　　遗传密码学家仍在努力探索更好保护DNA的方法，许多业内人士都同意，继续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埃尔里奇颇有一副把目前工作重点转向别处的架势。大约一年前，他和其他大约30名研究者被召集到了冷泉港的实验中心召开会议，准备考虑一套能够在研究中回避隐私侵犯的方法。他们的努力，也许能让科研领域回到那几十年前的握手实验的老规矩中去，他们还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使这些老规矩适应21世纪的科学研究。

 

　　埃尔里奇的部分灵感来自于最近的互联网。利用信任作为导向力，是一种改善实验者与病人之间关系的好方法，在网络中便有一家公司采取了这种战略。Uber，是一家在线汽车出租企业。“他们将车与乘客配对，将两个在现实生活中不认识对方的个体联系在一起，”埃尔里奇表示，“如果在没有信任基础的情况下我随随便便找个人的车钻进去，他说不定会把我大卸八块。”向完全陌生的人提供房间租借服务（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整个房子）的Airbnb网站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些网站使用点评系统、配置文件与大量的文档信息来管理它的用户，而这些信息都是对外开放的。埃尔里奇表示，这种开放性似乎能够在组织者和参与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他认为相同的策略可以应用在遗传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的领域上。

 

　　研究的志愿者们一向看重信任关系与信息透明度，这对研究的组织者们来说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2007年，隐私行为研究者艾伦·威斯汀（Alan Westin，2013年去世），为他供职的医药研究所调查了将近2400人。他发现，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受访者很少尝试着弄清楚研究人员是否知道他们是谁，或者只是将他们当成一个研究样本那样观察，把他们当成疾病信息的载体。接受调查的人当中，研究者未经他们同意便大力赞扬这种甚至只是文字意义上的“消除识别的健康数据”，而81%的接受实验者并没有对这种行为感到多么高兴。

 

　　“也许比起私人信息能不能得到保护，他们更注重的是自由。”马克·罗斯坦，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法学教授表示。“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你把手头上的信息匿名处理的话，没有人能够发现那些参与者的身份，没有人能弄清他们到底是谁――但如果那些参与者认为你未经他们许可就使用了他们的信息的话，他们仍然会很生气。”

 

　　美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努力对实验参与者的这种情绪做出应对。去年8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从当月开始，它希望研究人员能够从参与者那里获得知情同意，然后再使用这些人的DNA、细胞、组织或任何其他消除识别的生物材料。“要组织好这项规定的执行，很大一部分努力要花费在控制研究透明度上。”芭莎·玛利亚·科诺博斯（Bartha Maria Knoppers）如此表示。作为一个研究法律和遗传学的学者，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她还是一个全球联盟中非常具有话语权的一位成员，这个联盟呼吁基因组学和人类医学研究组织寻找新方法来更开放、更负责任地共享数据。

 

　　科诺博斯和其他许多人指出，患者其实通常都很乐意分享他们的DNA数据，以推进研究进行――而且他们已经逐渐地意识到通过DNA确定身份的问题严重性可能被夸大了。某些数据库已经禁止了研究人员通过DNA确定志愿者的身份。这项规定目前为还没有遭到违反――或者，至少没人知道有人违反。盖尔·维科（Gail Jarvik），这名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遗传学家认为大多数科学家并不在乎到底是谁为他们提供了这些血液或组织的样本。她反问道，“为什么我们要确定他们的身份啊？”

 

　　有相当数量的实验现在正在测试不同的方法，希望能掌握到底怎么办才能让志愿者更好地了解他们提供的数据到底被用做什么了。“同病相怜”已经招募了30万病人，他们患有2300多种不同的疾病。在这个网站上，参与者们分享自己的健康数据、相互帮忙分析比较他们参加医学实验拿到的报酬、相互支持鼓劲、帮助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回答那些已经被提出的科学问题，同时也不断补充新的思考。海伍德在2004年成立这个非营利组织时，他的弟弟史蒂芬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杰米·海伍德的哲学是，如果人们是“善解人意的、热情的参与者”的话，他们自然会同意将他们的DNA和其他健康信息广泛共享，以使其对社会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即使那意味着他们的隐私将在一定程度上曝光。

 

　　哈佛大学波士顿医学院，由遗传学家乔治·彻奇（George Church）创立的个人基因组项目PGP在这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它要求参与者主动分享他们的DNA序列，还要把自己的健康史张贴到网上给大家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4000名参与者与这个项目签约。就在上个月，PGP推出了“实名”这个选项，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者可以把自己的身份附在信息下面。“确实有许多参与者提到了，他们做这种事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因：公开共享数据，以丰富我们整个群体的知识储备，”简丁·朗斯沃夫（Jeantine Lunshof）这样说道。这名哈佛大学参与该项目的伦理学家表示，“这种分享方式带来的好处似乎比潜在的缺点要多”。为了确保参与者了解这种曝光可能造成的后果，PGP会问他们一系列看起来十分尖刻的问题。海伍德说，他第一次参加PGP的志愿者测验就没有通过，他用那道把自己难住的题目作为PGP测验的一个例子，以此向我们表现这项测试的特点――“如果我犯罪了，这家DNA银行储存的信息会被用来辨认我的身份吗?”（答案是肯定的）。

 

　　参与“鲁迪”研究的卡西姆·加瓦德希望他提出的策略――目前被称为“动态同意方式”（因为从不了解到接受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能够为患者看待他们研究的方式带来改观。病人可以选择参与研究报告完成的哪些部分――比如，是只参加问卷调查，还是共享自己的X光扫描信息？要求“鲁迪”调查仅限于在此次研究中使用来自他们的数据，还是同意研究者们在这个领域里更广泛地分享这些研究信息？如果有人说，“不要用我的DNA数据，不要用我的血液样本……那么这些样品就会安全地放在我们存档的信息库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动用它们。”加瓦德表示，但是他们仍然会将这些信息保留着，以防万一病人改变想法。

 

　　而艾莱恩·拉什这位患有脆骨病的女士，已经给予了“鲁迪”研究最广泛的授权，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几乎所有在“鲁迪”研究早期时代加入的参与者。“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不觉得还有什么我需要隐藏的信息。”拉什如此表示，但她也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她也主动出击过，目前为止拉什已经向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病友发出加入“鲁迪”的邀请。“他们可以选择透露出一些东西，也就是他们可以为疾病的研究做出贡献”，这个事实已经帮助拉什很好地向那些可能会犹豫是否加入的人解释了这项研究的意义所在。

 

　　我们再看埃尔里奇，他已经做好了借鉴Uber和Airbnb的准备。去年11月，他和其他九个参与冷泉港会议的学者在《PLOS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提出了一个名为“信任中心框架”的概念。“奖励好的行为，阻止恶意的行为，惩罚不服从的人”，这是这个框架的核心思想。就像Uber上租车客户抱怨司机身上的难闻气味或Airbnb的顾客赞扬在他们度假小屋里提供的免费咖啡和小吃那样，患者有机会对那些拿到他们数据资料的研究人员作出评价。这个系统包括一个受到双方信任的调解中介，需要信息的研究者和提供信息的参与者，并且通过自动化审计如何使用研究数据来对研究者的工作作出评估。埃尔里奇推测，也许通过这种方式，只要研究人员受到同行的赞誉，从病人返回评价中拿到高分，或者提供了足够称得上满意答卷原始数据，他们的良好口碑就将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了，这也方便了参与者选取可靠的人来使用自己的信息。

 

　　当然，信任这东西，建立起来很难，需要一天天的积累，但是一旦丢掉，就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去年，Uber本身就遭到了数不胜数的客户投诉，在这样的一波打击之后，甚至从商业改善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收到了一个不及格的评价分数。该公司被指责在描述它如何仔细审查旗下司机的时候有着过分的夸大。也许，蒸蒸日上的科研项目隐私控制尝试，也会在这方面遭到危机。不过至少就目前而言，“鲁迪”研究项目已经得到了拉什的信任。“‘鲁迪’项目里的研究者都非常值得尊敬，”她说，“他们不会将我们的信息透露给哪怕是一个人。”而作为一个周期较长的研究项目，之后几个月和未来几年里“鲁迪”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将取决于他们能不能把这种信任长久地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