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里，亲戚朋友们汇聚一堂，向他们敬爱的女族长、89岁的玛丽·琼斯（Marie Smith Jones）做最后的告别，她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说流利埃雅克语（Eyak）的人。

 

　　2007年5月，一队苏丹骑兵穿越边境进入邻近的乍得，目标是存放在乍得扎库玛国家公园库房里价值近150万美元被没收的象牙，这批象牙重达1.5吨。

 

　　同一时期，令爬虫学家困惑的大量青蛙神秘失踪事件在全球蔓延开来，一直蔓延到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研究人员很快发现，罪魁祸首是一种原产于南部非洲的蛙壶菌，这种致命真菌通过青蛙海外贸易传播到中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美国。

 

　　一年后，粮食危机导致食品价格飚升，在岛国海地引发骚乱，造成至少5人死亡。类似暴力事件也在墨西哥、孟加拉国、埃及、喀麦隆、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和埃塞俄比亚爆发。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都是全球语言、文化和物种多样性正在受到威胁的示警信号。从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到世界上的几千种语言，都是这种多样性的体现。据调查，每两个星期，地球上就有一种人类语言完全消失；每六个小时，就有一种人类培育的粮食作物消失；每几分钟就有一个物种消失。随着语言、文化和物种的消失，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多样性之美，还有语言和文化中所蕴含和积累的巨大知识宝库；而物种的消失，损失的也不仅是宝贵的基因资源，还有复杂生态网中的关键环节。

　　专家们早就认识到生物和文化灭绝的危险，但直到不久前才刚刚开始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导致的，气候变化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更是突显了语言、文化和物种多样化消失的紧迫感。科学家正在努力探讨一个复杂地球生态系统框架内语言、文化和物种多样性的价值，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多样性有哪些？如何衡量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多样性？多样性可以缓解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吗？多样性要达到多少才足够？从在纽约召开的首次生物文化多样性研讨会，到斯德哥尔摩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讨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描述和保持语言、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

 

　　当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通常被称为“第六次灭绝事件”，类似规模的生物灭绝大灾难在地球历史上只发生过五次。最后一次是在白垩纪末期恐龙消失的年代。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灭绝率达到了地球历史上物种自然灭绝率的10 000倍。科学界认为，科学界以外的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险。2010年5月16日，伦敦动物学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自当代环保主义者1970年宣布第一个地球日以来，已有三分之一的野生物种在地球上消失。语言多样性危机同样不容乐观，世界上约6 800种语言中，有一半已经消失，一些专家认为，近90%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末消失。

 

　　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和遏制多样性消失的蔓延之势，部分原因在于快速的消失推进速度。从1900年到现在，地球人口增长了4倍，用水量增加了9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倍，海洋鱼类捕捞量增加了35倍，工业产出增加了40倍。正是人类这种近乎疯狂的扩张足迹，以及这种扩张所依赖的全球贸易，才有了随着玛丽?史密斯的逝去，一种古老的语言从地球上永远消失的悲剧，才有了肆无忌惮屠杀大象产生的1.5吨非法象牙交易，才有了青蛙消失和粮食骚乱的严重后果。地球历史上从未有过人和产品、媒体和信息、作物和商品如此大量如此快速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贸易的扩大化导致了一些当地文化传统的消失，灭绝了当地脆弱的动植物物种。

 

　　一个人的死亡而导致一种语言的消失，毁灭性的真菌导致青蛙大量消失，象牙买卖导致大象被大量屠杀，还有更多珍贵动物的数量在减少。加上一些地区的干旱和洪水灾害，燃油价格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对肉类需求不断增加，导致许多主粮作物供应大幅下降，价格飙升。但是当科学家和农民考虑如何培育和改造下一代适应气候变化的高产品种时，他们却要面对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农作物基因库之“浅”令人震惊。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亚历山大·穆勒（Alexander Müller）警告说，全球粮食供应已缩小到只有12种农作物和14种动物食品。据粮农组织称，世界上至关重要的粮食作物品种在20世纪里已经消失了四分之三，数以百计的本地牲畜品种也处于濒危边缘。“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流失严重威胁到了全球的粮食安全。”穆勒说。

 

　　语言、文化和生物灭绝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全球化的影响要复杂得多。这种灭绝趋势一旦启动，灭绝本身也将成为一种驱动力，形成一个密切相连的正反馈循环。我们开始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意大利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路易莎·玛菲（Luisa Maffi）的工作。30年前，刚从罗马大学毕业的玛菲在索马里进行现场调查时，首次开始了推测语言与生态之间联系的研究。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民族医学时，对于语言、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更是有了一种顿悟。

 

　　在当地展开调查时，看到人们在乡村诊所排队就诊，一个男人抱着两岁的女儿走了几个小时来这里看病，女儿患了腹泻。这个男人模糊记得有一种好像是叫“蚱蜢腿”的当地草本植物，当地人用来治疗腹泻十分有效。但由于他几乎记不得这种草药到底叫什么，因此无法寻找到这种植物，甚至无法确定它是否还存在。

 

　　玛菲回忆当时正是多样化丧失对世界产生全面影响的时候，消失的不仅仅只是某些物种或某些语言，世界上同时失去的还有最有用最宝贵的知识。于是玛菲开始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包括当地土著领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专家，当然还有语言学家。1996年她和她的同事在伯克利组织了一个“濒危知识、濒临灭绝环境”会议，一年后，玛菲成立了一个名为“地球语言”（Terralingua）的国际组织，致力于研究、教育和倡导“语言人权”。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玛菲，在她的努力和倡导下，“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这一术语越来越频繁出现于各类文章和论文中，科学家和学者对灭绝现象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今生物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2009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全球前景报告中重申了这样的科学共识：人类是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罪魁祸首。UNEP首次明确了生物多样性崩溃与快速的、全球性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凋零之间存在的联系。报告称，“全球社会和经济变化正在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通过促进文化同化扰乱和破坏着当地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的变革，如文化和精神价值、语言、传统知识和习俗的丧失，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压力增加的一种驱动力……反过来，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压力也会对人类福祉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第二个重要的里程碑，甚至可以说更重要，是2010年初，自然保护、语言学、人类学和生物领域内300多名杰出学者汇聚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个名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保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全球政策的经验教训”的研讨会上。玛菲的“地球语言”与博物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以及其他几个组织和团体联合组织了这次研讨会。研讨会强调了一些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如民族语言学、民族动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生物学和民族生态学。这些学科的研究宗旨是记录和描述各种不同文化是如何看待、利用和管理他们周围生态环境的。

 

　　研讨会高调结束，提出的一份正式决议呼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努力融入其政策和计划之中，之前的一些保护政策和措施都集中于非人类方面的保护。“如果一切按我们所想的发展，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主任埃莉诺·斯特林（Eleanor Sterling）说道，“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生物多样性，而且还要关注人类改变和适应环境的传统。”

 

　　玛菲说，如果这份决议被采纳，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运作方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2009年全球展望报告中的生物多样性部分提出了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概念，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的不可分割，从一个曾经很模糊的概念，发展到如今在国际论坛上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她说。

 

　　当然，认识到文化与自然、语言与景观的紧密相连关系是一回事，而要严格地辨识这些关系却极具挑战性，这也正是玛菲等人正在深入研究的。一些模式已经出现，最明显的是在地理位置上的重叠。事实证明，一些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往往也是文化、语言和粮食作物多样性高度发展的中心。所谓的“巨大多样性（megadiversity）”热点地区之一，是坐落在缅甸、印度和中国边境地区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热带森林。仅在这片地区的一个小角落里，就有30多种藏缅语族的语言，在一个部落地区的三个小村庄里，当地人培养驯化的农作物品种超过了150多种。

 

　　语言、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重叠通常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众所周知，森林砍伐导致栖息地丧失、语言消亡以及大量动植物物种灭绝。但有时这种因果关系也会颠倒过来，如过去十年里，在加拿大的松林里，山松甲虫毁掉了英属哥伦比亚约700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整个纽约州的面积。但这个悲剧从150年前天花席卷这片内陆地区时就开始了，几千年来，当地部落社区为调节浆果生产以及为鹿的繁殖提供生存空间，经常焚烧一些森林，但这种森林管理方式出现了断层，没有被延续下来，结果就是森林日益茂密，形成了大片茂密的松树林。政府的森林火灾扑灭政策不力，加上冬天的寒流越来越少，松树林也越来越容易受到虫灾和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破坏。

　　日益全球化的地球，由于部分地区独特语言和物种的灭绝，越来越不像是一块丰富多彩的“拼布床单”，而更像是一个融合了各种语言文化的“大熔炉”。更大的因素是这种趋势的侵入力量，根据2005年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随着地区性独特物种的迅速灭绝，世界大部分地区外来物种的引入速度，实际上远远超过了目前的物种灭绝速度。同样，英语、西班牙语以及汉语（程度上较小）迅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这种传播速度甚至令全球语言消失的速度相形见绌。机会物种和一些优势语言在今天发达的商业渠道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大环境下也有了更多繁荣发展的机会。

 

　　引入新物种或新语言的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导致了全球文化同质性的增加，对于当地多样性的影响也更加复杂。例如，如果向非洲草原引入几种杂草物种，可增加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将英语引入多方言的阿拉斯加地区，可增加当地的语言多样性，但结果可能只是在当地丰富的多样性上锦上添花而已，而当地的多样性却有可能因新物种和新语言的引入而衰亡。正如强势语言常常会占上风一样，入侵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往往也会最终战胜并取代本地的动植物。即使灭亡的只是一种当地的原生草或一种当地方言，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因此，虽然全球化导致的同质性或趋同性与灭绝并非同义，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随着趋同接踵而至的很可能就是灭绝。

 

　　但是，多样性的价值是什么？为保持这种多样性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吗？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Wilson）引用“亲生物性（biophilia）”的假说称，人类有一种天生吸引其他种类生物的能力，更希望生活在有着丰富多样性生命形式的世界里。也有些人认为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自有其内在价值和其固有的生存权利，还有一些人从务实角度提出，森林的存在可以为人类提供吸碳服务，当地语言可起到记录当地人类历史的作用。但如今一些前卫的生物学家、生态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提出了新的理论：那就是“弹持论（resilience theory）”。

 

　　从生物学领域引入的“回弹力”（resilience）这一术语（也叫抗逆力），指的是地球生物和生态的一种自我修复能力，在遇到外力条件变化或冲击后，能抵制干扰并重新回到平衡状态的一种能力。“弹持论”是一个新兴的生态学理论，在美国已有这样一个生态学学派。弹持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恢复能力的前提是，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所谓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而难以预测的系统。

 

　　标准生态理论认为，自然会以相应稳定的方式对逐步产生的变化做出反应；而弹性生态理论认为系统通常对一些随机事件做出的反应，如风暴或火灾，会导致难以甚至不可能恢复的状态。这是通过对牧场、珊瑚礁、森林、湖泊，甚至还包括人类的政治系统在内的大量研究所证明的。例如，清澈的湖水似乎不会轻易受到含有大量化肥残余农业径流的影响，但如果湖水中的污染物达到临界阈值，湖水就会突然变得混浊起来。一座珊瑚礁在一场飓风过后，很可能被疯长的海藻占据，一个国家在连续遭受干旱、疾病或股市崩溃之后就有可能陷入一场政治混乱中。

 

　　无论是一个湖，还是一个城镇，能够抵御环境变化而不至崩溃的能力就被定义为“回弹力”，多样性就是拥有这种“回弹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系统中生物和文化多样性越丰富，对抗干扰的缓冲力或者说弹性就越强。加勒比海中的珊瑚礁上曾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鱼类，可有效抵御藻类植物的大量蔓生。但近年来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以藻类为食的鱼类逐渐让位于海胆，但还能继续将藻类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数量范围内。然后到了1983年，一种病原体侵入，导致海胆数量大幅下降，海藻占据了珊瑚礁。显然，过度捕捞导致多样性丧失侵蚀了生态系统的弹性，在过去可以挺得过去的打击面前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同质单一的风景，无论是语言、文化、生物物种或者是基因，都是最脆弱、最容易丧失的。人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因气候变化摧毁了某个单一的农业基地，还是缺乏应对这些问题的文化想象力，或者是这两个原因兼而有之，缺乏足够弹性力的社会都将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导致崩溃。

 

　　据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估算，地球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价值高达惊人的3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于1997年首次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首次意识到一个完整的地球生物圈对于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如果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其后果也将是毁灭性的。但是我们对于多样性的目标仍然很模糊，生物、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要多少才足够具有弹性力或恢复能力呢？

 

　　第一个困难在于问题本身，“足够多的多样性是为了什么？”足以应对75%的环境变化？还是90%的环境变化？还是足以满足它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实用价值和科学价值？第二个更具体但同样棘手的问题是，至今为止我们仍然只记录了地球上部分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遗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们在一桶海水中可发现多达40 000种的细菌新物种，而且这还不包括病毒，事实上细菌的种类可能多达400000种。”威尔逊说，经人类命名的物种只有大约150万种到180万种。而据科学家估计，地球物种的数量介于360万至1.12亿种之间。世界语言有多少虽然没有一个可靠的估计数字，但“有完整文字记录”的语言只有不到10%，这类语言意味着有完善的语法，大词汇量的词典，以及存在于各种类型和形式媒介中的大量文本。剩下的90%在不同程度上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根本没有文字记录。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包括“显著缓解当前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以减少贫困现象，造福地球所有生命。”在保护国际基金会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下，威尔逊过去几年里倡导紧急保护25个生物热点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只占地球陆地表面的1.4%，但却是世界上44%植物物种的生长地，以及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栖息地。据他估计，这个项目成本将高达约250亿美元，但鉴于生物多样性热点与语言多样性热点在地球位置上的重叠，更重要的是，玛菲等人所确认的语言与生态的共同进化，这250亿美元的付出是很值得的。

 

　　芝加哥大学的语言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萨利科科·穆夫温（Salikoko Mufwene）认为，人们经常会理性地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利益而选择放弃他们的母语，重要的一点是，毕竟世界上96%的语言只有4%的人在使用。如果明天地球所有的濒危方言都消失了，几乎没有人会在意。此外，会有人真的为几百万未被发现微生物的消失而哀悼吗？为了全球化带来的许多好处，我们也许会接受合理范围内的一些灭绝，在一个日益变得更小更拥挤的世界上，保持多样性显然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一种奢侈。

 

　　正如作家刘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所说，将所谓“天然的”（代表“真善美”）与“人工的”（代表“假恶丑”）对立起来的观点模糊了它们之间重要的相互关系。无论我们将这种关系称为“生物文化的多样性”还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指的都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两个术语两种说法明确表达了一个核心理念，即人类行为在每个瞬间都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自然环境。神话、传说、艺术、文学和科学通过人类认知这个“过滤器”，不仅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未来之路的确定目标和坚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