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学与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当前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谈及国家间科技竞争，诸多讨论聚焦于外交层面的对抗博弈，但更核心、更具长远价值的命题，是如何夯实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创新组织运行效率，建立更适应时代发展的科技创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现有主流科技创新组织模式成型已久，相较于迭代速度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创新组织制度具备长期稳定性。本文立足未来产业新兴的发展背景，聚焦创新底层组织机制，探讨何种制度架构能够持续催生前沿技术、培育未来产业，将从四个方面展开系统论述：一是回溯历史，总结冷战时期成型、沿用至今的三类经典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二是剖析传统模式现存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时代催生的全新治理难题；三是梳理全球前沿探索案例，探析面向变局时代的创新组织模式变革实践；四是提炼新一代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应具备的特质，提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的发展构想。
历史溯源：三大经典科技创新组织模式的形成逻辑与运行机制
当下全球广泛应用的主流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均成型于二十世纪的美苏冷战背景中，由美国率先构建，并在数十年实践中持续完善，形成三类功能定位不同的创新组织模式。三类模式的底层共性，是构建包容试错、收益可预期的运行机制，依靠差异化激励逻辑驱动创新持续突破。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组织模式 该模式雏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冷战初期全面落地强化，理论根基源自《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提出的思想：科学进步依托科研人员自由探索、自主选题开展探索。其顶层设计逻辑为政府统筹科研投入，通过财政资金扶持科技研究，依托基础研究的长期溢出效应带动产业、国防、民生多领域发展。
该模式标准化运行框架可概括为“政府出资、高校承载、同行评议、科学自治”。政府承担经费供给职能，不直接干预科研选题与研究路径，科研工作者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自主探索，以同行评议作为项目评审、成果评价核心标准，科学共同体实现内部自治。
该模式能够长期稳定运行是因为它建立了两层激励机制：其一，基础研究持续为经济增长、国家安全、社会发展提供底层技术供给；其二，科研群体拥有内生探索动力，科研人员以抢占学术“优先权”为目标，包容一次次试错，持续向未知科学前沿发起探索。历经数十年发展，该模式仍是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主流组织范式。
任务导向型政府科研组织模式 该模式诞生于美苏冷战“斯普特尼克危机”，是美国为应对外部技术封锁、弥补自由探索模式响应重大战略需求效率不足而构建的有组织科研体系，代表载体为美国宇航局（NASA）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二者形成差异化任务攻坚机制。
NASA适配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大型工程类科研任务，能够跨领域、跨机构统筹资源，围绕既定战略目标开展体系化协同攻关；DARPA则面向需求清晰、实现路径未知的前沿潜在技术，聚焦中长期颠覆性技术布局，不设定具象落地成果，重在挖掘具备战略价值的新兴技术方向。二者共同构成政府主导任务型创新的两大标杆，时至今日仍是各国开展有组织研究的参考范本。
该模式的价值在于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集中公共资源开展定向试错，通过持续投入换取国家安全、产业竞争优势等公共性回报，是国家统筹重大科技攻关的工具。
“初创企业+风险投资”市场化创新组织模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德国制造业技术快速崛起，对美国形成了压力，也让美国意识到前两类模式的短板：政府与高校主导的科研体系产出大量实验室成果，但成果产业化路径不畅，科技创新缺乏市场化可持续造血机制。在此背景下，配合《拜杜法案》等制度设计，“初创企业+风险投资”模式应运而生，打通公共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的通道，引入市场资本驱动技术商业化创新。
风险投资体系被认为是适配科技创新不确定性的高效机制，其优势在于建立成熟的容错机制：投资机构批量布局初创企业，多数项目研发、商业化进程会失败，仅少数企业实现技术落地与商业转化，但是依靠少数项目成果即可收获远超全部投资总额的回报。这套机制完美匹配科技创新高风险、高回报、高度不确定的特征，依靠市场资本驱动产业端持续试错，以商业利润作为创新投入回报，形成独立于政府科研体系的市场化创新闭环。
传统三类创新组织模式的现存问题与时代局限性
三大经典模式虽保障了全球科技创新数十年发展，但在长期运行中逐步滋生制度异化问题；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带来全新创新变量，传统组织架构已无法适应新时代创新需求，矛盾集中体现在制度内生缺陷与时代适配缺口两大层面。
传统模式长期运行产生的异化问题 首先，自由探索基础研究模式的脱节困境。该模式存在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割裂的矛盾。科研评价体系以学术论文、学术优先权为导向，部分研究选题脱离产业需求与国家战略，仅追求理论层面创新，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经济价值与国家竞争力。长期发展下出现制度异化，部分科研主体将“试错过程、论文产出”等同于创新成果，忽视技术落地的实际价值。同时，公共财政持续投入基础研究，若缺乏成果转化闭环，将产生科研经费投入效率不足、资源浪费等长期发展难题。另外还有科技发展的时代因素，学界近年持续讨论“科学大停滞”现象：当前海量互联网应用类微创新层出不穷，但能够重塑物理世界、颠覆产业底层架构的重大基础突破愈发稀缺，大量科研产出局限于轻量化数字改良，难以支撑颠覆性产业变革。延续20世纪50年代纯粹依靠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布什模式，已无法适应大国竞争下基础研究兼顾战略需求的现实诉求。
其次，政府任务导向模式存在可持续性压力。NASA、DARPA这类政府主导的攻关模式高度依赖财政持续拨款，长期大规模投入会加重公共财政负担；同时行政体系约束、流程管控容易拉长科研周期，面对迭代速度极快的新兴技术时，资源调配灵活性不足。传统政企合作模式以政府经费扶持为主，企业承担风险能力有限，难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再次，“初创企业+风险投资”模式的资本泡沫化倾向。市场化创新体系在发展中逐渐出现概念包装、资本炒作等乱象，大量企业依靠科技概念融资，缺乏真实技术创新；资本逐利属性导致短期化倾向显著，多数风投机构偏好短周期变现项目，对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的硬核前沿技术投资意愿不足，单纯依靠市场资本难以支撑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全新制度适配空白 人工智能是当前科技创新最大变量，其技术特性彻底改变创新试错逻辑，但现有三类组织模式均未形成适配AI科研的制度框架，存在治理空白。传统科研模式试错周期漫长，基础研究试错往往以数年、十余年为单位；而人工智能依托算力、数据、算法体系，可实现高频次、大容量、低成本快速迭代试错，创新效率实现量级提升。但当前全球尚未建立适配AI科研的组织机制。传统同行评议、项目立项、资源分配、产学研协同规则均建立在传统科研范式之上，无法释放AI快速试错的独特优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创新具备跨领域、跨主体融合特征，基础研究、国家战略攻关、产业创新边界高度模糊，单纯依靠高校、政府机构、企业任意一方，都无法完整完成AI全链条创新，传统三类边界清晰的组织模式出现明显功能割裂。
全球前沿探索：面向变局时代的创新组织模式变革实践
面对传统模式缺陷与人工智能时代新需求，各国尤其是美国已启动新一轮科技创新组织体系改革，形成多条可参考的变革线索，发展趋势是打破政府、产业、学术界边界，构建多元主体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
政企合作模式迭代：从单一经费扶持到场景牵引协同 传统NASA式政府全额出资攻关模式正在迭代升级，以NASA与SpaceX合作体系为典型代表，政府不再单纯提供研发资金，转而开放航天应用场景，以场景需求牵引企业自主投入研发，政府提供政策、应用订单、基础设施配套，企业承担主要研发成本与市场风险，大幅降低财政压力，充分激活企业技术迭代动力。与此同时，美国科技领域出现“科技右翼”主导的治理变革，其逻辑是以国家行政力量全面赋能企业创新，认定企业是最高效的创新载体，通过政企深度绑定实现产业驱动全域技术突破。落地路径为产业界领军人物深度嵌入政府科技治理体系，掌握科技政策制定、资源调配话语权。典型例子是特朗普的科技顾问委员会，13名委员中有12人来自产业头部企业。对比布什、拜登时期以科学家为核心的顾问架构，充分体现创新治理重心从学术端向产业端转移的重大变革，也是美国适配颠覆性技术竞争的制度调整。
面向人工智能的跨界一体化平台：美国“创世纪计划” 为破解AI时代创新主体割裂难题，美国推出“创世纪计划”，对标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等国家级重大工程，搭建跨主体统一AI创新平台，是当前全球探索新一代科创组织模式具有代表性的实践。计划整合全美17家国家实验室的海量高质量数据集和大模型算力底座，打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的资源壁垒，所有创新主体统一依托AI数据与算法平台开展协同研发。在统一平台框架下，基础研究、战略技术攻关、产业技术开发实现无缝衔接，依靠AI算力与数据能力实现高频协同试错，从底层组织机制弥合传统产学研边界。该计划目前仍处于观察阶段，其组织运行成效有待长期验证，但为AI时代一体化科技创新组织构建提供了实践样本。
“国家科技创新体”：新一代国家科技创新组织模式的核心特质与发展构想
结合历史经验、现存制度矛盾与全球前沿改革实践，面向未来产业与大国科技竞争的新一代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不能简单摒弃三类传统模式，而应在继承其优势的基础上补齐短板、适配AI时代特征，这样的新模式应满足四项特质，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的长远发展构想。
新一代科创组织模式四大核心特质 1）全面释放科研共同体高效快速试错能力。延续自由探索模式下科研群体主动追寻科学前沿的内生动力，同时借助AI工具压缩试错周期，构建更快、更高频、成本更低的探索机制，充分保障科研人员自主探索空间，以极致效率逼近未知技术前沿。2）筑牢国家科技安全底线。保留政府任务导向模式的战略统筹能力，在国家层面预留充足试错空间，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前沿颠覆性技术开展定向攻关，持续维持技术领先优势，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主动权。3）构建可持续市场化激励机制。完善市场参与创新的制度通道，设计合理收益分配机制，鼓励企业主动承担前沿技术试错成本，让企业依靠技术创新获取商业回报，平衡资本短期逐利弊端。4）深度融合AI重构创新全流程。将AI算力、数据、通用模型作为创新组织的基础设施，重塑项目立项、研发试验、成果验证、迭代优化全流程规则，依托AI高频试错特性革新传统科研范式，充分释放AI对创新效率的倍增作用。
长远发展构想：以国家为边界的“国家科技创新体” 纵观科技创新组织模式近百年演化脉络，制度迭代的目标均为打破主体、领域、层级壁垒，整合全域创新资源，持续提升整体创新效率。在AI技术加持、全球科技高度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各类创新边界持续消融，由此提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的构想。现有各类创新主体分属不同体系，彼此存在行政、产权、资源壁垒，协同创新需要持续跨越边界、协调多方诉求；当边界融合达到足够深度与频次，各类主体将融为一体，形成统一运行、资源互通、目标协同的有机整体，即“国家科技创新体”，区别于分块运行的传统“科技创新体系”。美国“创世纪计划”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的具象实践雏形：依托统一AI平台打通国家实验室、高校、企业资源，弱化主体边界，实现一体化协同创新。长远来看，单一国家可构建完整独立的科技创新体，多国也可基于共同技术需求搭建跨国科创联合体，协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该构想目前仍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落地仍存在资源统筹、利益分配、治理机制等多重现实难题，但可能代表了全球科创组织模式升级的方向：以消除边界、整合资源、AI赋能为抓手，最大限度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效率。
时代命题
全球沿用数十年的三类经典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但制度异化、适配人工智能能力不足等矛盾日益凸显。在百年变局与人工智能革命双重背景下，重构新一代国家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已是各国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未来创新组织体系的升级，并非完全推翻现有制度，而是整合自由探索、政府攻关、市场创新三类模式的优势，围绕高效试错、国家安全、市场机制、AI赋能四大核心要求优化制度设计。从长期来看，打破各类创新边界、构建一体化“国家科技创新体”将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的重要探索方向。相关理论与实践仍处于持续探索阶段，期待与各界共同探寻，为我国前沿技术突破与未来产业培育提供坚实组织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