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已不再只是理念倡导，而正在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简称《科普法》）明确提出，科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国家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规定高等学校应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开设科技相关通识课程，开展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普纳入社会服务职能，并为科普提供必要保障。2026年1月30日，中国科协、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科普工作的意见》（简称《高校科普意见》）进一步提出，到2030年实现高校科普工作全覆盖，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深入领会《高校科普意见》可以发现，高校科普已经从可做可不做的公益活动，转变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中的制度性任务。高校科普得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转变。

推动高校成为新时代科普主力军，首先要厘清高校这类创新主体在国家科普体系和社会科普网络中的位置。高校不是脱离社会科普网络的孤立主体，而是处在教育、科技、人才交汇点上的关键枢纽。它上接前沿科研、重大平台和高层次人才，下连学生培养、中小学科学教育、社区服务、产业创新和大众传媒；既是高质量科学知识的源头供给者，也是科学教育的支撑者、青年科普人才的培养场、区域科普网络的连接器和公共科学议题中的权威表达者。高校成为科普主力军，不是包办社会各类科普工作，更不是另起一套封闭体系，而是把校内科研、教学、人才和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可理解、可参与、可持续使用的公共资源。

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看，科普也不是外加负担，而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场景和方法。大学教育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更要培养其科学精神、社会责任心、创新意识和公共表达能力。让学生在真实社会需求中理解科学、讲好科学、服务公众，本身就是把知识学习、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贯通起来的过程。因此，高校科普应当从“学校额外做几场活动”，转向“以科普拓展育人空间、以育人提升科普质量、以社会服务检验育人成效”。

从这一定位出发的话，当前高校科普不宜停留在“任务多、评价少、组织弱”等表层问题描述上，而应看到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一是高校资源的专业性、封闭性难以匹配社会需求的场景化、多样化。高校拥有实验室、仪器（平台）、科研成果和专家队伍，但社会真正需要的是面向青少年群体、社区、产业界和公共管理界的可理解内容、可参与活动和可信赖解释，二者之间缺少稳定转化接口。二是高校育人主线与社会科普需求之间衔接不够。科普常被作为临时活动或志愿服务安排，没有充分嵌入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教育，导致学生潜能难以被系统释放。三是科普价值的多元与现行行政考核评价衔接不上。科普既有公益价值、育人价值、社会治理价值，也可能形成课程、作品、服务和转化价值，如仅寄希望于行政考核，容易形成形式主义，难以激发长期活力。

因此，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普，关键不在于笼统呼吁“人人参与”，而在于围绕高校在社会科普网络中的枢纽功能，建立党委领导、校科协牵头、部门联动、院系主责、学生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体系，形成资源开放、内容转译、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评价激励和风险治理相互衔接的制度闭环。

第一，把高校嵌入社会科普网络，建设开放协同的工作接口。高校做科普不能只在校内循环，而应主动与地方科协、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科技馆、博物馆、社区、企业、媒体平台和社会组织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不同类型高校应在同一网络中发挥不同优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重点推动重大科技资源科普化、前沿科技权威解读和高层次人才带头传播；地方高校应更多服务地方产业升级、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等；师范院校应在科学教师培养、科学课程开发和中小学科学教育支撑方面发挥优势；医学院校应加强健康科普、公共卫生应急科普和基层健康服务。这样，高校科普就不再是同质化活动竞赛，而是可与学校类型、区域需求和社会网络真实嵌合。

第二，重塑教师参与机制，从“全员硬压”转向“分类尽责、团队支撑”。高校教师科研、教学、育人任务繁重，不宜简单用同一套科普指标考核所有教师，更不宜把“专职科普队伍”理解为在教师群体中另设一支脱离科研教学工作的队伍。

对院士、国家高层次人才、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全国重点实验室和重大平台负责人等，应强化“带头开展高质量科普”的公共责任。可将其科普责任纳入人才聘期考核、重大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创新平台年度评估和团队文化建设要求，但应坚持“硬任务、软表达”，有明确的年度示范任务，如权威解读、开放日活动、公开课程或青少年科学讲堂；同时尊重专业方向和表达方式，不搞机械流量排名。

对科研骨干和研究团队负责人等，应实行任务引导和绩效激励机制。他们是高校科普的主体力量，但差异较大，不宜一刀切要求人人成为公众传播者。可将面向中小学开设科学课程、指导学生科普实践、开发科普展品、撰写科普文章、参与应急科普、建设开放实验室、担任科学副校长或科技导师等纳入社会服务工作量、教学工作量或年度绩效。尤其要把“指导学生做科普”作为教师参与科普的重要方式，使教师的科研优势、教学能力与学生的创意表达形成组合效应。

对刚入行的青年教师，重点应是能力培养、团队带动和正向激励，而不宜施加硬性数量考核指标。青年教师处在学术积累关键期，若简单叠加科普任务，可能加剧负担。学校可鼓励青年教师依托课程、课题组、实验室开放日、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项目参与科普；对表现突出的青年教师，可在教学成果、社会服务奖励、校内人才项目和科普专项项目中予以倾斜，但不宜把科普数量作为晋升的硬门槛。

第三，充分发挥高校学生在科普中的独特价值。高校学生不是简单的科普受众，也不只是活动现场的志愿者，而是连接高校与青少年群体的重要力量。高校学生天然熟悉青少年的语言、兴趣、媒介习惯和学习困惑，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有很大潜力把专业知识转化为短视频、微课程、科学实验、互动游戏、科普剧本、展品设计和社群传播等更容易被青少年接受的形式。把高校学生组织起来做科普，既能增强社会科普的亲和力，也能提升这类未来的科创人群自身的科学表达、组织协作能力，以“干中学”的方式带动其提升社会责任意识。

面向本科生群体，应区分科学素养培养与社会科普参与。对这类学生，应把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科学方法、媒介素养、数字素养和反伪科学能力纳入通识教育，形成基本科学素养底座；但不宜要求所有学生都承担同样的社会科普任务。对其中的理工农医类、师范类、新闻传播类、设计艺术类、数字媒体类等学生，可鼓励跨学科组队，将专业知识、教育方法、内容生产和视觉表达结合起来，开发面向中小学生和社区公众的科普课程、实验包、短视频、讲解脚本和实践项目。

对研究生，特别是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实验室、重大仪器平台和导师科研团队的研究生，应更明确鼓励其参与科研成果科普化。研究生既是科研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又受过系统专业训练，参与科普有助于提升学术表达、公共沟通和跨学科理解能力。高校可把科普实践纳入研究生社会实践、学术训练或科研伦理教育环节，但不应简单纳入毕业考核。对其中的党员、团学骨干、科普社团成员、师范生和创新训练项目学生，可适当设置更高参与要求，推动其在全国科普月、科技活动周、社区服务、乡村振兴和科学教育帮扶中发挥示范作用。

第四，建立多元驱动机制，避免把科普评价单一寄托于行政考核。考核可以压实责任，但不能替代荣誉激励、项目支持、市场机制和社会反馈。高校科普要可持续，既需要把科普纳入学校年度工作和相关人员评价，也需要通过评奖评优、专项经费、项目委托、成果转化、购买服务、社会捐赠和公益基金等方式，为优质科普提供资源和认可。只有形成多元驱动，科普才不会停留在临时任务和指标填报上。

在学校层面，建立可计量但不唯量化的评价体系，重点看组织机制、资源开放、项目质量、育人成效、社会服务效果和风险治理能力，而不是简单比较活动次数、文章数量和点击量。对教师个人评价，应实行代表作制度和分类认定，把高质量课程、权威解读、优秀作品、社会服务项目、应急科普贡献、指导学生成果等作为有效贡献。对学生评价，可将科普活动与社会实践学分、志愿服务时长挂钩，并纳入创新创业训练、竞赛成果和实践证明体系，重点考察过程质量和真实服务成效。

在社会化机制方面，高校可与科技馆、出版社、媒体平台、科普基地、企业和公益组织合作开发课程、展品、读物、数字内容和研学项目。对确有社会需求和传播价值的科普产品，可依法依规探索版权收益、服务购买、项目合作和成果转化分配，让优质科普具备推广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上海技术交易所的科普交易专板为这类探索畅通了机制，提供了交易平台。

第五，建立治理闭环，把领导责任转化为真实组织能力。对高校而言，科普不是某个学院、某个教师、某个社团的零散活动，而是学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服务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建议高校将科普纳入年度重点事项，形成党委统一领导、行政统筹推进、校科协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协同保障、院系具体落实、学生积极融入、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需要强调，是否纳入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职责任，关键不在于增加多少指标，而在于形成责任清单、资源保障和质量改进机制。学校层面至少应抓好三件事：一是建立科研资源科普化台账和开放制度，明确哪些实验室、课程、专家和学生团队可以服务社会；二是建立内容质量审核和传播风险管理机制，确保科普内容科学准确、价值导向正确、表达方式适宜；三是建立效果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通过受众反馈、合作单位评价、学生成长记录和项目复盘，不断提升科普实效。

总体来看，高校要真正成为新时代科普体系的重要力量，不能停留在喊口号动员层面上，也不能把科普理解为校内自我循环的活动展示，而要明晰“在全国科普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与谁协同、怎样育人、谁来转化、如何激励、怎样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才有可能把高校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教育优势和青年学生汇聚优势转化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公共价值，进而为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和创新型社会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土壤与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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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齐培潇是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