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0月9日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以后，接踵而来是媒体的狂轰滥炸，已经让我没有时间来深入思考。周末，在巴黎的一个下雨天，总算能让我静心收集在过去的几天里我所反反复复回答的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次获诺贝尔奖成为可能?你的研究对什么有用?当决策者准备倾听你的意见时，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这次我的研究成果被学界所肯定其实是长期探索的结果，开始于35年前。那时，我现在的同事和合作者简-米歇尔·雷蒙(Jean-Michel Raimond)只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十年后加入的米歇尔·布伦(Michel Brune)以及我们所成立的研究小组，学着同原子和光子玩花样――准备和操作这些反映量子世界本质的古怪的纠缠状态――当一种预期中的现象透露出事物本身的信息时，我们曾经历过兴奋的时刻，同样，我们也不得不应对灾难性的设备故障、消除错误决策的影响，以及克服看似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

 

　　运气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因为无法保证我们能实现为我们的实验组成爱因斯坦光子盒(photon box)的近乎完美的镜像：一粒灰尘可能毁掉一切。但不仅仅是运气，我们的成功也有赖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卡斯特勒布鲁塞尔实验室独特的知识和物质环境。在那里，我能组成一个具有卓越品质的长期研究组，将多年积累的技能和知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聪明学子。我在ENS给研究生上的课程以及过去十年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上课的内容也包括一部分这样的探索。为准备每年的新讲座，我得关注光-物质相互作用的不同方面。

 

　　我们的实验获得由管理我们实验室的机构、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际机构提供的可靠财政支持，欧洲移动还计划对外国访客开放我们的实验室，利用外国同行带来的专门知识和科学文化来为我们充电。在这对微世界的漫长探索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保留选择我们道路的自由，而不必非得向人解释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潜在应用前景。

 

　　不幸的是，我所从中受益的环境并非现在从事研究的年轻科学家所能享受，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缘于经济危机造成的资源短缺，加上急需寻找有关健康、能源和环境等实际问题的科学解决方案，造成人们在长期性基础研究中往往偏重于短期的、以目标为导向的项目。科学家必须向主管部门预先描述所采用的研究步骤、详细考虑各个时间节点并预估前进方向上的所有变化。这种做法如果推至极端，不仅有损于那些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项目，还会对应用研究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最实用的设备往往来自基础研究的突破，而决不会出乎意料地凭空产生。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的看法太悲观。面向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资助计划确实存在，例如，由法国国家研究机构(ANR)和欧洲研究理事会(ERC)资助管理的一些项目，然而，拨款仅限于三到五年，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项目来说时间太短。ANR和ERC拨款或许已相继到位，至少在法国，由于政府对实验室经常性投入的减少，使得由年轻科学家参与的长期纯理论研究逐渐在萎缩。当然，以为这种资金投入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大幅增加那就太天真了。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创建一时间跨度为十年、带中期评估的初级ERC拨款制度。

 

　　法国也有其他问题。法国研究机构的起薪远低于ERC拨款给博士后的报酬。将他们的薪酬提高是完全能接受的，然而年轻的科学家，即便在成功之时也已久困底层。如果能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科研人员的薪酬系统中，这些钱就应该去那里。

 

　　然而某些改进无涉成本。法国的学术机构形成了一个由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相互渗透的大杂凑，就连法国政府也不能轻易搞明白，每一次重组都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以致于大多数实验室要依赖五花八门机构的资助和评估。这意味着科学家不仅要面对官僚主义的麻烦，他们还得花大量的时间填写表格和撰写报告，而不是从事研究。这个系统亟需精简。

 

　　如果天资聪颖的年轻学子通过对今年诺贝尔奖所认可的实验的描述，被吸引到基础科学上来，我会感到高兴。我只是希望，他们将获得我和我的共同获奖者、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大卫·瓦恩兰(David Wineland)已经有幸体验到的类似的机会：自由选择他们的研究目标，长期地自行管理他们自己的努力成果，并在见到光明之前能够承受得起对冒险之路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