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格特尼描绘了数位对我们当代通讯和电脑技术做出过决定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领导者，通过他们追溯了贝尔实验室的历史。他们包括：马威尔·凯利（Mervin Kelly），原创新研究主任，后成为实验室执行主席；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信息理论和电子通讯之父；以及约翰·皮尔斯（John Pierce），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预见了通讯卫星的产生，并推动了移动电话和光纤通讯的研究。

 

　　20世纪之初，正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这样伟大的发明者工作的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即后来的AT&T公司的管理层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组织，确保他们在新兴的长距离电话通讯领域的竞争优势。但是当时，科学和工程学科的重要性，例如物理和电子工程专业，在这一工业创新的过程中才刚刚开始被意识到。

 

　　1915年左右，AT&T委托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弗兰克·朱伊特（Frank Jewett）招募一批专家，开发可以为真空管中继器在传输线路中保持信号强度的放大器。朱伊特召集了他的朋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米利根（Robert Millikan）的学生凯利、哈罗德·阿诺德（Harold Arnold）、哈维·弗勒契（Harvey Fletcher）等人。这些学生懂得“认识事物的知识和研究科学的方法”的价值，以及“联合创造力攻克任何问题”的必要。

 

　　真空管中继器的成功为1925年贝尔电话实验室作为一个独立的研发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凯利雇佣了一批天才的头脑，包括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沃特·布拉顿（Walter Brattain）、皮尔斯、香农、肖克利，以及查尔斯·道恩斯（Charles Townes），体现了他建立一个“创造性技术机构”的早期设想。这些科学家们构成了一个研究组织的核心，也重塑了系统工程师和技术研发人员的形象。

 

　　通过多次采访，特别是对原贝尔实验室管理者的访谈，格特尼揭示了该组织得以孵化出大量创新成果的文化特征和制度环境。贝尔实验室致力于广泛的使命；激励它的研究者们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保持了一个类似于公共事业的“终端对终端”的优质商业服务；实用型的系统工程理念，为研究和制造的结合创造轻松的环境；信任实验室战略和技术规划的领导者；招募“最优秀最聪明”的研究人员，免去他们申请国家经费的压力；创造了一个鼓励长线思维的环境，支持雇员在拥有“有限自由”的同时进行“自由实践”。

 

　　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办公室的房门是敞开的，学科间的藩篱是宽松的。理论学家巴丁在实验学家布拉顿的实验室里有间办公室，晶体管功能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可以记录数据。也曾经在这里，香农在大厅里玩高跷，负责研究的副主席贝克和员工在咖啡厅里交流互动，还有凯利叮嘱研发队伍突破已有的知识范畴，探寻未知的领域。

 

　　《创意工厂》的最后一章名为“回声”。格特尼在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充斥着风险投资家、开放创新以及Apple、Google和Facebook这类高度成功的信息技术企业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组织？我们能否期待风险驱动的公司，包括某些追逐合理利润的公司，去投资纯粹的长线研究项目？科学政策的制定者们在争论各种创新模式的优劣时，也应当考虑这些重要的问题。

 

　　格特尼建议人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要局限于信息技术产业，还应将眼光投向其他领域。如在生命科学领域，可以关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旗下的的珍妮雅法姆研究学院；在清洁能源领域，有前贝尔实验室研究员、现任美国国建能源部部长朱棣文领军的能源创新中心。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公共-私有的合作机制模式，为公共产品的创新提供基础。《创意工厂》为如何建立前瞻性的创新技术机构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