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原因是人们将专家视为预言家而非试验与试错的实验者兼开拓者，现在存在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专家要么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举措，要么就是不称职并且应该下台

这样的画面俯拾皆是：人们面对面拥挤在泳池里，肩并肩扎堆在酒吧中，在特朗普总统（这位经常对全球大流行疫情轻描淡写的总统）举行的集会上不戴口罩且欢呼雀跃。现在，正如许多公共卫生专家预测的那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感染与死亡的浪潮正席卷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许多现在还继续保持着安全社交距离的人们看着自己的美国同胞，不禁疑惑：“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们向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 • 平克（Steven Pinker）寻求帮助，以期获得问题的答案。斯蒂芬 • 平克著有多本畅销书，其中包括代表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及新近出版的《当下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他能从人们对健康建议的抵制中看出其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部落主义，而且这不仅是“抱团取暖”的部落主义。“这一类的部落主义有一个道德性的组成元件，这主要就是人们倾向于将自己所属的团体视为受到来自某些敌对联合势力迫害的受害者。”平克这样讲道，Zoom视频会议软件的窗口中最醒目的是他的灰色头发。“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群体的行为，哪怕只是象征性的，那也是一种正义，一种以牙还牙，一种声明，一种对出于道义的公益议题的推进——这对于我们这些不属于这一团体的人来说很奇怪，甚至还会对他们的想法嗤之以鼻。但从内部来看，成员会一直觉得自己的团体受到了迫害，是一系列冒犯和伤害行为的长期受害者，并且为此想要讨一个说法。这在许多民族写下的历史、神话以及叙事中都很常见。”

平克说，如果我们换位思考，那么理解部落主义所造成的影响就会容易得多。“一些右翼确实可以对那些出现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集会上的人发出这样的质问，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大声吼叫，反复呐喊，大多数都没有戴口罩。假若我们以正在大街上参加抗议游行的那些伙计的视角来回答这个问题，哪怕我们对于什么议题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有着自己的坚持，我们仍然可以洞察到部分事实。但你问的是有关心理学的问题——人们可能在想些什么。那么，当人们在大街上不带口罩呐喊口号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告诉人们这样做是‘可以的’的公共卫生专家又在想些什么呢？”

科学就是不断与政治和宗教进行角力。COVID-19危机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和转基因食品问题也同样是文化的角斗场。耶鲁大学法学及心理学教授、耶鲁大学文化认知项目（该项目研究文化价值观如何塑造公众风险认知）负责人丹 • 可汗（Dan Kahan）对此侃侃而谈。他一再表明，群体归属感的需求凌驾于科学事实之上，而这常见于政治或者宗教团体之中。可汗曾在《自然》杂志上撰文道：“人们觉得不安的是，他们认为的高尚行为对社会有害，而被他们视为卑劣的行径却对社会有益。接受这一主张会让他们与同侪产生裂痕，因此他们强烈倾向拒绝接受。”

平克对此表示赞同，但他还强调“做正确的事”对任何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人们真的很难知道物体表面到底是不是潜在的传染媒介，6英尺的距离够还是不够，戴口罩有用还是没有用……”平克还说，“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信息产生变化并不令人惊讶，我们只可能从数据中进行学习，并且随着数据的输入，我们的知识积累和最佳实践策略就会发生改变。 但是，部分原因是：人们将专家视为预言家而非试验与试错的实验者兼开拓者，现在存在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专家要么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举措，要么就是不称职并且应该下台。而这一观点与我们已知的科学的正确立场是相悖的，那就是说，无人知悉万物，你必须学习才能了解。”

平克补充说，即使是学习也不能保证可信度。“正如可汗所展示的那样，即使是我们这些自认为在物种进化、全球气候变化、新型冠状病毒方面具有开化思想的人，也不具备推导出合理结论的专业知识。”平克说，“所以我们相信科学家，而且我们这种相信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与阴谋论专家和狂妄之人相比，科学家确实更有办法能够查明真相。但是，如果你不信任《纽约时报》、NBC、CNN、哈佛大学和世界卫生组织——你认为他们仅仅是另一个利益集团或者另一个阵营——那么你会更容易接受来自其他渠道、与之不同的信息，就同那些有着“为黑人发声”这样可敬信念的人去相信了那些公共卫生专家说的话一样。

心理学家利昂 • 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心理学中最著名的术语之一——“认知失调”。多年来，通过许多实验，费斯汀格证明了当人遇到自己想要付诸的行动与已有认知相冲突时，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去想出合理的借口来支持这一行为。（我有幸能够认识的这位费斯汀格本人是一个老烟枪，也是认知失调行为教科书式的典型案例：尽管明知抽烟会让自己罹患癌症，却依然照抽不误。费斯汀格最终死于癌症，享年69岁。）

平克说，新冠疫情时代的行为动机超越了认知失调。“这不单是人们是逻辑思考者而受困于矛盾”，他提出，“真正困扰他们的是挑战他们强有力、自主性以及有道德的自我形象的事实。我认为，对费斯汀格发现的更好诠释并不是人的想法一定要全都一致。也许我们的很多想法不一致，我们只是没有完全明白。当有的信念与 ‘一切尽在我掌控，我的一切都很好，我能做到任何事’ 的信念相违背时，行为合理化就会进入超载状态”。

并且平克还主张，行为合理化几乎总是采纳乐观、具有个人主义的观点。他说：“大部分人不系安全带，这个行为很愚蠢，因为车祸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人们认为‘自己很可能并不会在车祸中丧命’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部分原因是在于个体的风险较低，但是总的说来，不系安全带是愚蠢的。但与车祸不同，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会对他人造成危害。”

人的观念会改变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问，是否存在降低认知失调以及合理化的有限弹性空间呢？”平克说道，“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以费斯汀格在1950年潜入世界末日邪教组织来说，这是认知失调理论的基础。也就是说，当12月31日到来，而世界并没有毁灭，邪教教徒又怎么样了呢？很多人依然执迷不悟，但也有很多人幡然醒悟，并脱离了这一组织。所以变化是会发生的，生活中是存在现实原则的，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抗衡，但当自身观念与事实产生了巨大冲击后，观念是会产生改变的。 ”

资料来源 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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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罗伯特 • 巴泽尔（Robert Bazell）是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及发育生物学客座教授，曾经是NBC新闻首席科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