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语言治疗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创伤，建立适应力。

艺术治疗师杰奎琳 • 琼斯和陆军上士乔纳森 • 梅多斯在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社区医院的创伤性脑损伤诊所讨论他的画作。尽管艺术疗法的历史已有数十年，研究者仍未参透艺术创作何以帮助人们应对内心复杂的情感并挺过人生中的挑战，提升人类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据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世界上1/4的人口在一生中会有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1/5的儿童和青少年会发展出心理健康问题。战争、人生逆境、歧视、自然灾害以及COVID-19之类的疾病增加了人们对社会心理支持的需求。

王尔德说：“当人以自己身份说话的时候，便越不是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便会告诉你事实。”艺术为缺乏语言技巧的个体或词句不足以表达的情感提供了一种交流体验的方式。人类进化出艺术性的表达手段是作为适应变化的环境并解决问题的想象性工具。我与一些学者认为艺术创作是人类机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作为一名艺术治疗师，我数十年来试图破解艺术创作作为医疗技术的原理。

专业艺术疗法始于20世纪中期，通过例如素描或油画等非语言形式让人们表达自我，被视作一种恢复健康的手段。创伤会影响脑的语言中枢，因此限制了传统谈话疗法的有效性。美国和欧洲现代艺术疗法诞生的推手希望以此治疗两次世界大战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并应用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

且不论如今艺术疗法项目的应用以及艺术有益于心理健康的广泛信念，许多认为艺术以及艺术创作有利于人的说法仍仅是逸闻轶事。我和我的同事们正是规模逐渐扩大的艺术疗法研究者中的成员，尝试科学地证明艺术能够治愈，并破解其背后的原理。

艺术作为治疗工具

人类，尤其是成年人对艺术和艺术创作往往具有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可能是敬畏，可能是无视与嘲弄，而有时则是因为缺乏艺术性技巧而感到羞愧。儿童往往并不担心自己的技巧而自由地绘画、歌唱及舞蹈。这种自由与愉悦往往在我们成长并刻意评价自己的艺术品质后逐渐丧失。更多情况下，我们成为他人艺术的观看者而非积极的创作者，也失去了创造性自我表达能带来的诸多好处。艺术治疗师引导人们进行或再次尝试有利于人类心理健康的创造性实践，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美国有超过6 000个有资质的艺术治疗师，这一群体目前在全世界不断扩大。

在我的童年时期，常常通过图画和表意写作来解闷。（我总是生病在家。）印度是一个富有手工传统的国家，我原本是一名织物设计师。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萎缩，许多手工艺人感到生计无望，甚至自杀。我为曾与这些人一起工作，将精美的手工艺品推向现代市场而感到幸运。

我对这些艺术实践和人类幸福感的关联性相当感兴趣，因此选择攻读艺术疗法的硕士学位，并从事临床工作。当我工作时，仍然在思索人类何以克服创伤性的经历，何以应对逆境，并最终开始了我如今有关创造性表达在各类人群中作用的研究。

艺术疗法的基本原理在于假设人人都具有创造力且能够表达自我。我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客户能够自由表达，不必担心他们的视觉艺术技巧是否优秀或者创作的作品是否具有技巧性。艺术疗法的临床从业者关注创作的过程而非艺术作品，这一创作过程能够让我们的客户洞悉目前的处境状况，并发展内心情感的适应能力。治疗过程——以小组或以个人为单位——让客户运用感官，整合他们的美学经验，于是参与者得以再想象、再运用已建立的神经通路，并建立理解、思考和经历的新方式。

作为艺术治疗师，我将改变患者自我审视的方式。

艺术治疗师将人们适应不良环境和危险的本能引导成为创造性的产物，客户得以实现交流并应对负面的情绪和复杂的情感。通过引导客户在艺术创作中表达危机感，而避免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危险的行为。创作过程将能够满足人脑对新奇事物的欲望，而不至于危及个人的安全。例如具有侵略倾向者如果能运用黏土和木材进行创作，这些材料将吸收他的能量并转换成艺术作品，他就不会将这些能量用在攻击他人上。

21世纪初期，当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非传统性高中做青少年的艺术治疗师时，学生们常常在艺术治疗过程中创作一些不合适的物件，譬如黏土制作的生殖器或是毒品用具。这些青少年通过艺术在视觉上表现了他们家庭中遇到的困难和成长中的问题，因此才进了非传统性高中。以安全而非语言的方式和一个负责的成年人交流这些问题，能够提高这些学生成年后的适应能力。

当我和同事们开始研究艺术疗法背后的科学依据时，我们在德雷塞尔大学以包括学生、教师和职员在内的健康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将独自进行艺术创作和有艺术治疗师引导的创作相对照。我们发现相对于独自创作者，有艺术治疗师引导的受试者的唾液中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更低；同时受试者表达情绪和自我效能水平有所提升，而感到的压力有所下降。这些差异在各种艺术媒介中都存在，像拼贴画、彩色铅笔、马克笔、塑性黏土，甚至新兴媒介如虚拟现实技术等等。

我们发现艺术疗法能够影响人体的许多机能，包括自我认知和人际交往能力。一场仅仅45分钟的治疗就能够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对于健康的成年人，一些独立完成的活动，譬如上色能够降低压力水平，减少负面情绪。同艺术治疗师共同进行创作获益更大：能够显著增加正面情绪，如提高对创造力的自信心和自我知觉等心理水平。

疗愈身心

在我们完成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初始研究后，希望进一步研究癌症患者和经历慢性压力的护理人员能否从艺术疗法中获益。2017年，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研究实验室项目的资助，我们在一家大型城市医院的肿瘤放疗科开展了一项艺术疗法研究。我们向22位患者和34位护理人员提供了在艺术治疗师引导下45分钟的上色或是自由艺术创作疗程。同时，使用多种测量手段，评估治疗前后的心理状态。疗程结束后，参与者表示感到更为积极向上，压力有所缓解，焦虑程度减轻，也更为自信。一些患者将治疗过程描述为从忙乱的治疗计划中难得的喘息，相当满意能够有时间和空间反思自己的经历。

创伤会影响脑部的语言中枢，使传统的谈话治疗更困难。研究显示，艺术疗法有利于个体间的情感连接，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具有治疗作用。一位服役军人创作了一个面具以表现自我的两面性。一个进行放疗的患者使用混合媒介表现她肿瘤破碎的状态

我们也调查了护理人员，他们表示不再那么筋疲力尽。许多受试者认为这一经历让他们能够一时忘记每日的忧虑，将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除此之外，艺术疗法也是一些参与者第一次思索面对癌症时的心理和生存上的挑战。我也看到参与者打开心扉，同素不相识的其他人交流，想必没有这一契机也不会如此。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将他们的作品带回了家，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将作品装饰在家里或办公室里，并表示难以相信自己完成了这一作品。

今年早些时候，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玛利亚 • 斯特坎普（Maria Steenkamp）和同事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表文章，称流行的语言心理治疗，譬如认知行为治疗和认知加工治疗可能不足以治疗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军队服役人员。对于一些挣扎着理解并用语言传达社会心理体验的患者而言，艺术疗法提供了一种非语言性的选择。我和沃尔特 • 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艺术治疗师梅丽莎 • 沃克（Melissa Walker）以及现在在埃格林空军基地工作的杰奎琳 • 琼斯（Jacqueline Jones）在一项帮助军队服役人员的项目中发现，艺术创作能够让经历了创伤性脑部损伤的个体应对他们的身份问题。（这一项目由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美国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一同提出的倡议——Creative Forces支持——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军队服役人员体验了油画、素描和雕塑，让他们长时间地动手来表达之前试图传递的想法和感受。

我们的研究运用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沃尔特 • 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社区医院的几百位参与者显示，创造性的表达可以改变对自我的认知、人际关系和生活状态。创伤下深藏着悲伤和失落，而艺术疗法提供了一种隐喻手段以处理军队服役人员内心复杂的挣扎。他们能够通过艺术逐渐打开心扉，谈论曾经难以言说的、耻辱的，甚至是禁忌的话题。他们能够言说自己的情感经历，并用更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自我。

艺术疗法同样可以帮助军队服役人员应对一次行动部署结束后返回时的孤立与疏离，并产生一种归属感。在一个回顾性研究中，我们调查了400多份面具形式的艺术作品，由370位军队服役人员在2011到2015年间创作。这是沃尔特 • 里德陆军医疗中心部队特护门诊项目的一部分，面具的创作者则是那些遭受创伤性脑损伤等问题，且其他治疗没有效果的军队服役人员。我们将这些艺术作品同他们的治疗师做的临床记录相比较，寻找反复出现的主题以及图像类型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压力、抑郁和焦虑程度间的关联。

我们发现使用碎片化意象的军队服役人员表现出更高风险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创作出整合性意象者（描绘成组或有聚合力的视觉隐喻）的心理健康问题则有好转的倾向。以视觉手段表现困境的能力和预后健康程度间的关联性提示，鉴别并指明所处困境的行为能够帮助军队服役人员获得适应能力。

虚拟现实中的艺术疗法

如今的数码媒体技术正拓展着治疗师和客户间的连接手段，其中也包括远程医疗的应用。数码艺术媒介界面实现了包括二维和三维的绘图和雕塑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参与者可以轻易地编辑或改变形状和内容，创造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意象。由于这些技术仅仅涉及视觉和听觉，而缺乏传统艺术创作中的触觉，因此可能具有一定的问题。但通过数码界面可以提供辅助性的创意表达和交流手段，尤其是针对不愿意或难以通过物理性艺术材料表达自我者，实现了一种可持续性的治疗手段。

为了将二维数码体验带入三维空间，并将其拉近现实生活经验，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探索虚拟现实技术的潜力，它不仅仅拓宽我们对可能性的见解，同时推动数码艺术表达的进步和沉浸感。在与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国际艺术+心灵实验室和德雷塞尔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哈桑 • 艾亚兹（Hasan Ayaz）的合作中，我们利用功能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测量成年人在参与虚拟现实艺术疗法时脑部的活动情况。脑部扫描和参与者汇报的情况显示，虚拟现实技术的新媒介能够促进创造性表达和身体的活动，同时减少许多参与者因不擅长艺术创作而产生的恐惧感。相比传统艺术媒介，人们似乎在虚拟现实中不再有羞耻感和恐惧感。这能够帮助参与者保持探索的自信，全程投入到自我表达中去。

虚拟现实提供了一个替代的空间，在其中参与者可以穿过物体，创造违反重力定律的结构，并穿梭在他们的作品内外。在这一空间中体验过创作后，人们常常感到充满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创造可能性。尽管这些实体无形，数码经历却能够帮助人们用新的方式看待现实世界，同时，像3D打印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数码作品的可触摸性。因此虚拟现实艺术疗法对因疾病而体弱者，以及心理上受限于固定生活模式者来说相当有用。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艺术疗法从一个满足面对困境和创伤者心理需要的工具，发展为在医院、学校和社区组织中得到广泛应用的、通过艺术性的自我表达促进健康和幸福感的手段。想必未来关于心理治疗的概念将会进一步拓展，除了谈话疗法，艺术疗法也将被看作是成本效应好而可持续的心理社会治疗选择。

同时，远程医疗将会给偏远地区没有治疗可能的患者新的机会。当我们在与全世界各地进行接触时，会触及当地的传统和本土的实践方式，我们要注意并尊重这些具有文化特色的治疗手段，也希望能够一探传统实践如何整合创造力提升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洞察其中的奥秘能让我们对艺术创作何以治愈有更深刻的理解，并创造出新的工具帮助他人。

资料来源 American Scientist

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吉利嘉 • 凯马尔（Girija Kaimal）是德雷塞尔大学创造性艺术治疗部门的副教授，兼任美国艺术治疗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