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的达尔文进化论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论述，正在对古生物学科学酿成巨灾：里丁大学古生物学读者贝弗莉 · 霍尔斯特德，在上月的本专栏里（7月17日，第215页）发出这样的呼吁。但是，波普的观点常常被误解——虽然进化论的地位仍有待于确定。〕

读了霍尔斯特德的《波普：好的哲学，坏的科学》一文，颇受启发，但有的地方，还没有能完全使我弄明白。我觉得，霍尔斯特德对某些问题并没有理解。他效法柯林 · 佩特森（见他的大英博物馆刊物），把“形而上学的”一词与“假科学的”一词相提并论。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一词有着多种意义。波普的使用却非常特别：他把一种理论称作形而上学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可检验的，即它没有对现在的事实或将来可能加以验证的事实作出新的预言。但这不是一种贬义的使用，也不是说所有的形而上学理论都是等效的（或无效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对它们加以论证，而且可以“证明”我们选择的某种理论是正确的。波普将他自己的实在论（在我们的感觉经验之外，存在一个外部世界）描述成形而上学的理论，尽管他也认定，争论的压倒优势是在实在论一边。

“证伪性”标准在两类陈述中遇到了特殊困难。第一是存在命题，例如，“夸克存在”或“有黑洞”。多数人认为它构成科学知识的核心：最高明的人只能表示，它们的存在缺乏确凿的证据而动用奥坎姆剃刀。第二是或然命题；连续一百次把六点的骰子掷到死的一边，并没有证明死是可能的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它们只是使它更站不住脚。正像R. A. 费希尔（Fisher）说的，自然选择“是一种产生最大不可能性的机制。”

首先，我们必须把（1）进化和（2）进化机制明确地区别开来。有各种可能的机制，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乃是最著名的两种。但它们却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达尔文只是主张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应当明白，对机制的怀疑，不一定就是对进化发生的这一事实的怀疑。1951年艾尔弗雷德 · 韦格纳（Alfred Wegener）发表了一本包含有大陆漂移证据的书。遗憾的是，他未能提出一种信服的推进力。但是，按照I960年的深海勘测资料，不管有没有可信的机制，大陆漂移的证据占了上风。

最简单的问题，而对大多数非科学家是至关紧要的问题，是进化究竟是否实际地发生过。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球上见到的动植物种，原初是否也以现在的形式存在着，或者说，它们是否只有经过从更早存在的其他物种的变形过程才能达到。证明一种进化选择的正当，可以在遗传学、形态学、古生物学、发生学及今天不断增长的分子生物学中找出证据。

但是，波普主义者的科学标志是可检验性（司反驳性）。难道“那种进化发生”的理论没有提供预言？有的，但不是很好的预言。它“预言”（或建议）古代的生命形式同现在的不一样，它们越古老，就显得越古怪。煤层中发现的猿人体不是摧毁、只是动摇这种理论。一个新的困难是：基因突变能够在不改变有机体物理外表情况下建立起来，而我们对渐成说却无知得可怜——我们对许多突变把黑猩猩变成人的过程一无所知（尽管我们已知道，在基因密码中的这种差异大约少于百分之一）。如果人的DNA信息内容，的确相当于一百七十万页的书，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为学习阅读、预言各色密码打开这部宝书。

我承认，按照波普的标准，“那种进化发生”的理论是科学的，尽管我也同意，在这一点上它还讲得很不充分，有必要加以重述，使之更明朗化。（波普本人确实有过这种重述的试图。）但对它们作重述的最强烈要求，也许是考验它的选择：要么关于以往迥然不同世界的大量证据的断言是错误的，要么菲力浦 · 高斯（Philip Gosse）在《中心》杂志上提出的这种理论形式——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还在岩石上用树的年轮和化石作了同样的创造——是错误的。这是最糟糕的形而上学，凭什么可以把它视作反面证据，并据此证明这样的一种信仰是错误的？正如罗素所说：猜测世界只是在五分钟之前才存在的，或者是用我的回忆和袜子底洞完成的，这终归是可能的。彼得 · 梅达瓦（Peler Medawar）评论说，这说明“对一位生物学家来说，在进化领域对思想的选择，并不完全是想”。

什么是进化的机制？一个首要问题是，目前的生命形式是否由我们称为创造智能的某种东西的活动所造成的，或者说，是否由于“自然”过程的作用，才采取了它们现在的形式，正是达尔文的这种唯物主义解释的偏向，使他的许多科学界同事（甚至连他自己）感到震惊。“只是在……情况下，才避免讲我相信唯物主义”，达尔文的M笔记中的这句话，便是见证。达尔文不仅是位唯物主义者，而且在他的理论中还赋予机遇以核心的作用，这一信念，对好多在其他方面接受进化思想的人，仍然觉得是块绊脚石。达尔文的答复暗示，进化的主要机制是作用于细小偶然变异的自然选择。现在，即使有大量与这种理论一致的证据，我们仍可以继续提出它是否可反驳的向达尔文在世时不得不同几种危机打交道。当时有个地球年代的（错误的）估计问题——“按照克莱因爵士的说法，我为自己的有生之年而苦恼异常，因为我的理论观点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时间。”苏格兰的一位工程师弗利曼 · 詹金出来挑战，说遗传的结果将被溶化无存（这里，格雷戈 · 孟德尔拯救了达尔文主义）。达尔文面对反对意见说：“倘能证明任何既存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由无数连续变异造成的，那么我的理论就算彻底完蛋了。”

今天，我们已能用像包括成千上万年的大肠杆菌_这样的细菌来做实验，实验的结果与达尔文的（而不是拉马克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尽管这种检验还不大理想。

波普自己也提到“这种理论作出的关于渐进的不平凡预言，那就是，如果—种进化发生，那一定是渐进的。”他接着说，“所预言的这种微小变异……不仅在实验上得到了很好支持，而且是我们熟知的”。新达尔文主义，虽然经受了迄今所知的全部观察的考验，但仍有被证伪的可能。比如说，可能被DNA单引信息流的中心（或魏斯曼）教条的曲解所否证。

所以新达尔文主义兼备许多科学的特点。我们在讨论形而上学时，波普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对于“达尔文主义表达中的这种固有的几乎重言式的特性”，尤其是“被现代进化论者定义为生存价值的并能用生存的实际成果加以度量的适应或适合”的地方——这里，我们可以指J. B. 哈尔坦纳（Haldane）、弗希尔和塞瓦尔 · 赖特（Sewall Wright）某种哲学著作——“根本不可能这样软弱无力地检验一种理论”。与此相关的是“达尔文主义给人造成了已经达到了一种最终解释的同样印象（像有神论）”。如贾克斯 · 蒙诺德（deques Monod）的气话所证明的：“关于进化理论的另一件怪事，是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理解这种理论。”

但是，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是达尔文主义“解释”的根本性质，而这与波普的非决定论观点有关系，“无论是达尔文还是达尔文学派，迄今对任何单个有机体或单个器官的这种适应进化，都没有给出一个切实的因果解释。但一切表明——而且这种情况是很多的——这种解释有可能存在（即在逻辑上并不是不可能的）。”

波普在另一论文中问道：“丛林中的动物行径是怎样出来的？……它并不是有计划开发的，而是便于行动或快速运动需要的无意识结果。”如果同样的动物在同一原始丛中再度出没，会不会产生同样路网呢？对波普这样的非决定论者来说，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对这种网络的解释采用什么方式呢？同样用进化。正如C. H. 华丁顿（Wadington）说的，“因飞奔快跑而进化的这种基因马确实是举世无双的。”莫诺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中讨论到这个问题。“我在本书中将要说明的论题是，生物圈并不包括对象或事件的一种可预言的类，而是一种特别的事件，它的确和第一原理相容，但它不能从这些原理中推知出来，因而在本质上是不可预言的。但不要误解，我说作为一个类的生物是不能根据第一原理预言的，绝不是要暗示，它是不可能通过这些原理说明的。”

正如波普所坚持的，我们充其量只能指出：如果具备了一定环境，那么我们希望解释其存在的这些事物就确实可能会发生。这就是历史解释的本质。

但是，甚至统计规律也构成了最科学的物理理论。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完全赞同波普把神话/形而上学/科学的连续统分割成滴水不漏的区划。这种“进化”——是神话，形而上学还是科学？我的看法是：进化体现了所有这三者的特性。

“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的后面有一个实在，可能是一个多层次的实在，它的外表便是最外层。伟大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大胆猜想或勇敢推测这种内部实在的相似性。这就好比制造神话。”（波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夫 · 温伯格（Steve Weinberg）才把宇宙起源的现代理论说成是一种科学神话。唯一危险的是不承认某些神话的理性根据，要比另外的神话来得可取。

[New Scientist，198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