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论文集。这些论文是说明人们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中心问题的。邦格宣称，该书的主旨是说明：为理解事物所进行的探索“应受科学方法的支配”。
邦格运用数学、逻辑和语义学的武器去对付共同的论敌，运用的深度和广度是一般哲学家都难以比拟的。邦格这本书所以引起强烈反应，是因为它所谈的不只是科学方法在寻求知识方面的成效，还进而论述人们对知识的一般哲学探索。旧时流行的实证主义不考虑本体论和美学，混淆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科学哲学家的唯一任务只是探讨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由此他们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如何证明科学中由经验所提供的普遍假说的合理性（归纳问题）。尽管他们从现象论观点未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较早提出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在经验中可被证实（或被反驳）的命题才是科学的；而且科学中的定律必须以较大概率为观察结果所证实——仍被科学家和哲学家广泛接受。邦格一再指出，用现象论解释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是不恰当的。因此，我认为邦格的主旨是坚持这样一种论点：他所理解的科学方法应支配对真理的寻求过程。我将逐章概述本书内容，以评介他的这一论点。
（1）“论科学哲学的方法”。邦格认为，科学哲学必须接受科学的检验，以证明它的价值，它不是孤立自在的事业。邦格强烈抨击了他所说的（i）“先验论”——没有先研究实际科学就断定它与某种哲学相一致的主观态度，“泛论关于传统与科学相联系的哲学思想，远比自己去实际掌握一门科学容易得多”；（ii）“序言分析”，利用大科学家在其著作序言中所写的哲学论述作为权威论据。邦格提醒我们说，科学家通常着重陈述科学结果而忽视科学方法论。我觉得，邦格对那些没有进行过独创性科学研究的哲学家，未免要求过严。但他的提醒是有益的，科学家通常对自己运用的科学方法的确很少研究。科学哲学家没有义务一定都要成为科学家，但必须密切关注科学家在干些什么，尽管不一定亲身参加到他们的工作中去。我认为，邦格提出科学哲学家要精通一门科学的意见是正确的。邦格并不反对对历史的哲学分析，并以此作为他所赞成的系统哲学分析的补充；他也赞成对特定科学理论的具体分析。但他告诫说，像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公式或量子理论的测不准关系，如离开整个理论的前后联系就容易受到曲解。
邦格赞成这样一种方法：以逻辑、数学和语义学为工具，系统地分析并重建一系列“现存”科学。如此法可行，就可避免像可怕的佯谬这样的“非问题”，也能深化关于统计性解释的讨论。
整个说来，我同意邦格的意见：他所提倡的“从哲学高度去探明科学研究的预想、手段、产物和目标”的要求，与许多科学哲学家所坚持的做法之间有明显区别。我更倾向于邦格的主张，他看来更有道理。
2. “今日的可检验性”。邦格本文的意图是要考察维也纳小组和波普提出的不同的划界标准，这两个标准往往被综合为一个公式：“只有可检验的才是科学的”。邦格还要从距离检验问题较远的一般理论高度给这一综合标准提出一个新定义。第八章《科学的形而上学有可能存在吗？》描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特征：它是最一般的，系统的，精确的（明确地运用逻辑或数学），与科学一致的，能阐明哲学或科学基础中的关键概念的，能作为科学的前提条件的。他认为这种理论应称为形而上学理论，举例说明，最后得出结论说：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确是存在的，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是错误的。邦格进一步根据扩大了的可检验性标准，把科学与其它事物（包括朴素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这标准使他可以把他那种形而上学也算作科学，还考虑到物理学中多数最好的理论远远不是都能直接检验的。
邦格对不同类型的理论及其与经验的相互关系分析得很精辟。第4章通过对公理化理论的分析，指出了形式主义、操作主义以及他所说的经验主义“双关语”变种对实际科学所进行的不适当解释。第5章《模型的概念》指出了科学中可用的模型对象和理论模型不同于形象化描述以及与熟悉对象的类比。在第6章《类比、模拟、描述》中，邦格分析了这些概念，并且大大加强了未来明确应用这些概念的可能性。第7章是《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法》，邦格大力宣扬数学模型法运用于社会学可能产生的效果。他的建议是建设性的。
关于划界问题，邦格讨论了旧标准，也讨论了取代旧标准的必要性，但我觉得他的这些论述肤浅而没有说服力。这并不是要维护维也纳学派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各种标准，也包括他们自以为是的波普关于区别真假科学的可否证性标准（其实波普从未想要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划界本身虽然肤浅的，但波普的尝试还是深刻的，令人激动的，具有革命性的。邦格却重蹈旧错误，又一次把波普的建议仅仅看成是作为“科学印记”而可从经验上加以反驳的逻辑问题。邦格对波普标准的全部批判，波普早在1935年以前就预料到了。邦格的改进只是对旧实证主义标准的改进，而邦格的论辩却丝毫未能触动波普的标准。邦格的扩大了的可检验性标准包含两个因素：可确证性（即使仅仅是间接的）以及与我们大部分背景科学知识的一致性。可反驳性被降低为仅仅对“最理想的经验上的可检验性”成为必需。我认为，邦格的解决比波普的解决更难于接受。
波普的解决方案对寻求真理具有卓越贡献：提出大胆的猜测以解决经验或昔日猜测或两者一起所提出的问题，然后严格地批判这些猜测，目的不在于寻找批判的漏洞以维护猜测，而在于改进这些猜测。与这种在理性上富于启发作用而社会也易于接受的处方相对照，邦格的处方却笨拙而难于接受的。此外，判定一项工作或一种认识是否科学，他的标准保守得近乎循环论证：只有相容于已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才能被认为是科学。这里有两个问题：（1）即使我们句以同意什么东西已经是科学的，同意什么才算作是与此相容的（在高层次上），我们在科学中的错误就不会被大胆的新思想所排除而得到庇护吗？（2）在决定什么已被认为是科学的和什么才算是相容这些问题时，究竟谁是权威呢？后一个问题，看来不可能用“那些已被确认的科学家”来回答，因为“谁是科学家？”这个问题已包孕于“科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之内。
3. 〔关于邦格的本体论。〕依我看，讨论邦格所偏爱的更深刻的本体论问题，即第9章（《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层次的方法论》）、第10章（《实在论、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当代科学中的进展如何？》）是本书最吸引人的章节。邦格是少数几个力图探讨本体论问题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当然，我并不希望求助于著名科学家或大多数科学家的明显偏爱来解决本体论的争论。邦格的本体论简述如下：
第一，实在论：客观上存在着可以通过论证和实验近似地认识的事物，所有这种知识都是假说性的，因此是司以改正的、间接的和象征性的。
第二，层次多元论：实在是一种层次结构，每一存在实体至少属于一个层次，而每一层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具有它自己的特性和规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层次从其它层次中“突现”出来，某些事物（系统）从其它事物（系统）中“进化”出来。每一现象都是按其自己层次和邻近层次的规律而最初确定其特性的。简言之，质的多样性是不可还原的。
第三，动力论（这里我引用了邦格其他著作，尤其是关于因果性以及对概率的倾向性解释的讨论）：每个实体通过富于动态的内部或外部的相互作用而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某些变化引起新质和新规律的“突现”。
第四，唯物论：每一实体都是一个物质系统，是在其它物质系统中发生合乎规律的变化（自我集合或分解）的结果。有机体是一种物质系统，心理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社会是许多有机体构成系统。
邦格和我都反对康德把科学限制在现象世界，我们都相信科学认识是一种描述实在（本体）世界的猜测。（当然，我们都同意康德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类并不是直接地，即时地领悟到事物本身：科学认识要建立两种理论，一种是解释客观事物的理论。
另一种则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能感知自己行动的认识论）。还有一点，如果我们仅仅从现象主义或工具主义的观点去解释科学理论，则科学理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积累的许多资料的巧妙缩影罢了。这是我和邦格都反对的。
[The Bri. J.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9年30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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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格（M. Bunge）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原是理论物理学教授，后转向科学哲学研究。原籍阿根廷，现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科学哲学教授兼科学哲学基金会主席。他的著述极多，主要有《基本哲学论丛》（七卷本）、《因果性》、《科学研究》、《物理学基础》、《物理学的哲学》、《方法、模型和物质》等，还编辑了《物理学荖础中的问题》、《严密哲学：问题、工具和目的》、《科学方法论的统一》，以及为纪念卡尔·波普尔六十寿辰而编的《科学和科学的批判方法》等文集。《方法、模型和物质》一书，由导论：论科学哲学的方法，第一部分：科学方法，第二部分：概念模型，第三部分：形而上学等四部分组成。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