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为了了解人类社会，一个得克萨斯大学的社会科学家注视着伊 · 普利高津的工作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典科学乃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缩影，它是为复杂事件寻求简单答案的。自然科学的每一进展，都重新给人们带来希望：这一进展能使人类事物的本性变得简单一点；每一代科学成果，都给人们带来这样的欲念，要用这些新发现重新解释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本性。于是，社会被描述成各式各样的：一个“有机体”，一个“力场”，一个“普适系统”，一个“生态系统”，以及其他见解等等。

虽然每一次把自然科学的模型强加于人类事件，几乎都被证明是不成熟的，并且最终会把人们引入歧途，但是，一般的自然科学还是能够对社会分析做出一些贡献。不过，这些贡献受到了一种倾向的阻碍，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有这种倾向，这就是要寻找所谓简单性，而在那里，谈简单性是不合适的。在我们能够开始认识人类和社会所独有的那些过程之前，社会至少应该遵守一切物理学定律和生物学原理。

正是在这里，人们可能看到伊利雅 · 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工作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他在热力学领域所做出的一个贡献，就是承认自然比传统经典动力学和热力学所假定的要复杂得多。与此同时，他发现，某些物理现象和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一样，也具有任意性和不可预言性。他看到，这些过程包含着巨大的涨落，即相当于被研究系统内部和外部扰动的变化。由于这些涨落，崭新的结构出现了，这些崭新的结构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因此无法用概率的术语去预言它们（因为概率要求有许多同样的事件）。因而，这里含有巨大的非决定论的性质。不过，这些新结构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即它们可以导致多少有点决定论特色的样式。虽然组成新结构的部分事件常常是高度随机的，但是这些新结构的发生过程却是不可逆的。

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在两个极端中建立理论。一个极端是“伟大人物论”，按照这种理论，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被描述成个别人物——大将军、大发明家、大哲学家，或者你想说的什么家——进行努力的结果。因为无法预言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类大人物，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伟大事件来，所以，历史似乎天生是非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是“文化决定论”，这种观点主张，历史的一切主要进程，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就是以那种方式发生。假如没有罗马人统治地中海沿岸，那么迦太基人也会出来统治；门德尔发现了遗传学的基本原理，但是没有他，这些原理迟些时候也总会被发现；达尔文和华莱士就彼此作了重复的工作；如此等等。文化决定论由于经典物理学的决定论而得到了某些加强。原子弹若不在美国，也总会在德国被发明出来，这就像引力定律那样肯定；西方世界将会衰落，这就像日落或熵损失能量一样确定无疑。

普利高津的工作使我们日渐清晰地看到，非决定论和决定论都不是可靠的假设。虽然他主要是研究物理化学，但他已能指出一些与人类社会有很大关系的十分重要的过程。他所研究的几种结构总是处在涨落之中，它们受到内部和外部扰动的支配，从而使得它们总是在各种不可预言的方式中变化。复杂结构总是由极多的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因此几乎不能肯定或控制其整体。事件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出自任何涨落，因此它们天生是不可预言的。在这些大的历史方向中，可能会有许多小事件是可预言的。看来可以这样预言：多数人会在天亮前后起床，不断会有对食物的需求，将会有一定数量的合作和竞争。但是要知道谁将从噩梦中惊醒，谁想找点酸奶酪，或者谁将决定把竞争作为今天的行动准则，就会困难得多。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脑在重大历史关头喜欢竞争，那么历史的进程就可能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

这些涨落不是发生在没有组织的片断的部分中，而是采取始终如一的形式。普利高津在几年前假设：所谓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些类型的结构，它们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质。科学家，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总是觉得用封闭系统更容易思考，因为封闭系统好像适合于决定论的公式。普利高津主张，许多开放系统具有独特的类型。他把它们叫作“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是这样的结构，它要求不断地输入不同形式的能量和物质。它们常常以不可预言的方式存在，当发生某种特殊的事物耦合时，会突然出现新的方式。但是，耗散结构也是组成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的材料。人的机体就是按这种方式建成的，而人类把自己组织到一些协会、俱乐部、民族、家庭，以及上百种其他组织中去，这些人的集合也像耗散结构一样。

认识耗散结构的重要意义在于，耗散结构允许向更大得多的复杂性进化，这个复杂性内部保持着各种程度的不稳定性。还已认识到，当事物变得更加复杂时，将会出现一种层次结构。只有通过决定和控制的集中，才能得到这样大的多样性而不发生突然的崩溃。因此，我们习惯于承认个人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但是，个人也由于需要利用组织而受到约束。家庭和社团对于维持生存来说是必需的，但它们也构成了运动。几千年前出现的国家，导致了更大的约束，就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程一样。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它们自身中的一些结构，为了维持它们自己的永久和生存，这些结构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运行着。人们被说服满足于美国或苏联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论他们喜欢与否。

尤其对于美国人来说，很难接受这样的见解，即有如此巨大的结构存在着，他们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决定，自由能够存在。他们很难相信，或者有时甚至是很难想象，他们的自由逐渐地在减少。我们的社会科学在从事研究这些结构方面也已落后，大概是因为社会本身从意识形态上说不愿意接受它们。社会科学家只是这样勉强地去反映他们自己的社会。不顾这些偏向，世界社会扰动着，沿着结构越来越复杂，因而必然是个人对整体的理解能力越来越小的方向运动着。

因此，普利高津已使这一点更加清楚：人类社会必须被看作是一个由物理部件组成的巨大的复杂结构，但与此同时，这个物理世界比以前所想的要复杂得多，并且必须被看作有更多得多的非决定论性质，更加依赖于在关键时刻在大量涨落和扰动中所作出的微小决定。并非说，人类社会是一台机器；也不是说，物理世界具有像人一样的思想。这两种想法都只是强使人们考虑一种结构或是另一种结构。我们宁可说，复杂性的本性是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所共享的东西。的确，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人类世界特别复杂，因为它的一切部分都由物理世界的元素组成，而这些物理元素正在二天天地被证明是越来越复杂的。

把普利高津的工作拿来应用，并把它扩展到人类事件中去，这实在是太诱惑人了。幸好，普利高津自己很谨慎，而且当他深深地发生兴趣并关心他的工作可能发生的影响时，他并没有粗心地推广其应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类社会结构不同于物理化学结构，如果假设它们相同，那只不过是在我们已经有缺陷的视力上又加上一套眼罩。有些差别在人类经验中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进化问题。

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具有几百万年历史的人类逐渐扩大的过程。它包含显然是小的行动的巨大时代，但总的模式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以普遍的方式说明了阿尔伏利德 · 罗特卡（Alfred Lotka）在几年前提出的原理，即那座在消耗更多能量中相继发生的结构，只要维持着足够用的能量，它们将胜过那些使用较少能量的结构。他说，自然选择将优待较大能量的使用者。但是（而且这个“但是”十分重要），仅当有足够用的能量使得大消耗者能继续扩大时，这个过程才能继续下去。

现在，普利高津及其同事所主张的一般见解之一是，巨大复杂结构所取的方向，将多少有些非决定论的性质。这就是说，这些结构可以随机地对其本身固有的不可预言的涨落作出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过去几百万年来一直扩大的方向就很难解释了。必须有其他的机制和过程在起作用，使得这个漫长的人类历程，这个可能在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历程，成为可能的（或不可避免的）。无疑，这个历程充满了非决定论、随机性和后退。但是，随着时间的漫长伸展，这些东西已被那只能看作是扩大和增加复杂性的统治过程的东西抛在一旁。在这里所说的动作中，有一些自纠正装置，一些元素组，它们把金字塔的耐久力和生命的再生力和适应力结合起来。

事实上，这个过程并不神秘。我们了解有关这些部件的大量知识，这些部件已经聚到一起组成了这个巨大的结构，我们从历史中知道它们怎样组合或重新组合，以便为其生存寻找足够的能量资源以及扩大所需要的附加资源。我们知道，这个结构基本上是分层次的，而且由一些非常复杂的事物组成，我们习惯地想到这类事物，诸如说话、思想、通信、编制密码和作出决定等。所有这些过程都要保留这个世界的一个映像，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这个“映像”是极端多种多样的，因为它们分布在四十亿人的脑海里、书籍里和计算机里。这些元素被逐渐装配起来与灾变的随机性相抗衡，以避免一个特殊的社会遭到完全的衰退，或者使一个新生的社会得以发明新的抗衡手段。

我们说这个过程“并不神秘”，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个过程怎样工作已经有了“完全的解答”，正好相反，我们学会的东西越多，它的复杂性就越明显。我们每发掘一种新的“决定论”，一些新的“非决定论”就暴露出来。的确，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将会真正认识某些正在工作的过程，不过，看一下人类社会，我们具有一些有利之处，对献身于这个物理世界的许多其他方面的科学家来说，这些有利之处是无法利用的。我们是这个过程中的演员，而且借助于仔细的观察，我们能够看到正在工作的实际过程，它是以在某些其他领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方式工作的。这也具有某些不利的地方，即使我们具有利用知识和想象的能力，我们的思想和看法也永远不会真正正确和完善。它们只是一些近似。我们要附属于这些近似，并坚持把它们用作做出决定的依据而不管它们的性质如何。我们的思想和模型建立也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固有的物理部件或成分。因此，它们作为某些其他部件的阻止者和另一些部件的加速者而动作。我们的决定可能突然成为对历史的重要影响，或是加速或是减慢事物的发展。因此，这个过程是十分缓慢的。对于每个正确的答案，我们通常都要经过几百次，甚至成千上万次的错误答案，才能试验出来。但是，人的能力中有这样的办法，能把错误转化为学到更多的真理。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不过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和十分周密的方法，去做人类一直在用笨重方法尝试要做的事情。

因此，伊 · 普利高津及其同事们的研究，加上许多其他科学家的工作，改善了我们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想象人类社会是怎样工作的。采取孤独的办法，任何单个科学家的工作都不会有意义。把巨大的知识累积体结合起来，每个人的工作都有助于清除一些角落，回答一些问题，以及发现一些新问题。在认识人类社会的过程中，这些来自自然科学的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重要的是，它们只被当作—组实施，一组思想而放入关心人类社会的那些人的工作中去。离开这个脉络，它们就会像对万有引力定律的简单论的应用那样，把人们引向歧途。波普（Pope）嘱咐我们说：

不要假定上帝去搜寻，

那么，你自己懂得，

人类天生研究的乃是人。

这个嘱咐劝告我们，不要通过上帝的想象去寻找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今天，当科学已经超过了早年宗教信仰的许多目标时，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任何单个的普遍论的映像都不是充分的，耗散结构及其行为的见解，为人类进化的复杂性投射了重要的光芒，但是对于这些巨大过程的研究，仍然要求我们把人类的个体及其社会看作是我们所关心的基本焦点，无论是在科学中，还是在生活中。

[Discovery，1980年9月号]

————————

* R. N. 阿丹斯博士，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人类学教授；是研究拉丁美洲领域的负责人，一位社会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