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来，科学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从其大小程度乃至矛盾的复杂性来说均已与日俱增。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社会 - 经济矛盾激化而导致问题本身所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理所当然的可以把此种“问题严重性”的情况归因于人们某种程度的“自我觉醒”。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日趋深化以及人们对危机感的警觉性不断提高、加之全球性的灾难有可能会有朝一日落在愈来愈多的人民头上。而对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因之不管我们将来对危机的解决办法是否能与客观存在的危险程度取得令人满意的相对平衡，人们还是对那些料定会出现的生命攸关的现实前景感到惴惴不安。

如果我们从历史与现实二个方面审查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有些现象乍看起来令人费解，实质上都完全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例如有些专业人员从事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他们精湛的专业知识常常只局限于整个科学知识极其偏微的一个侧面。对于科学知识在社会 - 技术 - 政治中的实际应用一般是漠不关心的。但同时对于另一些其本身职责就是致力于将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专业学者来说，他们同样也不会重视这些工作的另一个侧面，即科学本身不由人类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不会锱铢计较他们所提应用方案的客观安全性，乃至无视采用某项新技术之后将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可能后果。然而个中点滴我们多数人谅必是并不陌生的，比如放射性废物的生物学效应，杀虫药和除莠剂的生物学后果，食物添加剂以及一般药物治疗对人体的影响等等。

要解决此类矛盾，颇非易事。历史已经表明，不少科学家往往抱着他们所认为是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回避有关科学技术的应用问题。这里并非不重要的一个论据就是：搞应用科学需要花用当事人的全部时间。除此之外，有很多科学家还一直强调，自然科学应该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和影响（宗教、伦理、政治等等）。它的主要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发现“真理”。一个与之连带的观点则认为自然科学有其独特的中性属性（超党派性）。在中性的自然科学中所有数据资料都应是超然于一切之外的客观真实。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科学家可以为自己规避参与现实生活的实践而进行辩护，而且接下来也必定会动摇那些已经从事于应用科学研究的专家们，使之不能认真调查那些可资利用的科学知识的具体实践方法。

对当前社会实际所做的分析表明，教育系统一般只能授予人们以解决一般性质问题的能力'（私人的及非私人的问题）。而对于处理某些举足轻重的事件，单凭学校教育是力不从心的。这是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只是在工作的某些个别部分或是专业领域受到过严格的训练。而且即便如此，掌握的仍然不过是挂一漏万的入门技术。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如果说有的话）在学校选读过什么专门学习“作明智”决断的“课程”。一些受过大学基本技术和基础理论训练的学生，在其继续深造的过程中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整个知识宝库中某些特定的高度专门化的部分。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科学知识常会为他或她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发现科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富有独立思考的（个人特色）的解答。可是这样一类过偏过窄的训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避免地又将给人们留下日益增多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迄今还没有任何足以彪炳后世的有效处理方案。因此不妨可以说，我们的教育体制在鼓吹所谓自然科学的独立性与中性哲学方面实际上是扮演了同谋犯角色。它的学生所规划的培养方向本来就只要求能够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有些社会问题产生是“盲目行动”的结果，有的则出于有意识的“自觉计划”。如果用这两把尺子来衡量目前所存在的某些社会现象；我们就会领悟到这些矛盾令人费解的一个方面原因。有人提出证据支持我们在建设中所包含的关于对本星球的未来发展应该进行适当管制的看法，例如人口控制，生态控制及教育管制等等。另外也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这类控制在今天确实已到了刻不容缓的重大关头，而绝不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之类消极抽象的需要。关于后者，例如就有人认为，要是人人都明确未来人类的命运是取决于净化海洋（这方面或许能干得很出色），那么人类将能找到净化海洋的适当方法。换句话说，目前的麻烦并非在于缺乏足够的技术，而只是因为人们对处理事物轻重缓急的顺序上看法还不一致。所有那些需要弄清真相的人不妨先去查一查各派代表人物争执不下的症结何在。再看一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又是什么。例如矿业（资源）局和北方发电站当局人士宣称，反对他们污染苏必利尔湖和密西西比河是受荒诞不经的怪思想怂恿的。他们坚持下述立场：继续生产要比石棉丝污染食用水源，或是在北美主要河系中发现放射性污物等事情重要得多。对于解决此类问题的最后仲裁办法究竟是什么呢？——合理规划，还是一味蛮干！

青年科学家正在努力学习去解决许多激动人心的课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怎样去处理那些事关重大而又至为紧迫的事务。在当今“现实”的世界上，重大问题的“解决”常常是通过运用权力强制进行的。这种做法自必进一步扩大运用“权力”解决初始矛盾的范围。换言之，大问题将越变越大。这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大问题是从小问题积累产生的。但是由于此类重大问题在今天已经如此复杂，以致各种小修小补的解决办法对它根本无济于事。

在认真研究了一些有关分子遗传学的概念之后，现在回过头来让我们对比一下——用奥克姆的刀子——在分子遗传学中颇为举足轻重的几个关系问题。例如，按照孟德尔豌豆试验所推导的遗传法则，基因与其表现型之间的关系看来已经获得了实证。孟德尔的逻辑法则同样也使β⁵多肽链与β⁵突变基因的因果关系明确无误地大白于世。不过，同样的逻辑推导是否也普遍运用于某些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呢？比如在下列问题上，肾上腺素基因与一般的生理反应之间，现今的处于不同进化阶梯动物的珠蛋白基因与珠蛋白分子的本身进化史之间以及在基因与人的行为活动之间等等。还有我们究竟对孟德尔的逻辑法则是坚信不疑呢？（因为孟德尔法则在一定条件下是准确可靠的），还是应该去探求可能更符合于某些复杂现象实际的另外的机理。目前我们虽然对复杂的人类表型的理解还很不成熟，但是仍然不足这方面的线索启示。随着表型愈增加其复杂性，而影响该表型发育的信息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亦必会随之大为增长。我们常常看到有一种倾向，即当人们饥不择食地急于谋求一个答案的时候，其结果总是导致可能接受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来替代正确的结论。在有些情况下索性把那些有待争议的问题暂时搁置不理，较之仓促做出过分简单化的答案，反而不失为一种上策。

从信息的角度看，框定一个病毒发育的信息会比决定一只猕猴发育的信息简单得多。决定镰刀形红血细胞贫血症的信息比之担负血红蛋白发育的信息同样不能望其项背。而在信息流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以及在信息流的传递系统愈来愈复杂的情况下，要想用孟德尔的逻辑法则来说明表型发育的对应关系便不那么得心应手。于是某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应运而生，这就是把复杂的表现型“整理精削”成一定的塑形，以便套用于遗传学上既有的那些简单的规律。

我们并非在此有意责难奥克姆及其信奉者们所提倡的关于明哲思维的必需性。引起我们警惕的乃是还原论的思想方法（把复杂事物还原为简单的解决办法）。即便此种思想方法在某些问题上可能行之有效，但是对于丼他一类问题它仍然易于模糊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一事实。20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在对客观事物作过一番苦思冥想后宣布：大石块的下降速度要比小石子的下降速度更快。我们有些人在学习“领悟”这一有名的灵性格言之余，不禁会问，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不亲自爬上树梢，认真地抛几块石头试试。须知，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未像我们如此这般的经受过培养和教育。因此对他来说，思维要远远高于经验实践。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实践难免会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而运用思维方法，他终于推导出许许多多的“事物内核”。然而对后人影响最深的还不在于他始终抱定的这一信念：思维高于实践。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一信念筑起了一道深深的思维藩篱和禁区。其结果是2000多年来，任何旨在对之进行分析与检验的一切图谋，全被有效地制止和排除了。

亚里士多德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思维方法”不仅导致产生了一些对事物本质认识得极为模糊不清的观念，形成了某种一切必须依赖于信念的传统形象，而且由之还奠定了这一种社会 - 政治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任何由实践而来的经验论据是不可能破土而生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二千多年漫长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极其有限，人类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握也是同样的微乎其微。直至2000年以后，由哥白尼、卡普勒、伽利略以及其他的一些科学泰斗才开始对亚里士多德的明哲思维提出质疑。他们创造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揭示真理”（access to reality）的方法。这就是一般所谓的科学实验。众所周知，哥白尼等的科学实践终于使他们深深陷入了与“权威”（当时统治思想的创始人与卫道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漩涡之中——这不是因为小石子与大石块坠落速度是否同样快的问题，固然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上述学者们所提出的“揭示自然规律”的这样一种藐视权威传统的思维方法本身已经构成了对社会传统和权威的威胁。因为旧的权威与意识形态方式对于这一系列的新的突破看来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中有不少人由于看到科学实验对于重建与恢复自然实际的本来面目所显示的不可抗拒的威力感到宽慰，从而坚信在启蒙与愚昧的斗争中，真理之光一定能够战胜黑暗与迷信。诚然，当前的思想潮流正在向人们证实，自然科学（给这一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总的名称——自然科学，予以概括，将能更好地有利于建立对于客观规律的各种思维概念）是不受权威势力的玷污的。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对其他的人类社会事务有其独立自主性。人们认识客观规律必须借助于获得感觉资料作为手段（这渊源于十九世纪的逻辑实证论者），而任何一切的客观表象都可以从自然法则中找到说明（还原论者的逻辑系统）。此外，流行的观念正进一步认为，即使是社会规律与政治规律，最终亦可能会落实到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上来。不过例外的情况也有存在，因为有人迄今抓住柏拉图的观念不放，把科学知识按照人们的精神活动分为辩证科学、自然科学与伦理科学三大类型。并且坚持，如此处理是绝对必须的。这样的分类方法也正符合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理性的、感觉的以及欲望和冲动三大基本范畴。

我们已经提出某些证据，表明生物信息系贮存于核酸分子之上，并在细胞分裂以及从一个世代产生下一个世代的过程中进行复制。正是核酸指导着蛋白质的合成，所合成的蛋白质在功能上又依次地规定着生物的生长、代谢、发育、加速成长等诸过程。也可以说是表现型显现、定型及其特征维持都是取决于所合成的这类蛋白质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表现型的发育仅仅只是受输入的生物信息控制呢，还是其他因素在表型发育方面同样亦能发挥有力影响？如果确有影响，那么，哪些因素对表型发育能产生作用？它们又是按什么方式来发挥其影响的呢？既然这一类问题在决定人类表型方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某些旨在利用分子遗传学的思想体系去解释人类表型的图谋，我们应该特别引为警惕。

人类表型受生物信息的影响这是事实。人体细胞中会有染色体，人体染色体中含有核酸，人体DNA也会复制信息和转录信息。这一点也与其他物种的DNA别无二致。在人类遗传方面有很多例证都表明，单个基因与人体特定的性状之间存在着类似镰刀形红血细胞贫血症遗传模式那样一对一的相对关系。事实上现在已有足够多的事物使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类表型确实是由基因决定的。”从这一概念出发，某些于运用还原论逻辑思维的人大概会向我们指出：所谓人只不过是相当于一个超大型细菌，如此而已。

关于人类的表现型还有另一方面的衡量尺度。无论如何，人类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文化形态的生物种。”文化本身是历史的与当时的两方面信息的作用结果。众所周知，人种（Homo sapiens）也是生物种属中独一无二的能知道自身的过去并意识到自身未来的一个物种。亦即我们拥有来自于人类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的感受与“本能”。换言之，这也就是说人类的表型会受到所谓文化信息的影响。

大多数遗传学家（一般说还有生物学家）都注意到人类的表现型往往会受文化信息的影响。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它们又能以互不相同的方式对文化信息发挥其筛选作用。可是人们又切实知道，对于语言、服饰、政治观点以及其他的社会现象来说，DNA是决不能进行信息编码的。没有任何人能就上述的矛盾现象作出满意的解释。1933年当阿道夫 · 希特勒在着手其“人种改良大纲”的罪恶活动时，曾有不止一个遗传学家为之出谋献策。他们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基因”的概念。宣称在犹太民族的人群中“共产主义基因”的频率要大大高于其他的民族和人群。1974年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 · 萨克斯比（W. Saxbe）也曾经搬出一个鹦鹉学舌的观点。甚至在“名流”们的影响下，使不少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的感情满足也感到恋恋不舍。这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都在向人们宣传：文化社会以及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说来是受遗传因素支配的。这一看法的最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最终使人相信，文化信息同样在DNA分子上有它自己的编码，从而接受生物决定论者所坚持的“无差别境界理论”。

文化信息是客观存在的，它确定对人类的表现型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就它的起源、发展以及它作用于表现型的机理提出解释。即便人们有能力论证存在于文化信息与表型特定形态之间的某些因果关系，可是仍然无法据以说明文化信息与人们行为之间存在有关联性。但无论如何，现已累积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不要轻易地倾向于把从低级现象中认识刹的机制，任意在高级现象中生搬硬套。目前就最典型的事例来说，那种兼具文化特性的生物还只限于感觉表象的水平上被人们认可。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有关生物信息流在某些情况下是如何影响表现型的若干细节。但是要问生物信息流究竟是以什么方式与文化信息（如果是可能的话）发生渊源关系的呢？对比还是不得而知，如果不懂装懂，那岂不是跟伽利略与他的审判官之间，那贻笑后世的审讯闹剧一样，是明显的欺诈行为吗？那些审判官们残酷地折磨这位自然科学的耆宿大师，仅仅只是因为他那有名的比萨斜塔的坠石试验打乱了这帮老爷们因循守旧的恬静心境。

问题并不在于大石块的坠落速度是否要比小石子的坠落速度更快。实质是我们应从哪里去获得自己对客观规律的体察，并求取那些可能——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会引导人们去信赖与接受一个社会结构的感知。亚里士多德曾从其精神灵感，得出所谓“大石块比小石子坠落更快”的著名论断。与之堪称匹敌的是Robert Ardreg。此人在其领土法令中也以松鸡习惯划地为栖为理由，寻出另一著名“论点”：民族主义实乃为生物学之所必需。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或许可查询一下，哪些人可能为Ardreg的结论感到焦虑。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认为，Ardreg的这一结论对于那些出于个人利益而要求保护民族藩篱的人正是投其所好。设若我们有更加完备的知识来解释民族隔离为什么被某些人看得如此重要，我们也许就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Ardreg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结论”竟然比任何其他一类估计——同样不具备过硬的佐证材料——更那么名噪一时。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不少人一直把医学看成是一门技艺。即便是在今天，人们在提及医学时，这一“妙手回春”的技艺仍然是备受社会尊敬的崇高职业。但是由于生物科学的各个分枝在上一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生物学手段向医学的渗透，在医学的某些部门也逐步采用了有关分子遗传学的思路和方法。当某些特殊的疾病和异常表征的病因可以一直追迹到基因和染色体时，可见遗传学对于医学是如何重要了。此外从诸如细菌等传染媒介的研究也能清楚地看出个关系。众所周知，分子遗传学家们所研究的通常也正是这一类材料。现今，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医学——生物学分支。这是以专门研究人体寄主与微生物传染媒介之间相互关系为目标的一个新的医学分支。无论在现代社会，或在古代社会，医学一直是一门沿传已久的古老技艺。可是由于遗传学都是一门新兴学科，因此不少人都相信医学与遗传学的交叉结合应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一般人们都把遗传学的发展里程碑定为从孟德尔论文再发现，孟德尔实验被正式确认的1900年。但实际上有关遗传的一般概念都是与医学一样有其渊源久长的历史。例如，关于血友病早在犹太教的经典上就有描述。这要比最初运用家谱法解释其显现规律早1600年左右。此外柏拉图于2500年前也曾提出过旨在改善社会健康状况的优生学计划。总之，可列举提供遗传学参考的古典文献极为丰富。这一事实充分表明，那种指称遗传学起始于孟德尔的看法多少有些失之偏颇。

这方面的例证还有，1752年法国天文学家Maupertuis发表了关于多趾畸形的家谱研究。色盲被确证为遗传疾病是在1777年。1812年美国物理学家Joseph Adems出版一本专著，其中明确记述了显性遗传性状与隐性遗传性状之间的差别，并就近亲婚姻的潜在危险性作了讨论。

在孟德尔以前的历史时期，着手研究遗传疾病的遗传模型的，主要是内科医生，而非生物学家。但在今天，绝大多数遗传病的病征分析已经都是属于遗传学家的职责范围了。这样便使得遗传学与医学之间的最新关系具有一种与数十年前大为不同的形式。当然不能说旧有传统关系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此种新关系所带来的明显特色在于已经形成了一类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来进行医学研究，而同时又能妥善地掌握在新旧相互关系过渡时所产生的种种矛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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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illeo Galilei ,11 Saggiatore,1623，trans by Giorgio de Santill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