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出现新的研究对象的时候，才产生了新的科学或者对它正确的划分，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科学揭示了原子的秘密导致了原子物理学的创立，由于聚合物质的合成发现了聚合化学。

然而，什么是加强研究系统的动力呢？这里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要知道系统的存在是很早以前的事了。B. H. 萨多夫斯基（Садовcки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现在系统的综合问题及相应的术语已经渗入现代的科学工程和实践的思想里。系统和系统性，今天我们从字面上认为，科学研究在理论上的任何对象都可看作是一种单独的系统；认识这些对象的过程，就是评定系统性。现代技术是同建立大规模的系统——《人——机》系统相关；最复杂的系统范畴，我们认为是人的大脑，生物群落，最复杂的生产联合组织，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科学管理范围内作为一种专门的系统是科学和科研活动的组织；当代世界上的人是通过使用很多的系统才发挥作用：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它包括人周围的生产和组织以及其它类似的系统。由此，分析系统性成为现代哲学和专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大规模系统的建立，系统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看来，还不完全如此。我们已经说过，复杂的系统早已存在。诸如生物群落、社会的、语言的、心理上的、逻辑上的系统及其他。尽管如此，那时系统方法还不像现在这么迫切。我们认为，晓得系统方法迫切性的原因，有助于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和认识的逻辑上的构拟。只是分析现时的科学状况是不能回答科学发展的远景问题。要做出预测，必须对各个不同时期的科学状况加以比较。

初始的科学的工作者的平均年龄在不断增加。如果从前人类能够掌握独立的进行科学创造所必需的知识，大约要20岁。那么，现在提高到25岁，将来一个人最大科学效能的年龄将还要提高，大概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是如此。因为人类生理上的发展不能以自己的速度同科学发展的速度相比较。

那些科学发展的指标，像科学报道的数字，增长得如此迅速，现在一些知识部门得到这个或那个新的科学成果比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容易得多。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数是这样的增长，现在这一代科学家就其数量上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科学家总数的十倍。

在当今客观规律的作用下，过了100 ~ 150年之后，科学工作者的数量就将和现在地球上人口总数相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学者做了必须延缓发展科学速度的结论。对此我们绝不赞成。唯物辩证法对于科学认识的逻辑问题和发展科学的客观规律性，基于这种状况允许设想结论。“饱和论”的追随者们以科学发展的那些固定不变的特点出发，即获得特殊性和传递信息——这些是过去的特点。例如，在许多世纪里，采用科学工作者日益专门化的途径才能抑制初始的科学的工作者的平均年龄增长的必然性。比如，在生物学方面积累的情报如此之多，一个人不可能都掌握它，某个学者只有选择科学领域中的某一部分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下一代的科学家再选择这一部分的一部分及其它等等。所有科学都是如此。正是这样，H. 维纳写道：“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能够不加任何限制而自称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现在的科学家变成拓扑学家，或者声学家，或者甲虫学专家。”

因此，对于现代科学获得其他知识领域的情报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清楚。作为生物物理、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化学物理、仿生学、数学语言学这样一些学科的出现，需要配合不同领域的情报，这样在科学发展中就存在现实的矛盾。

在哪方面可以找到出路呢？借助知识的改造是能够找到的，在此条件下恢复专业化将是可能的，为了不致使专业化存在缺点，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过去，专家们深刻的和全面地研究了事物日益狭窄的种类。认真的“精而不杂”式的科学专家们的典型和那些“杂而不精”的肤浅的非专家们相对比，那样的对比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它假定科学上的问题，只是通过与它们有联系的那些事物联系成完整的总体。在事物比较狭窄的范围内预见各个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是，辩证法关于上述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见解，是以确定在先前孤立问题之间的联系的同时，将意味着先前曾在某一事物范围内紧密联系的那些问题相互孤立起来作为前提的。以振动作为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最终振动能够在各种事物中发生。它们或许是机械的、声学的、电磁波等其他。如果详细地和全面地研究振动问题，那么必须研究力学、声学和一系列其他问题。这里表现出各种科学的相互联系。然而，在忽略能够发生振动的那些事物的具体特点的条件下，也能研究振动问题。从此可以接近振动的理论，而就那些事物的具体特点对于振动理论是不重要的。

振动理论专家——这是“精而不杂”的专家，在很大程度上数学家就是那样的一些专家，即使建立起了简单的算术依赖关系，实际上他知道的并不是无所不包。

长期以来，数学好像是唯一的科学，它能抽象事物的特性和集中研究事物之间某些关系的形式——多半是数量的，这些关系被视为特殊的“对象”。

最近出现了相类似的其他科学。大约三十年以前，开辟了研究方面新见识的科学出现了，即控制论。它的出现在科学分类上造成严重的困难，问题在于不能统一回答控制论研究哪种事物的问题。它属于非生物界的还是生物界、动物界还是非动物界？某些学者觉得，如果控制论的原则属于所有这些现象，那么生物界就归结为非生物界，动物界就归结为非动物界。这是作为机械论、形而上学而被接受了。并且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控制论不是把高级物质归结为低级物质，或者说它既不研究高级物质、也不研究低级物质。控制论研究控制关系和它们之间不依赖物质承担者而转移的关系。这就是控制论的一般性质。

控制关系存在于各种自然界对象之中、比如存在于生物体和技术机构里。由此在统一的术语中，产生了论述技术控制系统就像生命有机体术语一样的可能性。控制论的共性也就是像数学和振动理论的共性一样，控制论研究的只是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用心观察控制概念的规律性。

当然，存在着很多对象，在它们当中控制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对于这些对象来讲，必须创造特殊概念的其他特性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控制论里控制系统的理论，那么自然会发生这种问题：能否建立其他类型的系统理论吗？是的，可以。除了控制论，现在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其他系统类型的理论。像开放性系统理论、线性系统理论、大系统理论、信号系统理论（征候学）和其他理论等等。

在这些理论中，因为忽略了以前不能忽略的大量问题，即“有思想内容”的方法，专家们在每种理论中可以集中研究特定类型的关系。

这样，科学工作者在青年时代就有可能了解理论发展的一切，这比在传统领域里成为一个完全内行的研究者所需要的时间要少。自然，在新的知识领域里，相互关系问题的数量猛增。因此，成为一名专家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与此同时出现新的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每一种相互联系的综合问题就成为相应科学的特殊篇章。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辩证法，在此相互联系和相互隔离作为有机统一中的对立物而反映出来。

因此，情报的蓬勃发展是现代科学中系统方法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借助于知识的系统改造可能克服情报的蓬勃发展与掌握情报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用其他的例子可以指出，现存的先决条件可能是不少的。过去的一百年是优先发展自然科学的世纪，人文系统的科学好像比实践知识少。回想起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父亲与孩子们》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他极力崇拜自然科学，目前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说教似乎是幼稚的。但是，这种情况暴露出科学的单一综合发展的危险性。科学愈深入发展，不仅物理学、化学或者生物学，而且人文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教育学、艺术学和其他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变得愈明显。所以，最近对人文知识的兴趣提高了，知识的数学化正在普及人文科学。人所共知，马克思在同拉法格的谈话中指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利用了数字时，才算是完善了。恩格斯也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科学达到了成功的时代。恩格斯的结论在当时显得相当的悲观，事实上数字主要用于非生物科学。那个时候，在历史学或者语言学、医学或者教育学运用数学的学说是没有的，当然，也不认为那个条件下最起码的利用算术或者其他的计算也没有。

现在的状况在本质上改变了，出现了新的数学分支，像包括高等代数、数理逻辑、曲线论等离散数学一样。尽管如此，数学在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中占领了坚实的阵地。在历史学、艺术学、教育学和艺学等科学中运用数学的实例也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这些科学中，数学方法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除外，它们受这些科学本身的客观性质所制约。原来借助数学方法，往往是顺利地解决了一些次要问题，或者这些方法对于自己的运用需要苛刻的条件，这对于实践的实施是非常遥远的。

把数学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带来的困难，首先是由于数学所运用的、可以称为“数学对象”的独特的抽象形式而引起的。譬如，实际上数学所研究的数、线、形是不存在的。为此，数学方法用来分析现实事物，作为数学对象必须预先提供现实事物，数学对象就是那个或另外的数学理论研究的问题。这个任务是数学研究范围之外的。

认识作为数学对象的现实对象的程序，可以称为数学的形式化，或者简言之数学化。直观在这里起很大作用。在非生物界科学中直观对于研究它的形式化往往是很充分的，或者数学对象十分准确地模拟非生物界对象。而在较复杂的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里形成了另外的情况。在数学对象和现实对象之间，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这是系统方法构成系统模式，给固定的对象进行数学模拟。以数学模拟为根据模拟对象的某种系统概念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的，在这个阶段设计数学模型经常不引起应有的注意。所以，我们认为，B. C. 丘赫金（Tюхти）说法是对的，他写道：“系统结构方法的特殊作用，首先在于把任何对象的概念作为系统，确定它们的结构，这样就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和语言，并把它们运用到现实存在的系统（物质系统和概念系统）中，系统结构方法乃是现代科学数学化的先决条件和途径之一。数学科学的专家们认为系统方法，或者不言而喻，或者在抽象性方面是不必要的。但是，系统方法的不完善性（特别是适应复杂系统的研究）以及把它作为概念条件和知识数学化的方法估计过低，介绍的只是表象。”所以，反对И. B. 布拉乌别尔格（Блаубyeрг）、Д. Г. 尤金（Юдин）和B. H. 萨多夫斯基（Садовcкий）的这个见解的异议对我们来讲是没有说服力的。前两个作者评论系统方法的实施同用下列方法研究数学方法相联系：“第一，这个趋势对于系统方法不是特殊的，当然，如果不能把它同所有的现代科学知识混为一谈。第二，在解决作为系统对象概念的内容丰富的方法论任务的基础上，应用数学方法（比较广泛地、即形式主义的数学方法）变成有效的方法。这个任务，就像发展生态学一样表明，绝不是庸俗的，而且解决的这个任务绝不只有一个意思。”

但是难道这是与系统的认识对象的必然性的见解，即对于数学模拟的中间环节相抵触的吗？相反，作为系统认识对象的问题，作者是谈到了。看来，这里出现了关于数学化条件的系统方法和系统方法本身的数学化混为一谈的情况。后者将在下面谈到。

B. H. 萨多夫斯基的论证是比较有根据的，他写道：“如果研究对象行为的规律性的数学语言的表现趋势与数学不同时出现的话，那么常常与经验自然科学同时出现，而在长期内不得不在没有系统专用术语的条件下完全顺利地应付过去。当然，事情并不在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们不了解或没有注意到适当的概念；绝不能简单地把认识论利用数学方法的研究条件同系统结构分析概念等同，利用数学方法研究那个或另外的对象是足够的，因为这些对象反映了自己特点的恢复性和周期性，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不变量关系、参数的有规律分配等，在这种条件下，相应于对象特点的系统结构的任何特点都是不需要的。”

但是，难道不能借助于系统对象概念选定不变量关系及其他关系吗？当然，没有那些概念也是可以的，在自然科学里曾发生过，关于这点我谈的较多。但是，那里研究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对于显露那些现实条件没有系统认识对象，关于萨多夫斯基谈到的条件是难对付的，常常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表达的内容是不能驳倒人文知识数学化的系统方法的特殊重要性的思想。

萨多夫斯基的其他思想是值得注意的：“系统方法（在B. C. Tюхтин的术语中是系统结构）不是进行某种其他类型的科学研究的准备阶段，正如经验表明，而是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独立的、完全长远的战略。当然，任何普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观点，在可能性和方法上限制了系统方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主权的和完全平等的方法。”

系统方法可以有效地看作为《有主权的和完全平等的研究方法》，但是并不矛盾，它的运用可以作为运用其他方法的条件突出出来。须知，可以是相反的情况：数学化能够促进系统方法的运用。难道这种观点违反了数学的主权性吗？萨多夫斯基在那方面思想讲得很正确，不能把注意力仅仅是集中在系统方法的外部作用上。

系统方法的独立性具体表现在通常不采用数学的地方，首先仍是在人文知识的范围内突出类似的数学方法。

系统认识对象不管它的形式化的条件，不仅在准备阶段可以着手建立数学模型，并且还可以代替这个模型。数学模型的重要性取决于在数学模型基础上得到的结果，并向自己的原型转移。系统概念和其他系统对象的模型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在这个系统模型适用性的条件下比借助现代数学方法手段建立起来的模型适用条件的粗糙性差一些。

系统方法的蓬勃发展，是当前生产实践成就的先决条件。当然，生产活动是人类全部历史生活存在的基础，然而有些人不得不同意C. П. 尼加诺罗夫（Hиканоров）提出的“工业的、技术的、经济的和局部社会政治实践”是“现代系统运动”的重要来源的意见。很早以前，他曾写道：“系统性的固定的一部分将在人类的思维和活动中永远存在，否则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将是不可能的，翻开十九世纪的技术、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知识的书籍，我还发现对系统分析的议论是惊人的相似，无疑，其他各种系统性的认识形式也是存在的，在这个思想里系统的或非系统思维不是某个时代或发展时期的特点。”

但是，现在“系统运动”的高潮按照自己的规模与过去不同了，它“是社会对自然界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急剧增加的反映，是工业蓬勃发展、社会关系体系急剧改变的反映。”

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量变过渡到质变的规律应体现在生产、科学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中，科学和生产的联系是永存的。伐列斯 · 米列特斯基（Фaлec Mилeтcкий）为了扩大生产成果利用了当时的科学资料，但是这类的实践是有或多或少的偶然性质，在生产中首先发现系统措施不是生物科学，而是机械学。最近考察，物质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关于比较复杂对象的科学，例如生物科学，最初是在不发达的形式中存在的，这里可以同发展经济范畴进行类比。马克思在1875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详细的分析。马克思写道：“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示自己比发展整体更高的关系，或者表示比发展整体更隶属的关系，例如，很早就已经存在的历史关系，就比某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表示更高的关系，这里某个国家是指具体的范畴。在从简单到复杂的关系中，抽象思维过程符合于现实的历史进程。”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科学在很多方面依赖于生产。在我们这个对于发展科学影响实践需要的机械获得了明显组织形式的时代特别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科学愈是发展，对生产产生反作用愈多。而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科学日益变为直接的生产力。

然而，在不同的科学部门里，对生产发展的科学意义是不同的。迄今，绝大部分技术进步的成就实际上归于二门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起了不大的作用。虽然某些科学家认为生物学的作用正迅速提高，在不久的将来，生物学将起到比物理学更重要的作用。

看来，物理学达到了如此完善的程度，它今后的发展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影响生产力的进步。物理科学可能到顶的思想出现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毫无疑义，一门或二门相互近缘的科学总是无力推动生产的进步，它们只是在确定的进步过程中，探讨这些科学对象的那方面恰恰是确定的问题。例如，本世纪对于劳动过程首先是能量和原料，物理学和化学促进了能量和原料的取得，至于说到劳动过程的智力方面，既然它不很复杂，那么人类的自然智力对于他的身体是足够的了。

在生产力增长的范围内，劳动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由于它的日益加剧的复杂化产生某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大量耗费的恶果，由此发生了尽量减少劳动过程中不良影响的必然性。所以，组织管理的问题比动力和原料的问题变得更尖锐，解决组织问题未必能促进物理学、化学，以至于生物学，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智力活动的范围。各种观点的看法证实了传统的看法，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最主要、大概也是最古老的科学之一是心理学和逻辑学。

心理学的知识能使人们较好地进行组织管理，但是研究人类心理的心理学，不能促进整个劳动过程自身的组织，可以说关于思维的规则和形式的科学叫逻辑学，它规定了组织思维的必要条件。没有思维，合理地管理劳动过程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不能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充分条件，这是其他科学的任务。

传统科学，虽说已有近千年的发展史，但它没成为解决组织问题的基础，或者说它们研究的只是地球上我们周围的一部分，是A. A. 鲍格达诺夫（Богданов）试图建立一般的组织科学。虽然他在方法论上有一些错误，他工作的长处是在很多方面预先想到，现在才得到证实的控制论。在当时正确评价“组织形态学”是困难的，或者说在发展生产过程中组织的任务还不像现在这么迫切。

控制论的出现虽然打击了在科学上只看到从高级物质运动形式到低级运动形式的保守分子，但它仍然是以解决生产中绝对必要的要求作为条件的。

应着重指出在我们工作计划中，这种回答正是控制论在我们地球周围——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所以它显示了管理和监视规律性的作用。控制论实践的运用范围被确定为：它的研究对象好像是有名无实，不是某些事物的具体形式，而是系统的形式。进一步发展这个方法可以证明控制论同科学技术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采用复杂的电子计算技术，不仅自动机床诞生了，而且自动流水线，以至整个自动化工厂也诞生了，到处借助电子计算机解决问题，它们与任何对象发生联系，提供最系统的形式。这样，现在广泛的采用系统方法首先成为科学技术革命的原因。

[Cucmeмныǔ noòxoò u oóщая meopuя cucmeм，第一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