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二十五年,我们既赢得了许多成就,同时也招致了许多失败。因此,我们值得花点时间,来回顾历史,来对过去二十五年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发展方针作一番评价。

本文打算分两个方面来阐述印度科学政策的发展。

第一,评价印度《科学政策决议》的执行情况。政府常常召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会议,来评议实施的步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作为评价结果,政府还发布各种各样的命令。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导致科学政策一系列变化和发展的科学系统的内在因素。

第二,鸟瞰印度科学政策发展的全过程,扼要介绍一下由国内外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压力。换句话说,我将力图简要说明这些外在因素对印度科学政策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印度科学政策的种种变化。

印度《科学政策决议》回顾

1958年3月,《科学政策决议》通过了。同年7月19日,政府就召集了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会议,讨论落实《决议》的各项任务,并作出了实施计划。随后,在1963和1970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第三次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于1967年,政府总理又召集了一次青年科学家圆桌会议,讨论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现将这三次全国科学家大会的各自突出之点介绍如下。

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举行,它是第一次印度政府指示科学文化部主持召开的科学家与教育工作者会议。会议详细研究了落实印度议会通过的《科学政策决议》的办法和措施。其要点如下:

1. 应当合理调整在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部门和教育部门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工资级别和工作状况。应当充分使他们的工作条件,大致与优越的行政管理机关差不多。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大批优秀智力,吸引到科研与教育部门中去。

2. 物色科学人才,应当从中学高年级开始,并且要有一套合适的方法,以便把优秀学生选拔和安置到相应的科学机构中去。进入大学学习的好学生,其15 ~ 20%应享有奖学金。

3. 应当为科研人员提供足够的仪器和设备,以及诸如实验室、图书馆和办公用品等的其它资助。

4. 应当设立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制度,以便鼓励有才华的学者,去终生从事科学研究。

5. 应当吸引那些训练有素的学者,去负责合适的工作岗位。

6. 应当鼓励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

7. 应当在工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关系,并凭借一切可能依靠的科技人才(他们大都在教育和科研部门)作为顾问,而不必把他们从各自所在的部门调出。

8. 应当逐渐形成一套合适的方法,以便使年轻的科研人员能为了发挥他们的特长而调换他们的工作单位。

9. 应当采取各种办法和步骤,如各种视 - 听手段,普及科学知识。

10. 应当竭尽全力,为能大量生产大、中、小学校所需要的科学仪器和教具提供便利。

11. 应当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情报研究所,作为国内外科技情报的交流中心。

第二次会议:第二次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会议举行于1963年8月4 ~ 5日,会议的目的是进,步检查《科学政策决议》的执行情况和考察第一次会议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进展情况。检查表明,自第一次会议以来,各项任务业已完成。

在大学、技术研究所和科学部门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工资已经增加。许多科学部门对著名科学家,都采用了量才晋升和优厚的工资制度。有六名大科学家被任命为地质学、医学、物理学和印度学等学科的国家教授。然而,由政府出面推行从中学选拔科学苗子的研究计划则没有成功。看来,那是由于基金不足的缘故。全国教育研究与师资培训理事会已经在新德里中央直辖区开始了这项计划,并打算逐渐推广到全国去。

大学赠款委员会给各大学增加了拨款,以使它们装备各自的研究设施和图书馆。与此相类似,政府还大大增加了对科学研究所和科学协会的财政资助,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和大学赠款委员、会则还在各大学设立了数目颇大的研究奖学金和研究员基金。除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在大学首创的这大笔奖学金外,该委员会还通过按项目拨款的办法,为大学提供可观的财源,以资助科学研究。在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下,还增设了科学家备用基金,用来临时处置国内有特长的科学家和正在国外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困难,以使他们能在大学或国立实验室继续他们的研究,直至他们重新找到合适的工作为止。在各科学研究机构和公共事业机关,则增设了各种额外副职,以吸引上述暂时没有应聘的科学家到这些科研机构里去工作。

在农村,政府建立了维克安 - 曼德组织,以便在人民中间普及科学知识。每个维克安 - 曼德都配有电影放映机、幻灯片和其它各种简单的科学仪器和教具,为农民放映和演示科学在当代给人类带来的好处。维克安 - 曼德还都拥有中心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科学俱乐部。现在,全印度已经建成了40个维克安 - 曼德组织。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一章,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国家科研拨款总额,从一亿五千万卢比增加到四亿卢比(1963年)。为此,全国教育和科研的设施得到扩充。然而,正如第二次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会议指出的,这点进步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科学政策决议》所要求实现的各项目标。必须指出,给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的财政经费依然不足。科学家们同样由于缺乏同国外的交流条件而感到十分丧气。至于说到大学和国立实验室之间的合作研究、科学家的流动、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有利于科学创造的组织环境等等,同样是并不尽如人意。遵照《科学政策决议》的精神,第二次会议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1. 国家科学研究经费拨款应大致达到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一。

2. 科研工作应当有计划地调整,其方法步骤应确保各研究项目的经济效用。

3. 优先考虑的科研计划和项目,应当与优先考虑的工业项目一致。

4. 应当建立大学研究生部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前沿研究中心,以保证科学家的充分供给。

5. 科学服务机构的建设,应力求精简,保证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内部民主,借以促进适于创造性劳动的最佳状况的形成。

6. 应当大力强调实验室和使用人之间的合作,鼓励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人员交流。从科研项目形成伊始,使用人就应当是与实验室联结在一起。

7. 各种有印度特色的做法,应予优先考虑,为土法设计和制造仪器设备、发展各种工业咨询服务提供更广阔的场所。在那些土办法不发展的地区,应当利用所引进的“洋”办法,来增进和发展土办法。

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圆桌会议:大致到1966年,我国绝大多数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业已建成。印度科学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从此就可以开始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尽管科学研究成了要求财力、人力的一个重要部门,但是,它依然不能满足和适应像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经济的需要。随之而来的那些本地的研究和发展机构,特别是通过促进工业发展来建立对社会的影响方面的无力状况,导致了对在我国应用科学问题的热烈而又广泛的讨论。诸如科学研究的管理、资源的可得性及其利用、科研环境、科学技术专家对本地科研所承担的义务、引进国外技术诀窍、科研项目与社会需要的协调等问题,均是科学界及社会公众所讨论的题目。

印度总理于1967年9月7 ~ 8日召集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圆桌会议,即是为了讨论各种科学问题,并把它们进行分类,寻求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五十个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代表的单位或部门有: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原子能公司、塔塔基础科学研究所、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以及各大学、私营工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与会者的一个压倒一切的看法是,在落实《科学政策决议》方面几乎毫无所成。在讨论中,主要论争之点乃是集中于提倡科学精神、建立科学计划和促进情报交流等问题之上。该次会议提出了许多解决上述诸方面问题的办法和建议,举其要者如下:

1. 在大学和科学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应当参加中学科学教学,应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建立接触,提出咨询意见。

2. 发展国家科学精神气质的重要一步,乃是国家决策的合理化,即国家决策应当放在一切可以利用情报的基点上,并且计及经济、社会和技术诸因素,而不管来自地方或其它方面的种种压力。

3. 应用记录影片、广播、电视、大众科学杂志和期刊等,大力普及科学知识。

4. 大学应当派出一些精悍的小分队,到有选择的地区去。科研人员及仪器设备、无论是属于大学、实验室,还是属于工业部门的,都应免费用于教育、研究和其它科学活动,而不管它们原来是属于哪一个单位的。任何机构都不得出现死角成为“世外桃源”。应当鼓励大学和国立实验室联合委派小分队的做法。

5. 应当千方百计地引导印度科学家回到国内来。应当努力为杰出科学家和那些真心想回国的科学家消除障碍,并且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参加到祖国各项有意义的科学活动中来。

6. 应当大力发展科学和技术的规划工作。

7. 国家科学咨询委员会与政府内阁的关系,应当保持下去。不过,它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应当设置专职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和小型的常设机构。

8. 应当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其总的职能是协调和规划国家一级的科学研究。

9. 应当建立适当的机构,督促《科学政策决议》的落实。

10. 应当采取专门措施,鼓励科学技术专家去从事应用科学研究。

11. 应当大力促进工业部门和国立实验室之间的密切关系,直至工业开始拥有它们自己的研究设施为止。

12. 大凡高级技术能在本国范围内发展的情况下,就不要再去与国外合作。所以要同外国合作,那是为了赢得最重要的时间。

第三次会议:1970年11月28 ~ 30日,国家科委主持召开了第三次科学家、技术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会议。在会前,人们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回顾在落实《科学政策决议》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据此,为填补在落实《决议》过程中所发现的空白,提出建议和办法;为了使每一项政策在技术上具体化,认真研究《科学政策决议》条文是否需要重写的问题。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了1958 ~ 1968年《科学政策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在这一时期,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经费拨款,从国民生产总值的0.21%增加到了0.43%。在各科学机构,用于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的仪器设备,得到了加强。在各地科学机构或部门,还创建了一批新的科学研究所、新的研究实验室、新的科学活动中心和科学活动站。加强和扩展了科学勘测。国家在为科学、农业、技术和医药等高等教育所提供的设施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此外,进入大学学习科学的人数增加了三倍。而各科学领域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则增长了二倍。为了鼓励大学生从事各不同领域前沿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在此期间,奖学金和研究员基金也有所增加。国家原子能部、国防部、研究设计与标准化组织等单位,则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国家还新设了发明促进部以鼓励人民中涌现出的发明人才。

然而,亦有一些问题却依然如故。比如,利用本地发展起来的土技术的情形,就依然不佳。工业部门则依然对本国科学研究能力缺乏兴趣,尽管本国科学研究已经为有的工业部门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生产部门,都不愿利用国家科学研究和发展研究的潜力,尽管事实已表明,那些与采掘和矿石生产(如煤炭和石油)、供热供电、钢铁、肥料、重型设备、合成化学和聚合物等有关的生产部门,都只是在远低于他们应该达到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运转着,并且遭受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失败。为了建立沟通科研机构与工业部门之间有益的交流渠道,尚有许多迫在眉睫的事要做。

对所有科研机构来说,都需要有统一的雇员招收政策和统一的福利条件。影响科学家流动性的诸因素继续在起作用。鼓励年轻科学家参与决策过程的问题依然不被重视。科技人员的失业状况亦依然存在。

第三次会议建议采取两个步骤,来缓解科技人员的失业状况。第一,在研究机构、学术机关和技术部门有大量的空缺位置,应当全部补上。第二,制定新政策,以利于有技术专长者自己独立开业。

会议还作出了有关排除种种瓶颈问题的建议。这些瓶颈问题是在落实《科学政策决议》所提出的各项措施过程中产生的。举其要者如下:

1. 应当成立全国科学技术理事会,负责制定科学规划和加强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联系。国家的科学技术规划,应当与经济规划联成一体。

2. 应当建立各级相应的规划和计划部门,这类部门应当把规划、计划、系统分析和运筹学的专家包括进来

3. 各级都要对全国科学成就进行评价,其中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估价。还应当评估科学规划项目,并且要定期进行检查,以便保证优先发展项目的正常进行。

4. 必须废除通过UPSC的现行选拔制度,代之以由科学机构或实验室去逐渐建立一套量才录用的招聘制度,科学家的工资构成应当与他们所担负的职责相当,并且应当达到足以能够吸引国内最优秀科学家的水平。

5. 应当逐渐形成一套有利于引进国外技术的政策。同时也应制定出鼓励在工业部门进行科学研究和更多地利用科学的各项政策。

6. 应当扫除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的种种差别,以鼓励科学家去从事应用工程学的研究,去试验厂工作,去进行人力资源的技术经济勘测和联络工作。同时也要促进各个不同活动领域之间的流动性。

7. 人力资源规划应当与全国的总目标和优先发展项目相协调一致。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之间的人员交流,应当予以鼓励。此外,还应当开发和利用大学和国立实验室之间建立联合研究项目的可能性。

1971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乃是印度朝着系统地规划科学技术、以利其发展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首先,于1973年,国家科委颁发了一本题为《科学技术规划入门》的政策文件。这个文件详细说明了诸如满足最低要求、技术上自力更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科技资源、发展人力资源、刺激为适应科学技术供求关系而造成的就业机会等项目标。在此基础上,国家科委着手进行了印度第一个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的制定工作。这个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与第五个五年计划完全一致。它已经成了科学共同体和科技规划制定者觉悟的标志。

通过对《科学政策决议》发布以来的一系列事件的简短而又粗略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不仅对形势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为适应发展了的形势而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然而,我们同样看到,政府缺少对随时采取的各种决策及其执行情况进行管理的监测机构;而在决策系统中,则同样缺乏一种反馈渠道。

发展科学研究,是为了应付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很具体的社会和经济需要。而影响科学研究的发展的,其主要障碍就在于工业部门与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拿进口技术来说,人们普遍关心的是技术选择、引进费用、技术条件,以及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等等。可是,我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机构,却既没有提供咨询,也没有参与其间。为了发展这种明显的走捷径的政策(即作出一项技术政策决议),人们不断地努力着,然而这种努力要到1983年才能发生作用。在引进技术的决策过程中,人们竭力建立科学机构与工业部门的联系,并且力图把实验室也包括进来。但是,凡此种种的不懈努力,亦因各种考虑和压力而取消了。

严重影响到上述情形的原因之一,就是科学家本身的态度问题。科学家往往专心于他们自己的研究课题,而不愿考虑别的问题。由于他们与工业部门、与国家决策系统的有关部门都毫无联系,所以,这就使得科学家们无能为力,尽管他们乃是可能影响上述情形总趋势的一个因素。也正因为科学家们是一个有影响能力的因素,所以,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按他们自己的观点,对决策系统施加足够的压力,反对不加选择地进口技术。

科学政策与研究规划

早在印度实现独立之前,我国领导人就已认识到了科学的重要性。1939年,印度国大党曾批准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党的主席尼赫鲁领导。国大党还邀请了著名科学家,参与制定经济发展与社会改进规划。由一个研究小组来处理一般教育、技术教育、科学研究等问题。除提出一些其它建议外,该研究还明确指出,工业和教育发展规划,应当与科学研究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在后来的实际贯彻过程中,这一方针变得更加有力,更加突出。

从许多方面来看,研究印度科学政策的演变,是饶有兴味的。自独立以来,在印度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上,它都遇到过自己特定的奋斗目标。一旦这些目标得以实现,或者部分地实现了,或者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它们就将受到检查和回顾,同时又定下新的奋斗方向。此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还导致了种种需要的表面化。因此,科学政策的演变与发展,正是由于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即科学技术内在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在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和引导它进入富有成果的,道等方面,政治领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领袖的积极干预,对科学技术的信念和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等等,都是印度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因素。正是这种相互作用,致使印度的政治领袖和科学领袖们走到一起去了。因为他们两者都有着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目标。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它在发展国家政策,特别是制定科学技术新生领域的国家政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支持新生的科学技术领域,既需要富有远见和想象,又需要给予长期而又大量的科研投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作用,对诸如原子能、电子学和空间研究等学科来说,在其创立阶段尤其需要给予大力的推动。最后,科学政策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特点,即它必定要牵连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来讨论科学政策和科学规划。

科学政策的演化:我认为,简要地叙述一下印度科学政策演化的五个阶段是合适的。从中可以看到;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目标相应变化的情况。这五个发展阶段是:

一、创建科学研究基地。

二、鼓励旨在引进技术,以替换国内落后技术和有利出口推销的科学研究,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

三、实现自力更生。

四、科学为人民服务。

五、加强基础研究。

科研基地:发展科学技术的第一阶段,乃是建设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基地。各科学分支的迅速发展,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核能、电子学和空间技术等新领域的不断涌现,都要求发展一批相适合的科学机构,来推进这些新学科、新领域的研究。就印度应当建立堪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媲美的第一流科研机构的必要性,巴巴(Bhabha)曾致函尼赫鲁。正是这封信,促成了塔塔基础科学研究所的诞生。

此外,也出现了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在创办先进的教育中心之时,人们都期待,这些教育中心能为改善教育、科研和工业部门,提供受过高等训练的急需人才。可是,这些先进教育机构毕业出去的学生,都移居到了西欧和美国,并在那里继续他们的科学生涯。即使是那些留在国内的毕业生,或者是那些在国外长期工作之后返回国内的科研人员,也都挤在同先进国家有关的那些领域里,以便同国外有关研究与发展机构保持联系。这就削弱了技术的冲击力量,削弱了本国从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的机构在为祖国富强而发展技术、利用技术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引进国外技术,替换国内落后技术和促进出口销售的技术政策,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批准的。那时,印度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外汇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便提出了如何发挥科研机构的作用问题。为了响应议会提议,科学界重新调整了科研计划和项目,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科学家的思想发生了明显巨大的转变,并且在研究与发展项目的选择上,也有所反映,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就关于进口替换技术和出口推销技术的研究项目,进行讨论和研究。

后来,随着按这一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就产生了概念十分明确的自力更生政策。对于这类要求和该项政策,文件都作了很明确的阐述。比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准备的《科学技术规划入门》就被作为起草国家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基础文件。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国内政局激荡的年代。其标志就是执政党内保守和激进的两翼之间所展开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在科学政策上亦有所反映。比如,在1970年国家大选的过程中,在政党的竞选声明中都提到了科学政策。由于政治角逐,更加重了问题的色彩,科学的作用也就愈加变得争论不休。人们提出了许多诸如“科学花费了多少钱?”“科学为谁服务?”和“为什么要科学?”等问题。

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有关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特征的重大论战。论战及由论战所激发出来的思想。引导人们去作了许多新的尝试。1976年印度国大党科学协会年会,首先转向讨论农村技术问题。结果便引起了人们对与社会平民休戚相关的各种问题的高度重视。

支持基础研究: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农村发展和扶植社会下度贫民的经验表明,运用过时的落后科学技术是无望解决社会贫民和农村问题的。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运用最成熟的先进科学技术。再进一步讲,除了寻找技术解决办法外,一方面要把科学技术同社会状况和经济压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还要有一套适当的推行办法。这样,人们都感到了要从事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长周期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为此,在科学技术第六个五年计划中,除了考虑紧急问题及用现有科学知识找出它们的解决办法外,尤其着重强调了基础研究。计划要求作出显著努力,动用必要的知识和技术能力,集中研究那些周期较长的课题,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

按照以往的经验,按照新的需要和新的认识,在科学政策文件中写入了三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们是环境保护;由科学技术同社会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种种因素研究;发展信息系统及其在决策中的应用。由于有了上述认识,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后,政策也就有了。不仅如此,在科学技术基地同样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不少新的科研机构和部门都建立了起来;在科学技术的新领域,人们忠于职守,推进研究。国家定期给探索性基础研究提供了更充足的资源。

总之,印度科学技术政策发展的各个阶段,鲜明地显示出两件事。第一,社会目标制约着科技的研究与发展目标。第二,改变目标的动力,不仅是由于科学发展的内在结果,而且多半是由于科学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况且往往是政治领袖人物首先发动的。

科学规划的发展:要能有效地促进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和运用于国家的发展,科学技术研究就必须是有计划的。规划不应当被误解为是一种控制工具,而是应当理解的,它是一种进行有效选择和提供指导的手段。印度也许是社会主义世界以外唯一的国家,它通过规划科学技术研究的实践,首创了一整套用于科学技术的规划方法。为此,它也就发展了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模式。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这种方法可以从后来发展了的各项科学技术政策中看到。在各个五年计划中,也可以断断续续地见到。

印度采用的规划程序,是一种两条腿走路的程序。一方面,从中央政府给出很宽的政策界限,另一方面,在国家、科研机构和实验室等各级层次上,同科学家们相互交换意见。最初,按照交换意见,订出规划草案;然后,再拿去同各级科学家讨论;在考虑各种意见之后,规划才最后定稿。这种规划程序是颇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照顾到了许多参与其间的科学家的意见,乃至全国的意见。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吸收工作在第一线科学家参加的办法,既保证了科学家们参谋意见的成效,又增添了国家科学事业的活力。

在制订国家科学技术规划过程中,决策的民主化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它乃是印度自独立以来科学传统进步的一部分。和任何其它国家一样,一开始,制订规划总是只限于少数几个科学家头脑儿的事,比如说,就是什么主任、长官,或者国家计委和政府各部官员等等的事。然而,由于取得了经验,由于工作在第一线科学家的压力,制定国家研究与发展规划的办法,也就逐渐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标志着它是印度规划民主化进程中一座真正的里程碑。

现在,将规划制定程序概述如下:

1. 政府宣布各项国家政策、方针和一些必要的项目,并把它们通告全国各个科研机构。

2. 成立专门小组。这些小组负责不同的科学部门、不同的科学领域和各个工业部门,并为各自负责的地区起草规划草案。

3. 根据国家方针和专门小组的报告,再由科研机构的第一把手和实验室主任起草规划。

4. 这些主任又反过来请工作在第一线的科学家、专家,就不同的科学方面,预备好工作计划。

5. 把科学家和专家们写的工作计划,都拿到实验室这一级机构去协调,之后再分别递交各实验室的科学顾问专门小组讨论。这种科学顾问小组,乃是由来自全国各大学、科研机构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官员组成。

6. 实验室一级的规划,则由上级代理科学组织协调。它必须服从于专家小组反复仔细研究的结果。

7. 上级代理机构的规划的协调和复审,要国家计委一级来负责进行。国家计委负责最后审定,并拨给经费。

上述程序的全过程,大约要花费半年时间。

科学在国家计划中的地位:第六个五年计划已经给了科学技术非常重要的位置。从1952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指出了建立科学基地的重要性。比如,为了推进科学和工业研究,它为已有的科研机构提供经费;拨款建设新的实验室;投资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使实验室能正常运转起来;拨款进行资源的勘测和开发;利用各种副产品和地方资源;倡导标准化工作;和改进家庭手工业的技术水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最重要的事情乃是建立了一批包括几个基础学科的国立实验室和研究所。它们大都分布在全国各地。

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的目标之外,索二个五年计划则把力量放到了加强已有的研究机构;协调各国立研究机构的课题计划;协调国家一级和省、地一级的研究项目;训练和培养数量充足的科学人才,并且充分使用他们;为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1958年,国家颁布《科学政策决议》,适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决议》明确指出,要在国家每个五年计划中,给予科学以永久的地位和优先发展的考虑。

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强调,鼓励大学开展基础研究;培训科研人员;扩大设立研究员基金和奖学金的科研项目;发展并大量生产科学和工业的仪器设备;给试验工厂的试验和所有各种研究试验投资拨款。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科学技术研究便开始为国家发展作出初步的贡献。其成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诸如改进耕作方法;改善卫生和提高运输工具的速度;卓有成效地利用土地和水资源;增产能源,用于工业。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提出了大量的管理问题,并对随后出现的许多问题,表现得一无所知。因为当时人们并不把从科学研究和发展研究取得的明显利润,看作是科学投资的一个准则。于是,人们从弄清事情因果关系的角度出发,认真地对少量科研成果的应用和商业开发进行了考察。

第四个五年计划则强调的是,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同工业发展研究项目的结合;要求实现研究实验室这一级相互之间协调研究;对各级研究项目定期进行评估检查。

第五个五年计划在建立一整套方法方面迈出了垔要的一步。首先,在这期间,筹备起草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入门》,并且广为散发,征求意见,同时,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一系列的讨论会。结果,收集到了许许多多意见和建议。在各种会议上,人们展开了多次讨论。到这时;《第五个五年计划入门》才最后审定。之后,又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小组,要求每个专家都交一份他们自己在考虑研究《入门》后的计划报告书。然后再把这些计划交由国家计委综合归类。

政府在1977年推行的改革,已经给科学技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是由于一些掌权的人对科学技术有着一种错误理解。这些人所发起的冲击,在科学政策、组织变动、资源供应和总的气氛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感觉到。结果使科学家、技术专家都陷入了混乱,甚至导致了科研体制结构的破坏。尽管说规划的概念没有被抛弃,但是,它已被降低到仅仅把财政年度拨款分配作为年度计划的程度,随着政府1980年又一次改革,科学技术及科技规划又获得了新的刺激力量。

第六个五年计划则改变了原来的制定程序。这次科学技术五年计划草案,交由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起草。计划文件的最后审定,由科学技术司组织的专家小组负责。然后交给国家计委讨论和修改,并写入第六个五年计划。

同国家计划相一致的科学技术规划的最终目的,乃是促进“六五”计划期国家计划各项目标的实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和达到自力更生。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则是增产、现代化、自力更生和社会正义。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