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霍伯特 · 特雷夫斯说，“人们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被迷惑了，因为有些科学家说什么‘不久就可以造出比我们还聪明的计算机，那时候我们就得操心怎样，控制它们了’”。

二十年来，热情而冲动的特雷夫斯，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一直活跃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论战中。这个矮小而结实的人，戴着玳瑁边眼镜，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像一个十字军勇士一样投入了论战。他坚持认为，计算机永远也不会思维，因为科学家永远也不能建立起一组完全精确的规则来描述我们是怎样思维的。对很多计算机科学家来说，这等于是说地球是平的一样。但是至今为止，他们无人能证明他是错了。

甚至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者现在也承认，在他们能造出更聪明一点的计算机以前，他们必须先说明人们的智能是怎样工作的。恰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认知科学，它是由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试图建立起关于人类思维过程的理论。认识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精神和计算机一样，是一个操纵符号、处理信息的系统。认识科学的任务是揭示这种处理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人们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对实在世界的两种描述，一种是经验的、直觉的，另一种是理论的、数学的。在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哲学使得物理学成为通过形式规则理解自然世界的方法；现在人们面临着一种新科学的诞生，它要通过形式规则来理解精神。秸祌世界能证明服从形式描述吗？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霍伯特 · 特雷夫斯说，它们不能证明是服从形式描述的。

在攻击形式主义的时候，特雷夫斯不只是攻击了认识科学的基本思想，而是攻击了现代最强有力的思维工具。形式推理就是把真实世界简化为一串可以按明确陈述的规则加以操纵的符号。这种抽象思维是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和工程的基础。没有它，空间探索是不可想象的，计算机、飞机和核导弹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事业的成功使得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都不再想象，能够被形式化的事情还会有什么限度。计算机科学家道格拉斯 · 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在《哥德尔、埃舍尔和巴赫》一书中问道：“一切实在性都能转变为一个形式系统吗？”就一种很广的意义而言，答案大概是肯定的。

霍夫施塔特并不是第一个得出这一结论的人。柏拉图早在2，30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声称一切知识都必须是可以表达为理论，表达为一组明确的形式和定义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在十七世纪重新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要建立一种“万能运算”，用它将一切人类推理都简化为一种数学记号。本世纪初，哲学家贝特兰 · 罗素和阿尔夫雷特 · 怀特海成功地证明，逻辑学可以表达成形式符号系统。但是他们声称，全部数学都可从中导出，这一点却被数学家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所否定了。以后，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语法或语言的结构也可以按形式原理来描述。

如果精神真的是一个形式符号处理系统，那么认识科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弄清这一系统是怎样工作的，特雷夫斯声称这是一条死胡同，他提出了科学探究的限度。如果他是一个数学家，他或许要在认识科学领域里做出像哥德尔对罗素与怀特海的符号逻辑所做的事——一劳永逸地证明它的目标是不可达到的。但是这需要一种形式证明，而根据特雷夫斯的观点，这样的证明是无法建立的。

相反，特雷夫斯用直觉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知觉、理解和学习不只是遵照离散的规则来计算出一个结果；它们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过程，这一观点得到了最近有关聚类的心理学研究的支持。我们凭什么来区别茶杯和花瓶？我们怎么知道旧英语字体的A就是罗马字体的A？如果这类过程确实是直觉过程，那么特雷夫斯是对的：要求逻辑规则是毫无意义的。

伯克利的人工智能研究室负责人罗伯特 · 维兰斯基（Robert Wilensky）说：“显然有些东西是可以形式化的，还有一些东西则越来越难以形式化。但是两者的分界线到底在哪儿呢？你能继续不断地把这条线划下去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不赞成特雷夫斯的地方是，为什么现在就宣布这是办不到的？”

在1982年伯克利的一次认识科学讨论会上，特雷夫斯说：“现在这整个事情的逻辑就是，在我们的经验中有大量现象——技巧、情绪、想象、熟悉、含义——看来不像是服从于形式分析的。然而还是有很多人企图证明，它们无论如何是能够这样分析的。所以就有那么多的研究，那么多的反例，研究和反例越来越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这样卖力呢？为什么形式主义这样吸引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迷人的问题。我想你们应该返回到全部哲学传统的起始点，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要让所有一切都清清楚楚，没有任何东西隐匿不明，这种吸引力显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从中看到了智慧之美，而在1600年，伽利略证明了它的惊人力量；现在，自然而然地，人人都希望有一个完全明确的、形式化的理论。”

在随后的提问讨论中，一个大胆的学生——形式主义者——试图将特雷夫斯与当年宗教法庭的红衣主教作一番比较，他们是科学的敌人，对伽利略说地球不可能绕太阳转，因为这不符合圣经。听众开始嗤笑，但特雷夫斯神色不动。事实上，这番比较——特雷夫斯比作红衣主教，认识科学比作伽利略——并不像听起来那样怪诞。

伽利略——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奠定了物质世界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为此他把实验和数学形式主义结合起来，并且证明，一直被看作是纯抽象学科的数学可以应用于现实世界。数学提供了一种诱人的工具，一种有力的语言，它能够精确地描述实验。可是，为了使用这种工具，必然作出一些牺牲：像颜色、口味、气味这样的主观性质是不能数学地描述的，注定在对物质世界的描述中一无用处。

数学的力量足以使牛顿能够探究天体运动的秘密，得到了一种宇宙模型。牛顿用他的力学基本定律，给出了对一向神幻莫测的宇宙的第一个现代科学解释。他创造了一个存在于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中的世界的图景，这个世界按照自然法则像一只钟一样运行着。上帝使之运动，它照着上帝的安排运行不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已足够接近真实世界了，至少二百多年来，它使西方人相信，客观实在是可以预见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形式理论所做的：它在一个似乎是随机的宇宙里假设秩序。它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必定是美好的。但是精神现象的特征却有非常主观的性质，从来就被排斥在物理学的形式描述之外。更要紧的是，形式主义不考虑诸如机会、风险和威胁等说明情景的性质，这些性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的。特雷夫斯在攻击关于精神的形式理论时指出，形式理论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在精神活动的方式中有着形式理论永远不能解释的东西。

可是将特雷夫斯比作红衣主教时，有一点却是大不相同的。在罗马，伽利略曾单独反对一群红衣主教。而在伯克利，却是特雷夫斯单独面对着满满一屋子认识科学家。时代已经变了。

特雷夫斯和认识科学的争论早在这个新学科诞生以前就开始了。争论开始于六十年代初，那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教师。他的有些学生也是那儿的人工智能研究室的创始人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学生，他们告诉特雷夫斯，说他所教的关于精神的哲学已过时了，理解和知觉之类的问题就要被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解决了。特雷夫斯感到这种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

作为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追随者，他相信精神不是根据内部规则而活动的，而是在人类特有的实践背景上活动的。这些实践包括人们为了日常生活而发展出来的技巧和常识。这种社会背景就是特雷夫斯认为永远不可能形式化的东西。海德格尔打破了从柏拉图就开始了的哲学传统，而特雷夫斯作为一个追随者，向人工智能研究者的论点发出挑战。如果他们的论点是对的，那么他的哲学观点就错了。

1972年，特雷夫斯发表了《什么是计算机不能够做的：人工智能的极限》，对人工智能学术界夸张的论点与不现实的期望作出严厉的批评。在书中他指责了卡内奇 - 梅隆大学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希尔伯特 · 西蒙（Herbert Simon），批评他在五十年代末预言十年内就会出现能当弈棋世界冠军的计算机。这一预言至今还未实现，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传奇式人物格林勃兰特（Richard Greenblatt）确实成功地编制了称为麦克汉克（Mac Hack）的弈棋程序，它在1967年打败了特雷夫斯，以后成为美国棋会的名誉会员。西蒙还预言，计算机不久就能够处理人类能处理的任何问题。这一预言也没实现，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无法说明它什么时候会实现，但现在很多人都把它推到几百年以后。

人工智能派对特雷夫斯的攻击极为恼火。麻省理工学院的巴贝特（Seymour Papert）是儿童计算机语言LOGO的发明人之一，写了一份答辩。西蒙在《思维机器》一书中把特雷夫斯的论点斥之为“废物”，这本书是科学作家麦克柯达克（Pamela Me Corduck）所写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始改变他们的立场。他们仍然严厉指责他的唬人调子，而他仍抓住一切机会批评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正确的：智能机器不会明天就从工厂里造出来。

转折点由于“微世界法”的失败而出现了，这是七十年代初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很普遍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典型是计算机程序SHRDLU，它是麻省理工学院为了演示掌握玩具积木的语言理解能力而编制的。在这个积木世界范围内，SHRDLU是十分聪慧的：它能推理、交流、理解，甚至能学习（比如一种新形状）。但是出了这个积木世界它就毫无指望。这种有限范围的程序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建立的：你一旦使它们在某种有限的环境里工作起来，就可以将它们扩展开去应付整个世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最严格地指出这一点的人是耶鲁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施昂克（Roger Schank），认识科学的—位先驱人物。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者是数学家出身，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建立大脑的逻辑模型。施昂克感兴趣的是建立认识模型，即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而不是形式逻辑原理基础上的程序。由于他的鼓吹，也因为意识到“微世界法”的无效，人工智能的研究焦点已移向知识描写方面，即怎样用一种完全明确的方法来组织关于整个世界的数据，而不仅仅是积木世界的。

这正是哲学家们几个世纪来一直在努力的事，但施昂克和其他人工智能研究者认为他们持有一种技术优势。“我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意愿、信念和语言——都是哲学问题”，施昂克说，“不同的是，我们手里有工具，我们有计算机。它为我们所做的是，它能检验我们的理论。”

“如果你看一下哲学家的理论，你会发现它们根本不是算法形式的。他们退在后面说，‘一般而言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计算机科学家却要知道何者第一，何者第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建立算法。什么是人类的算法？不管这样还是那样，人类是有算法的，我将把它们找出来。”

可是特雷夫斯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施昂克说，“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总会有人站在一边叫不行的。你干你的就是了。”

纵观科学史，可以看到，预言什么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是很鲁莽的。特雷夫斯胆子很大，他说：“我的立场比他们风险大一些，因为他们总可以宣称，不管他们失败了多久，只要他们继续努力就会成功。我但愿二十年内事情能够了结，要么是人们已经弄清自己踏上了正确的路子，要么是没人再对它感兴趣。我预感到二十年后人们将不再为此操心了，因为他们的错误将会像炼金术的错误一样清清楚楚。”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特雷夫斯既不赞成计算机科学的机器逻辑，也不拥护宗教的先验论。他相信“日常的，非神秘主义的直觉”的力量。在《让计算机得其所》—书中，他的兄弟斯图阿特（Stuart），伯克利的计算机科学家，将这种直觉描述为建立在以往经验上的学得的反应。无人知道它是怎样活动的，但是它的整体性，它不可形式地描述，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够弄清。

事实上，特雷夫斯兄弟已经在为此而工作。几年前，按照与美国空军的合同，他们建立了一个技艺获得的五步模型，这是他们的著作的基础。在征询了战斗，机驾驶员、研究了棋手的数据以后，他们得出结论：只有新手是按形式规则操作的，随着他们变得熟练起来，他们就越来越依赖感觉和经验。例如，高级驾驶员不是想着他们在操纵一架飞机，而只是在飞。下棋高手并不分析棋盘上的几百种位置，他们感觉到浮现在脑中的正确走法。引导他们的显然不是分析的思维，而是直觉的反应。

人工智能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人工智能用运算来代替判断。这样，“把一切知识用形式术语表达出来”这一由哲学提出的古老要求，现在被科学接了过来。对此，特雷夫斯认为，传统哲学就要走到头了。

“柏拉图发明了关于理论的思想”特雷夫斯说，“从此哲学一直和理论的力量捆在一起。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已经完结了，因为它达到了它的顶峰。现在是技术专家的事儿了，传统哲学家已经没事可干了。所以我说这种哲学已经过时，那些人只继承了一样没用的东西。”

[Science，198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