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规范问题
1）技术评价
最初，技术评价是由美国政府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试行的，为的是给政治决策人物提供关于新技术的好坏后果的公正估价。后来这种研究由预测给定类型的技术会产生的后果扩展为探讨达到预期目标的可供选择的技术手段。技术评价的目标是把只应用工程（孤立的时空子系统）、经济可行性（消费者行为）和短期政治（选举）的标准时未考虑到的第二位、第三位的社会后果统统考虑在内。其设想是引入一个较广泛的参考系从而突破支离破碎的范式。这就要求进行跨学科研究，而这是一件很难真正办到的事。
严格地说并没有什么“技术命令”，只有犯了自然主义错误时才会从一定的技术可能性的存在中得出应当实现这种可能性的结论来。不过这种认识论分析并不意味着技术在事实上是中立的。总的说来，技术评价似乎开辟了对未来发展作出公平的“合理”决策的道路。
2）全面评价的限度
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技术评价并不能得出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它常常不过是用来为现实的变化和集团利益作辩护的。因而珀塞尔（Pursell）严厉批判了技术评价，认为“不需要实行什么价值改革，更不用说社会革命计划了”，她宣称促进技术中好的变革，遏制坏的变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更大、更快、更长”——一句话，一切形式的增长——都是必须防止的。但是肯定不能说不管什么情况一切类型的增长都是坏事，问题在于好与坏是由谁来决定和根据什么决定的。
这里涉及“价值负担”（Value-ladeness）问题。在实践上，这种价值负担限制了我们对未来技术的社会文化后果的预见能力，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子孙后代会喜欢什么。从理论上说，价值判断必然会进入据称是与价值无关的技术评价过程。
从理论上对未来技术作出全面的规划就相当于用控制机制来塑造历史进程，而这是民主社会难以接受的。即使把这看作是一项紧迫任务，也无法保证“哲学王”真正做“好”事情。此外，未来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它会改变人们成见。出于这个原因，在政治和管理的决策中，技术评价不能完全撇开琐碎的程序。系统的技术评价的优点就在于，告诉人们可以预见的后果，使人们注意到隐含的评价和指明可供选择的途径，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避免盲目行动。
3）两种决定论模式
为了弄清技术发展的这种复杂现象，通常采用的是简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大致可分为两类：（1）技术决定论，（2）价值决定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埃吕尔（Ellul）、麦克卢汉（McLuhan）、梅斯森（Mesthene）、谢尔斯基（Schelsky）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哈贝玛斯（Habermas）和马尔库塞（Marcuse）都是技术决定论者。对研究开发过程和工业社会价值模式变化的趋势外推法也是以“自保持过程”的思想为基础的。
价值决定论模式依据的是价值的自由选择对于技术活动过程的控制。要求转变对技术的态度的任何呼吁，都依顺于这样一种预设：自主的自由选择是无法归因于外部环境的最基本的道德行为。价值决定论的一个特例就是：当某些社会集团（资本家、经理、政治家、专家等）为谋取私利而奋斗时，他们便是技术发展的原因。这一点为如下事实所表明：现代技术特征的演变，基本上独立于社会和政治制度。
虽然从逻辑观点看这两种模式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实上它们都包含有某些真理，因为技术变革既不服从物理世界定律的普遍必然性，也无法只用个人的自发选择来适当分析；事实上，个人总要受到一定技术制度环境的限制。对现代技术的动态过程作更具体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历史上产生的、由规范说明的形势；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的制度化、经济竞争和技术的内部累积结构。
4）理想的参考点
就技术的未来发展来说，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指明引导人们行动的理想。跟技术是否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这类描述性问题相反，这完全是个规范性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下面将讨论六种不一定相互排斥的观点。
1. 邦格提出一般的总体解决办法的一个例子：“技术项目应当是合理可行和有利可图的，或至少对受其影响的现在和未来的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这听起来令人信服，没人会反对。但这个标准会使任何决策者承受过重的负担。在实际情况下，不得不考虑互相冲突的目标和价值，从而要求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否则，一切汽车和飞机都会因其对人们的有害影响而被取缔。在高度专业化的工业系统中，有谁能真正知道自己的决策决不会对人类有害呢？
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知道自己行为的最终结果。但是今天受我们支配的技术潜力却需要审慎地思虑；这一点在军备问题上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有些人认为例如建立核电厂这种重要情况，人们应当采取一种允许弃权的伦理规则，让那些主张采用一项新技术的新手们来证明这项技术的合意性。
2. 人们的观点也许会更加明确，从而将技术进步视为衡量什么是“好”、“合乎需要”的客观中立的标准，现代技术毕竟不是由某种阴谋集团或超自然力量强加于人类的，而是由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而且——至少直到最近——由于它具有较高的效能，大多数人还是欢迎它的。因而，无论何时，人们在各种技术手段中总是选择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在一切活动领域人的自主能力是有限的。因而，有一种节省潜力的自然趋势（也见于生物进化中），亦即以尽可能少的力量或者说以最高的效率完成特定任务。用这种方式就可能从现有潜力中获取最大的效益。这就是上述技术进步这个貌似有理的标准何以成立的原因。事实上，人类历史总的说来是以沿着上述方向前进的技术进步为标志的。不过这个技术进步的标准不应滥用，它要受保护资源，保持人的生活方式等更高的标准的限制乃至废除。技术进步本身并不是目的，因为技术应当为人服务，我们必须确定当今为提高技术效率所作的努力在何种程度上仍然与人性的进步相一致。
3. 有些人主张只有转向可直接经验的、可由人力直接操作的“小”技术才能获得合乎人性的技术。有人详细分析了技术改变基本范畴（数量、大小、力量、机动性、耐久性和速度）尺度的方式；显然，许多由技术引起的现代人的颇有争议的“异化”是由于这一切方面的尺度史无前例地增大而造成的。我们必须正视那种关于技术的临界点的看法，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技术就不是有益的而变成有害的了。不过时至今日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现代技术装备（及其有害后果），却嫌弃“另一种”接近大自然的简朴的生活方式。
在这方面，对当前技术的否定评价和对未来的另一种类型的技术的肯定评价，这两者是明显不协调的。由于没有什么能根本改变人类行为的办法（更不用说改变作为技术基础的物理过程的“永恒”规律），所以是否会出现完全改变的机会是令人怀疑的。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热情有时候似乎更多的是出于渴望摆脱无能为力状态，而不是基于清醒的分析。
4. 悲观诠释的拥护者把历史传统当作理想的参考点。因此，弗洛曼（Florman）对过分批判技术的观点作了令人信服的反批判；他指出那些否定现代技术的人往往把当前状况同原始部落、农业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理想”状态对立起来。而困难却在于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静止不变的参考点，而只有历史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常常把以前的阶段看成是“合乎自然的”。
5. 自然人即定义为统一于物理世界的人，似乎提出了一种规范的基础。在《技术哲学纲要》（1877）一书中，卡普（Kapp）指出，技术工具是“投影”，即人体器官的延长和强化。事实上，各种工程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扩大体力而设计的。从这个角度看，人脑和人的智力的物质化是很关键的。
6. 真实需要。既然必定会涉及人的文化背景，那么看来问题就在于确定人的本质，并从这个本质中引出真正合乎人性的技术的概念。前面第1—5点也暗含着这个思路。马尔库塞提出应区分“真实的需要”和“虚很的需要”，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现代技术存在的问题，关于真正合乎人性的需要的哲学讨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且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由于人需要有为之奋斗的正面目标而不仅仅是需要有禁止某种行为的反面目标，因此可以提及节俭的理想、人的精神生活和禁欲的信念等来论证责任原理。其实，在我们的智力传统中，除了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式的利用技术手段改造外部世界的运动之外，还有方济会注重人的内在本性的传统。
5）历史遗产
前面的系统考察可能使人以为主要的问题是（1）通过理论阐述确立适当的观念，（2）然后贯彻这些观念。不过，这种方法可能基本上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像单纯的系统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在纯思维的气氛之中生活。现代技术首先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当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模式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特别有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是在西方面不是在中国或伊斯兰教国家兴起？李约瑟总结了他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观点。列维 - 施特劳斯探讨了一种一般文化理论，这个理论考虑到地理和历史的差异。
七、对自然界的服务
1）乌托邦观点
生态问题的讨论使人们意识到，了解自然对于现代技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正在继续的热烈讨论中，自然界可能指（1）任何本质的东西，（2）无机界，（3）有机界；这里的问题只同后两者有关。从弗兰西斯 · 培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那时起，关于社会的乌托邦（以及近来的“恶托邦*”）观点都是建立在技术进步这个观念的基础之上的。
这里涉及两个根本问题：（1）以某种方式取消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历史发展，返回到对自然界的“前科学”理解去是可能的吗？（2）如果是可能的，那么不失去现代科学技术业已实现的效率能做到这一点吗？现代科学以对生命和物理世界的亵渎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
因此，可以尝试重新确立一个规范性的神圣的自然概念，其实质是排除对生环境的破坏。戴克（Daecke）和所佩曼（Spaemann）提出，为了抛弃破坏性的功能主义功利态度，必须对自然界采取一种宗教式的态度。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只为了人的实用目的而对自然界采取工具主义态度是不够的，为了得到安身之处，人们必须对自然界服务，把自然界看作目的本身。
2）分析观和整体观
康蒙纳（Commoner）对环境危机的分析的结论是，技术在生态问题上的失败是由于人们无视生物系统的整体性而造成的：“过错在于还原论，即认为研究复杂系统的孤立部分的属性可以获得对整个系统的充分理解。还原方法论是许多现代科学研究的特点，但它对于分析面临着退化的威胁的巨大自然系统来源，并不是有效的手段”。
东帕斯莫尔（Passmore）在为包括分析方法论在内的西方智力传统辩护时，反对“整体论哲学”，其理由是这种哲学往往把个人淹没于形而上学的绝对之中，鼓励人们抛弃科学而转向神秘主义。他认为神秘的思辨不能使人思路清晰更不能供养我们的人民，而科学所固有的原子主义方法对实现这个任务是必不可少的。麦基（Me Ginn）也反对把整体人格化，认为就技术而论，应当区分：（1）人类文化活动的特殊形式；（2）这种活动的特殊场合；（3）所产生出的产品的特殊用途。
八、形而上学诠释
1）困难
对现代技术的终极原理和本质的任何形而上学探讨都面临严重的问题。首先研究的现象极端复杂。技术涉及人和社会，自然和历史，而且实际上不可能同时考察所有这些方面。此外，抽象统一的形而上学思考与具体特殊的经验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基本张力。事实上，这种不一致使一些哲学家宁可要科学的元理论而放弃形而上学。但是各门学科的描述性发现很难代替对技术的基本原理的哲学分析和批判。
人们不应指望会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自然科学基础那样，来探讨技术的概念基础。适合技术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参考点不是逻辑和概念分析而是历史可人的自我形象。技术的形而上学解释的范围和内容都还不甚明确。不过为了便于进行粗略的评述，大致可以区分三种观点即自然论解释、意志论解释和理智论解释。
2）自然主义观点
与人是理性动物这种传统的思想概念相对立，格伦（Gehlen）转向人是劳动的人这个概念，并按照（生物）人类学来解释技术。按照这观点，人同别的动物一样是自然存在物，人缺少固定的本能和高度专门化的器官，因此出于人的本性，为了从整个大自然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他不得不创造技术产品。技术从一开始就具有本能的、无意识的和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自然主义观点注意技术活动的非理性决定因素，但它很难解释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的动态过程。现代技术并不是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界强加于人类的外部压力的本能反应，而是由内部的文化决定的条件造成的。用进化论的术语说，人类必须适应的环境基本上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适应就是一种自我适应。
3）意志冲动
由于技术活动的具体方式只是部分地由自然界决定的，形而上学诠释就必须考虑到意志的作用。可是问题是技术权力意志完全可以相反地解释为对人类知识遗产的真正满足：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技术倾向同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反技术倾向一样，都是我们的传统的组成部分。
按照毛勒（Maurer）的解释，权力意志是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权力意志是建立在构成现代形而上学的原始意愿的基础之上；技术是西方哲学史的终结。补救的办法只能是在思想上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从而导致新的理解而不是工具主义的技术活动。在毛勒看来这种超脱的态度是“对权力意志的补救”。
海德格尔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对技术的看法的最终的形而上学基础，打破了认为只要有巧妙的组织、措施和有效的技术手段就行了的错觉。但是很难设想，单凭思辨的思想会改变完全受技术支配的世界状况。
4）合理程序
既然技术方法论就在于精心设计的有目的行动，因此按照这种有效的程序作出合理的解释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基督教思想家们尤其是戴沙沃、梅尔森（Melsen）和贝克（Beck）倾向于这种观点，将工程科学的理解同物质的观念化（奉神的意旨）结合起来。从物质和精神的传统区分来看，这种诠释与上述自然主义观点是直接对立的。自然界不再被看作发展的最终源泉；而现在智力就是基本原则，智力实现着支配物质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诠释尽管形而上学假设不同，但通常都倾向于对技术作出积极的相当乐观的诠释。似乎确信存在要受更高的原则的制约，不管是历史、进化还是上帝，使积极的结果有了一种假定的保证，就产生了一种安全感。相反，权力意志解释的拥护者却多半倾向于悲观主义。
5）结束语
技术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哲学研究的当前状况不允许人们对最近的发展和未来远景作出明确的结论。但可以提出几点看法。
1.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有些旧框框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过分简单化的口号包括：技术只是应用科学，技术是完全中立的手段，技术是现时代的邪恶力量和技术的有害性完全由某些社会集团的私利造成的等等
2. 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看来最好用一种足够广泛的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探讨。对技术的系统分析和历史分析必须相互补充。
3. 技术哲学不会比哲学的状况更好。它反映了整个学科的状况，它的成就，失败和争论。
4. 与表面现象相反，技术并未提出全新的课题，而只是把现有问题集中起来。例如，人屈从于物质生活条件、资源开发、在战争中使用技术、社会中各种喜好相悖、划一的解决方法与个人自由的冲突。
5. 要求完全控制住技术或根本改变价值观念看来都是不现实的，人们不能设计历史也无法像改变物质对象那样改造自己。
6. 为了解决半制度化的技术变革和相对不变的人类本性之间的不协调，人们需要了解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的原因。
7. 单方面的一元论的哲学解释（自然主义决定论、自由选择）太片面。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人从事技术活动的生物本能已同理性的科学方法、权力意志和将技术视为新的超验事物的解释结合在一起了。技术的内部累积结构、制度化的研究开发、经济竞争和需求的扩大都不断加速了这一进程。
8. 技术方法和人造物跟社会制度和文化生活方式一样，都显示出同样的异化特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它们都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结构和自我实现的手段，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向人施加横暴的异己的限制。
9. 由于哲学有助于推动现代技术的发展，因此它应当帮助人们认清形势，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导到合理的方向。
（续完）
[Contemporary Philosophy，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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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托邦（dystopion），指极糟的社会，与"乌托邦相对。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