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欧洲人对现代生物工程，尤其是新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虽然对在诊断和治疗领域的“传统”医学应用方面给予了广泛的支持，但很少人赞成将转基因动物用作诸如器官移植进入体之类的应用研究（图1）。在管理者对冒险和安全问题惯例的担心和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道德上可接受性的担心之间，还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协调。旨在了解欧洲人关于生物工程在想些什么的最近的“欧洲晴雨表”调查研究得出的主要教训表明，公众对出现的生物工程应用的信任 · 不能认为是确实的。
图1. 将实用性、冒险性和道德上可接受性看作公众支持的决定因素。回答人被询问，他们是否认为6项生物工程中的每一项具有实用性（左斜线表示，/）、冒险性（空白表示）、道德上可接受性（右斜线表示，\）和它们是否应该受到鼓励（填实）。整个欧洲的平均得分用4-分刻度表示，其中2.5分是“中立”点。遗传试验：用遗传试验来检查可遗传的疾病，如像囊性纤维变性。医药：将人体基因植入细菌以生产医药或疫苗，例如生产糖尿病用胰岛素。作物：将某种植物的转基因植入作物以提高其对害虫的抗力，食品生产：在食品生产中采用生物工程， 例如使它们含更高的蛋白质，保存期更长或改良它们的味道。研究用动物：开发经遗传改良的动物用作实验室研究，例如一只带有能使它生长癌细胞的基因的老鼠。异种移植：将人的基因植入动物以生产用于人体移植的器官，如像将人的基因植入猪体内，用作人体心脏移植。
传统的看法认为，知识对支持科学和技术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决定因素。公众知道得愈多，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支持就会愈多，但是，将新近的（1996年）“欧洲晴雨表”调研结果同1993年和1991年的结果相比较显示，虽然公众对基础生物学的知识已稍有增长，但关于生物工程和遗传工程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所持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已经在下降。而且，新的研究表明，知识的多少同对这些应用的支持几乎无关。
因此，正如其他试图引入有争议的技术的产业（如象核工业）那样，更多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公众更多的接受。但是，与生物工程有关的情况更为复杂。例如，新的研究表明，具有更多知识的人往往会对生物工程持一种更固执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有人认为，科学的和凡俗的对风险的评估之间的错配，是对新技术产生反感的原因。公众对生物工程的某些方面的争论，主要是风险问题占优势I而在其他方面，道德上的考虑更为重要，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将所有的生物工程应用都看成有潜在的实用性，但是那些涉及作物、食品生产、将转基因动物用于研究和异种移植（将转基因动物器官移植进入体）被看成是有风险的；而只有将转基因动物用于研究和异种移植认为是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意味着，实用性、风险和道德上可接受性三者与全面支持某一特定的生物工程领域有很强的互相联系。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多次回归分析表明，虽然道德上可接受性和实用性正如用“受鼓励的”指标测示的那样，是强的预测因子（道德上可接受性的平均β=0.54；实用性的平均β=0.35。 这里，β是一种联系强度指标），但风险性的预测值却很低（平均β=0.04），只是在食品生产一例中，风险观念显得比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预测因子稍好一些。图1中所示的所有6种应用的调研结果表明，实用性、风险性和道德上可接受性的预测三者可以联系在一起，以下述方式构成整体支持。首先，实用性是支持的前提；其次，在有实用性的感觉而无道德上的担心的情况下，看来人们可以接受某些风险：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道德上的疑惑可对人们关于实用性和风险性的看法起一种否决作用。
在形成公众对生物工程的观念中，风险性比道德上可接受性所起的作用要小这一发现，在每一个欧共体国家和在图1中描述的所有6种特别应用范围内都是真实的。这一点对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总的来说，关于生物工程的政策争论，已涉及对环境和/或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风险的考虑。但是，如果公众更多地向道德上的考虑倾斜，那么公众的担心看来不会被技术上的放心和/或专门为了避免伤害而制定的规章制度所缓和。
鉴于风险和安全问题，欧洲对现代生物工程实施了全面的管理。在一次新的调研中，向公众询问：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机构对管理现代生物技术来说最合适？平均说来，更多的欧洲人认为，像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要比他们自己国家的或泛欧的公众机构更好。在调研中，由科学机构自行管理的看法得分也高。这些结果证实了同许多人所观察到的同样的趋势，即公众愈来愈对国家的政治机构缺乏信任。但是他们也认为，生物技术具有跨国的影响。对此国家机构自然缺乏影响力。
这一调研特别注意了由于缺乏信任而引起的公众担心。例如，74%的回答者认为，通过遗传工程改良的食物应该贴上标签；60%的人认为，应该就生物工程的新发展向公众提供咨询；53%的说，目前的规章制度不足以保护人民免遭生物工程带来的风险；39%的人认为，宗教权威机构应该参与对生物工程的管理。如果生物工程学家和企业管理者要想赢得公众的信任，他们就必须将公开性和广泛的咨询考虑进他们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去。
针对不同的问题，公众对信息源是否会区别看待？我们请大家就现代生物工程的两个领域的管理问题，从12种机构中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最值得信任的机构。
对新的经遗传工程改良的粮食作物，人们最信任的是环保机构；面对异种移植，人们更倾向于医学专业部门。由此可见，人们会在众多的信息源中进行择优选择，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特殊性。医学专业部门在它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得到最广泛的信任，面对环保机构的信任度较小。国家政治机构在公众的评价中结果最糟。
在一个变得愈来愈复杂的世界上，一般都认为，信任是知识的一种功能的代替物。尤其是在有高度不定性存在的情况下，缺乏信任可能会变成看问题的方法的一种决定因素：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感觉到的风险和道德方面的危险性会增大，而且会变得更大。那些对公众权威机构表示信任的人，对这里讨论的所有三种重要的生物工程领域（医学、农业/粮食和动物试验）也往往倾向于一种更支持的观点：他们可能会说，生物工程应该受到鼓励，把它看成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而且风险较小。在农业和食品生物工程领域，信任所起的作用最大，当然这一问题与目前公众关于疯牛病和经遗传工程改良的食物的争论密切相关。
至此，我们是将欧洲当作似乎是一个单一的实体来看待的，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奥地利，与上一节描述的情况相反，那些对公众权威机构表示信任的人对农业和食物生物工程都表示反对。事实上，奥地利政府本身就极力反对将经遗传工程改良的食物如象大豆和玉米引进欧洲市场。对在这里描述的生物工程应用，最支持的国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接下来是比利时、芬兰和希腊，而最不支持的国家是奥地利和德国，其次是丹麦、瑞典和卢森堡。
某些国家与支持和反对有关的特点示于表1。一般说来（芬兰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我们发现，那些公众持支持态度的国家倾向于与外界接触较少、知识水平较低、一种“惊人的”印象（见表1解释的脚注）和很多的期望，而且公众对风险和规章制度也持一种相当宽松的态度。这是一种在那些不具有十分发达的生物工程产业和公众很少参与关于生物工程的争论的欠发达国家我们可以预期找到的模式。
各个欧洲联盟国家在调研中的各项指标积分一览
A-奥地利；B-比利时；D-法国；DK-丹麦；E-西班牙；F-法国；EIN-芬兰；GR-希腊；I-意大利：IRL-爱尔兰；Lux-卢森堡；NL-荷兰；P-葡萄牙，S-瑞典；UK-英国、红色-支持生物工程的国家；蓝色-反对生物工程的国家（暗淡字体表示强烈的支持或反对）；黑色-支持和反对兼而有之，上面部分：对3种主要的生物工程应用类型持负面、中立或正面态度的国家。这3种应用类型是：转基因动物（用作研究的动物加上用作异种移植的动物）；医学的（遗传试验加上医药或疫苗）；和农业与食品（作物加上食品生产）。下面部分：在6种国家特点方面得分高、中或低的国家。
“接触”，是从设计来测量人们以前是否听到过或谈论过生物工程的两个问题得出的。“知识”是建立在关于相关的基础生物学的实在问题的回答结果上。“印象”是指公众对与生物工程有关的一般印象。回答者被要求回答是赞成或反对这样一些命题：“普通的西红柿不含基因，而经遗传工程改良的西红柿含有基因”；“一个吃了一种经遗传工程改良的水果后，他的基因也可能被改变”。提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了解客观的知识水平，而是为了测定回答者对生物工程产品具有的“惊人的印象”达到的程度。“正面的和负面的期望值”是建立在描述今后20年内可能产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生物工程后果的10对问题的基础上。正面的后果是：“治愈大多数的遗传疾病，”而负面的后果是：“引起危险的新疾病。”“对风险持宽容态度，”是指回答者相信目前的规章制度已经足够，而且认同为了经济竞争的利益而冒某些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相反，在那些公众反对生物工程的国家中，他们倾向于与外界接触多、知识水平高、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印象和低等或中等期望值。这是一种我们可以从那些具有一种发达的生物工程产业和一种公众对争论高度参与的国家可能以预期找到的模式。但也有例外。例如奥地利对外接触多与知识水平低和“惊人的”印象相结含。（除奥地利以外，大多数人反对生物工程的国家正是那些首先引进生物工程管理规章的国家）。
在整个欧洲联盟范围内，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一些生物工程最发达的国家对这种工程最不支持，而另一些科学和工业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国家却对这种工程最支持。这种结果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矛盾，这是因为在前一类国家中，对生物技术的通晓为这种担心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在后一类国家中，生物工程其潜在的经济重要性对它们来说是主要的。
但是，如果只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而不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而试图从表1列举的详细模式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一种明确的解释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例如，在奥地利，包括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最近与生物工程发生的一场冲突在内的各种因素和同时存在的对欧洲联盟成员国的担心交织在一起，促使公众关于生物工程的争论升温，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至此，也许已足以指出：这些“欧洲晴雨表”的发现，同乌尔里希 · 比克和安东尼 · 吉登斯这样的作者所探讨的“风险社会”这一主题产生丁共鸣。像我们调研的对象——欧洲公众那样，这些作家并没有找到对风险进行客观评估的适当语言，而认为风险从根本上说是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我们的数据显示，大多数欧洲公众对许多现代生物工程都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这种矛盾的主要焦点看来是道德方面的，这是一种对许多通常被认为是“非自然”的技术可能带来的尚未预见到的危险的担心。
[Nature，Vol 387/1997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