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科业革命

记者：对知识经济的介绍、讨论近一年来在国内渐渐多起来，近来已有很热的感觉，这使人想到80年代国内知识界对托夫勒带来的第三次浪潮的热情。记得您当时也就此写过不少文章至今使人难忘。那么您对现在的热门话题知识经济是怎么看的？或者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对这场伟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应有何种认识？

刘吉：知识经济现在比较热，但我的理解，知识经济不是新东西，应该说从60—70年代开始的丹尼斯 · 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奈斯比特讲的十“大趋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直到今日的“知识经济”，所有这些东西其实讲得都是一回事，就是讲人类正处在历史的大变革中，原有的以物质、能源作为主要生产资源的工业及其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那是工业社会的东西。现在是到了以知识、以信息作为主要生产动力的时代，如同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所写的，知识将成为新的战略资源。

总之，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即人类社会越来越依靠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转化为脑力劳动；从物质形态作为社会的主要资源变成知识形态作为主要资源；劳动方式从工厂式的方式转变为科学研究、科学实验的劳动方式；社会劳动主体从蓝领工人变成了知识分子。这样一种情况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应该敏锐感受这一伟大变革，抓住这一伟大变革，跟上这一伟大变革。否则，在21世纪我们就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使命。

为什么对这场变革有各种说法，从后工业社会、大趋势、第三次浪潮到现在的知识经济，说明人们对这种变革的准确概括一下子还难以把握。人们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但还没有把握其实质，形成准确的概念，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紧跟西方一个接一个地炒这些东西，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以为我们至少应做两件事，一是要研究这场伟大变革究竟是一种什么变革，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发表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表征一个社会的特征是生产方式，机器等产品是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所以瓦特发明蒸汽机掀起的那场产业革命又称为工业革命，从那以后的近现代社会称为工业社会。人们没有以其产品为特征称之为机器革命、机器社会嘛！现在知识、信息都是一种产品，怎么可以用以表征一场社会革命呢？知识、信息是科学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所以我一直认为这场变革是一场科业革命，即科学研究成为一种主导产业的革命。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现在这场变革是科业革命。科学研究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一产业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产业，因此未来的社会是科业社会。

当然我的这一说法能否为社会接受还要受历史的检验，如果有更准确的说法我也乐于接受。总之，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这场变革还未有准确概括，我想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概括。

第二件事是我认为我们不要仅仅是炒热一阵，而应考虑如何在实践中，如何在方针政策上，如何在我们的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采取有效措施来适应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革。我觉得强调这点很重要。回想一下，当年第三次浪潮炒了阵，最后落实了什么？记得当时国内对被认为是21世纪人类居住样板——电子小屋的介绍也热过一阵，我也为此写过文章，但许多人以为那只是未来学家的幻想，也许是半个世纪一百年以后的事。但是仅隔了10年，这种电子小屋在欧美、日本等地已经成了现实。由此想到，现在我们讨论如何发展知识经济时也要切忌空谈。

既是一场科业革命，未来是科业社会，那末，党中央提出“科教立国”就是非常正确、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问题是如何落实？应该做的事要赶快落实，我们已经落后了。随便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全国热衷于搞人造景点，上海也搞了，什么“西游记”、“世界公园”等等，耗费很大，上海何不筹划搞一个这样的21世纪的电子小屋，既是旅游点，又是科普点，也能体现上海跨世纪的水平。参观这样一种21世纪的生活区，才能真正感受到人类社会面临的是怎样一场变革，也是一种教育与激励。总之要做实事，知识经济是需要实干的经济，我们必须及早规划并抓紧落实。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几件事，譬如大家都公认信息化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我们对此要有自己的规划。当然这是比较难的，人家是工业化后的信息化，我们还只是处在工业化的阶段，怎么能做到同时也要信息化，确实国家要对此全面设计一下。这个国家的信息规划不亚于毛主席当年的两弹设计。应该像当年的两弹设计那样来规划和落实我们的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如果全国一步做不到，至少应该使沿海发达地区先赶上去。整个国家还在工业化阶段，想全国一步上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一个歧途，正确的决策应是在有条件的沿海地区可以率先进入信息化阶段。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我们集中国家力量是能做成几件事的。当年我们经济很落后，但我们的两弹照样上天。现在全世界搞信息化都是元首级的人物在挂帅。我的理解，知识经济就是领导人要干、要抓规划的头等大事，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工程师的事。首先是政府要全力投入，所以朱总理讲，本届政府就是要抓科教兴国，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

涉及知识经济的五大工程

记者：您刚才讲的知识经济重在实践、实干的观点令人警醒。就如何发展我国的知识经济，一些学者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想法。您认为我们目前紧要的是抓哪几件事？

刘吉：现在世界上普遍承认的是要抓三大21世纪战略工程：一是信息工程。这个已讲得很多，大家比较熟悉了。二是生物工程。生物工程的意义自从克隆羊以后已达妇孺皆知的地步。生物学、生物工程对于未来农业、对于医疗健康会带来一系列不得了的变化，我们国家在生物工程方面如何发展值得认真研究、精心规划。

第三大工程是金融工程。对于这一点如果过去没有觉悟的话，那么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使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原先在军事系统的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像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应用数学家、系统分析设计专家等进入华尔街。这些优秀科学家从军事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过去打的是军事仗，今后打的是金融战。东南亚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金融战，不动一兵一卒，不放一枪一炮就使当年一批很有活力的东南亚新兴国家趴下来了，使他们辛辛苦苦几十年做出的成就几乎在一个晚上就化为乌有。这件事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由于现在是全球化了，一夜功夫就可以把数百亿的美元调得无影无踪，这件事的影响太大了！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这次转到华尔街的科学家中有一些是研究判别导弹真假程序的专家，他们将这套原先用于判断导演真伪的程序用于判断金融：你这个钱是真的钱还是假的钱？是不是洗的黑钱*？这样他们就将军事工程科学成果转变成金融工程。他们用这个转变后的程序做的第一次试验是发现了来自中国大陆某银行若干年前有一笔上千万美元的钱被人转走了，几经周转转到美国，而这笔钱被这些转而从事金融工程的科学家查出来了，而中国尚毫无觉察。当然，现在这笔钱已被追回来了。这件事在华尔街日报上登出后，令我大吃一惊，这件事表明：在你根本不知觉的情况下，钱就没有了。这件事我们没有发觉，是美国人发觉了。可以想一想，他们是否也完全可能利用这一技术神不知鬼不觉将我们的钱调走？

这件事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应该投入第一流的科学家来做这件事。当然对金融工程国内了解

的人不多，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应使我们猛醒。我们要清醒看到在金融方面是“敌强我弱”的形势，我们虽有1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比之华尔街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我们是弱者。这场“敌强我弱”的战斗可能会持续整个21世纪。怎么打这场“敌强我弱”的持久战，很值得我们研究。这既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是知识经济中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现代经济是以金融为龙头，这个龙头不把握将怎么能发展经济呢？光有知识还不能成为知识经济，必须有一大批人去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在世界经济战、金融战中拼搏，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对惊心动魄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您把它概括为一场金融战争，进而提到要建立金融工程。确实很难找到关于知识与经济、与金融、与国家安全如此息息相关的实例了。

刘吉：以上是国外普遍重视的涉及知识经济的三大工程。我个人以为还有二大工程也是21世纪战略工程，不容忽视。

一是环保工程。环保工程太重要了，万万不能小视。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屡屡有荷尔蒙污染的报道，意大利的科学家发现，该国的男子半个世纪来精子的数量减少了20%。而现已有科学家通过动物试验研究得出结论，主要由于塑料类有机高分子材料的污染使雄性动物的精子大大减少，这件事值得敲起警钟，半个世纪精子数就减少了20%，这样日后人类就可能要绝种，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后人类的繁衍可能必须借助克隆技术了！不克隆不行了。人的生存都成问题了，环保工程难道不重要吗？

再看一个例子。现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带来的温室效应每年都在增加，由此带来的各种变化（如持续10年的暖冬现象等）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按照突变理论，渐变发展到某个时期、某个临界点会产生突变，就像水烧到80度，人没有什么感觉，水还是水；烧到99度还是水，但一到100度，一下子形态全然改变。我们现在不知道温室效应的突变点在哪里，一旦到了这个突破点世界将变成何种状况现在绝难估量，这难道不值得人们警惕和极度重视吗？

我举以上两个例子想说明环保工程的重要性，环保工程事关人类的生存，是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大问题，这绝不仅仅是什么水质差一点，空气不够新鲜的问题，而是人类能否生存的大问题。

最后是教育工程。所有上述工程都有赖于教育，有赖于全民族科学素质的提高。没有教育就没有知识；没有教育也就没有经济，因为经济首先是一门科学，因此发展知识经济，必须把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必须把教育作为一门知识经济产业来看待。当然教育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而且有人的全面素质教育，科学素质的培养等等。这就引出全社会教育问题，进而使全社会成为一所大学校。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来很可能是有形的学校越来越少，而无形的“网络学校”、“虚拟学校”越来越多，这必将导致一场教育革命，对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变革我们是否已做了应变的准备？

既然教育是—项工程，就要对此作很多的研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教育思想，然后要有工程实施方案，培养一批教育专家、创造新的教育方法等等，教育工程是一门大学问，要有专人研究。无论是教育内容、方式都应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如从小就要对孩子们讲金融知识、环保知识等。

培育知识经济关键在人

记者：有人把知识经济又称为脑力经济、智力经济，这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知识分子在这场伟大历史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年来您多次就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建言，当此面临人类将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背景，您认为我们应就此作哪些事？

刘吉：确实，我们还需要好好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怎么来造就宏大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以致使整个社会知识化起来，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何谈知识经济？我们现在应该提工人阶级的知识化及全社会的知识化，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在下一世纪能否取胜的希望。

因此，我想现在应该是召开第二次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时候了。第一次是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正是在那次会议上第一次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段的一部分，这是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在这个跨世纪的转折时期应该开第二次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重新认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确定我们下一世纪全民族知识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待遇必须也只有从理论和战略这一根本解决，否则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实。

工人阶级知识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既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首先知识化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就应该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的工会要把工人阶级的知识化作为最根本的任务，这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否则的话，像现在这样一流人才到国外，二流人才到外企，请问如何搞知识经济？决不是广大知识分子不爱国、不报国。应该说打倒“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生活地位都有很大的改善，但与知识经济或者说科业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变革相比，现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采取政策的力度和决心也不大。像我们社科院有些研究员只住在地下室的二间房子，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这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们怎么能安心工作。当然我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可以目空一切。我们知识分子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更加发奋图强，用自己的知识报国。但作为整个社会对此的认识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没有知识分子，搞知识经济、搞科业革命无异于空谈。

总之，这场革命的变化确实太深刻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认识得越早，应变措施越快，我们中华民族才可能在21世纪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反过来，认识不够或者说只是从口头上认识，措施不力，那么我们在21世纪怎么去面对祖宗，怎么对得起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为了民族全面复兴而流血的先烈们，又如何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以不要低估了我们跨世纪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跨世纪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正好处在人类历史从工业社会转向科业社会的转折点。这是一场真正的科业革命，是比当年工业革命更伟大、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革命。我们一要清醒认识，二要奋发图强，机会难得，挑战很尖锐。江总书记一再讲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确实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迎接这场科业革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