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学术研究成为神学的附庸，固然是历史的误会和人类的不幸；但仅仅把学术讨论和发表论文算作是成果，科学同样会沦为附庸的地位而无法发挥其民主、自由、平等、启蒙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

　　向专家、学者或学术单位约稿，通常的结果有三种：一是答应写稿并能如约寄或E-mail过来；二是勉勉强强，文章虽寄来了，但实在不忍卒读；三是答曰写不了，没时间。正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写这些“科普文章”？

　　这三种情况中，以后者居多。再一打听，为什么专家、学者、教授们没时间写和不愿写，不止一人实话相告，科普文章不算成果。既然不算成果，当然与工资、奖金、职称和住房无关。市场经济时代，一事当前，先算算成本与效益、投入与产出，人家不写这样的文章，理所当然。

　　对于除论文之外的东西“不算成果”之说，不免感到费解。一是成果是否只此学术文章一家，二是是否只有学术论文才具有价值，三是是否学术研究才是最高价值。如果只以学术论文算成果，恐怕成果就为数不多了。因为天下文章和著书立说中，论文只不过占少部分，其余的不过是人文类、文学类、新闻类、科学传播类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可以与学术分割开来，称为大众作品或文章。但其中称“科普文章”就更掉价了，因为一个“科普”就使得它的价值无法尖端和阳春白雪起来。

　　国外早就有人注意到这种掉价，就不说popular science writer，而是一律统称science writer，这个称谓既指写论文的作者，也指写科普文章、科学新闻、科学评论、综述、展望的作者，甚至科幻作者、未来学家。改成这种统一的叫法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能写好学术文章的人不一定能写出大众“喜看乐读”的科学文章，能写出文彩飞扬、人人爱读的科学文章的人也不一定写不好学术论文。

　　中世纪的欧美和中国的封建时代，科学和学术只不过是神学的奴婢，毫无地位可言，更不用谈什么算不算成果。甚至到了19世纪初，欧美人仍然把那些在实验室里捣鼓一些莫名其妙的仪器、用大家都不懂的语言和符号进行交流的人看作是怪人、炼丹师或装神弄鬼的巫师。到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科学的成果使得人们极大受益后，如各种传染病疫苗的发明、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发现、电灯、飞机和计算机等的发明使用等，人们才意识到科学的价值。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和社会的，才在今天上升到了比较高的地位，但也并非至高无上。

　　科学地位的提高接着也出现了以学术为至尊的现象，以至于各行各业都要冠以科学研究和学术研讨的名称，甚至各行各业都要设学术奖。诺贝尔奖自不必说了，那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学院）奖。学术至尊的情况在20世纪中叶达到了高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诺贝尔奖上面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很多人并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谈不到学术，它至多不过是一种记记账目，或教人生点息、炒炒股、挣点钱而已，这能算学术？但是经过许多学人和有识之士的力争，以及经济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得到充分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在1969年设立，至此经济学才算跻身于学术之列，才能算成成果。

　　后来，各行各业的一些学术奖尽管陆续得到了承认，但是在当初或在今天都有人不以为然，认为那并非是科学或学术，只不过是一种技艺，比如奥斯卡学院奖、各种文学奖、新闻的普利策奖。最让人看不上的是奥斯卡学院奖，明明是逗乐取笑的艺人和杂耍，却偏要弄出个什么学术，须知学术或科学是有规律成体系的学问，但演电影唱戏算什么“学”，有什么“术”呢？就像一个穷乡僻壤的土财主，却偏要附庸风雅，摇头晃脑地在客人面前吟诗卖弄一番。

　　尽管有人只认定科学和研究才算学术，但是也阻挡不住各行各业自称自己的学术，原因在于，一是有理论，二是有实践。理论的认识在于人们终于理解，科学和学术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概念和原理，而且包括科学方法和思想。用罗素话便表述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或学术。实践的成果在于，各行各业都有世人承认并影响到社会进程的成果，比如，40%以上的普利策奖都颁发给了批评性新闻。因为它们抨击的东西正是阻碍社会正义和经济繁荣的种种弊端。尽管直到今天有人也认为新闻如同科学文章一样，不是学术，但是社会承认，历史承认，公众承认。所以，今天谁要得了普利策奖，你不能不承认他就拥有了成果。同样，奥斯卡学院奖也是成果之一。

　　再来看不被视为成果的科学文章和作者。世界著名的科学作家、美国的艾萨克 · 阿西莫夫（1920年1月2日～1992年4月6日）在一生的时间中写了400多部科学著作，恐怕没有谁能与之比肩。当初他写了24本书时，却于1957年放弃了他在波士顿大学任生物化学副教授的“算成果”的学术生涯，专事科学创作。原因在于，他当时就认为他写科学作品的成果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当副教授的成果，因为他的稿费比他的副教授的工资高得多，他有钱买房、买车和养家，当然这只是一些有形的经济成果。

　　阿西莫夫作品的无形的成果在于他的那些科学作品对公众的启蒙作用和用科学思想和原理武装美国公民甚至世界各国民众的作用，以及最终把美国变成了世界科技和经济强国的作用。尽管这些作用是间接的，而且并非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大群科学作家共同努力和新闻媒体的共同作用。只是不知道当时的阿西莫夫心不心疼自己的职称，竟然放弃了他可以最后评正教授的学术生涯，而“教授”，那是一个在当时和今天多么令人心动和慰贴、多么体面和受人尊重的称呼！奇怪的是，对于这个放弃学术不做，放弃成果不要的人在后来反而被学术和成果所承认。就凭他写的那些个科学文章和著作（当然有的人认为那不是著作，而是科普读物），不仅波士顿大学于1979年聘任他为正教授，而且后来世界14所大学接连聘他为教授和授予他名誉学位。由于他害怕坐飞机，那些看起来只把学术算成成果的大学不得不降贵纡尊，派代表到他的住所为其颁发学位和聘书。

　　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被视为不以学术为正宗、不以学术为成果的不务正业的学者——前苏联的柳比歇夫。柳比歇夫一生写了70多部书和数也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文章。例如，1969年，他突如其来地写了《科学史的教训》，又在《文学问题》上发表《达达派研究》，随后无缘无故地写下《评英国首相劳合 · 乔治回忆录》。同年在写完一篇有关流产的文章后，马上又写了一篇《论叔本华的语言》。

　　不知柳比歇夫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算不算成果，但是为他写传记《奇特的一生》的作者格拉宁说，实际上责备柳比歇夫分散精力的人，自己也津津有味地读他分散精力写的那些“不相干”的著作。它们往往出人意外，引人入胜，揭示某些东西。格拉宁问：谁又能说得清楚在柳比歇夫所写的著作中，能永世流传下来的是什么？是普及的哲学著作，还是学术著作？这段话不幸而言中，柳比歇夫最大的成果正是他的那些普及性的作品，而且他被视为一个成果辉煌、举世无双的前苏联著名的学者、科学家。

　　如果要算成果，阿西莫夫、柳比歇夫得一个诺贝尔“科学作品”奖是绰绰有余的，这个奖项可以与诺贝尔文学奖并列，专门奖给那些写科学传播文章的大师。如果科学文章的意义得到充分体现和人们积极争取，诺贝尔科学作品奖完全有可能像1969年新设经济学奖一样，成为诺贝尔奖的新奖项。

　　今天，学术和研究划定在了越来越狭窄的范围，就像被孙悟空划在圈子里的师徒三人走不出这个圈子。现在的成果，就连规定必须是论文还不算，还非得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才算成果。而且衡量成果的大小还有许多规定，如论文所发表的刊物的影响因子（IF，Impact Factors）、论文被引用次数。比如，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对科技刊物和论文进行科学计量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或工具。SCI收录了世界上3500种核心刊物，学术界和官方的标准是以发表的论文能上SCI为高水平和有成果。

　　但是，对这样的成果评价，也有迥然不同的意见，甚至完全否定以这样的条件来评价成果。因为，以论文上没上SCI刊物来论英雄未免有空对空之感。一项科学研究的成果应当是以产生了多少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衡量，更何况SCI中的一些刊物只要给钱就可以登论文。相似的是，尽管欧美人视诺贝尔奖为正宗和至尊，但也有人认为，诺贝尔奖并非是判定科学成果的惟一标准和绝对标准。衡量一项研究是否有成果，最终的标准应当是：是否创造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是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包括科学精神的深入人心和武装人的灵魂。

　　科学和学术研究成为神学的附庸，固然是历史的误会和人类的不幸；但仅仅把学术研究和发表论文算作是成果，科学同样会沦为附庸的地位而无法发挥其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启蒙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