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林学院计算机信息技术教务长）

龚克简历

1985年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生班

1986年　武汉体育学院讲师

1989年　希腊国家体育部国际顾问、项目负责人

1993年　加拿大联邦学院英语培训班

1994年　加拿大雷克海特大学高级讲师

1998年　美国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2001年　美国西雅娜跨国光纤公司（质量信息技术系统分析师，大型质量管理软件项目负责人）

2001年　美国东南大学工商信息管理硕士（MBA）

2002年至今　美国林学院计算机信息技术教务长

雅典——地中海的明珠，是当今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而地中海清澈见底的海水，更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上帝也似乎特别偏爱希腊，把阳光、空气和海水都赐给了雅典人。五月的雅典是希腊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特别是黄昏，夕阳把海滩染成一片金黄，优雅的雅典人纷纷散落于各个海滨浴场，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在这样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时节，我来到了雅典。

1988年希腊为争取主办现代奥运100周年在世界范围内广招人才。是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申请到希腊现代奥运100周年国际专家及顾问的职位，并特别幸运地在数百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了唯一的一位来自亚洲的专家。

学会把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与西方思维方式结合起来

初到希腊，我每天都沉浸在一种莫名和高度的兴奋中。我生性好强，给自己订的目标是，要像希腊奥林匹克精神那样，做到最强而公平。我的工作是指导一个研究小组，从事各种有关的奥运数据研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数据采集、分类与分析，并向希腊最高委员会提交策略报告。

图为龚克在加拿大雷克海特大学时的留影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都很不成熟，我们要自己设计数据库，并使用相当原始的编程技术，来制作各类统计软件以供数据分析和使用。为了能赶在1990年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交有说服力的申请报告，我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由于当时我并不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最初的一年是极其艰苦的，彻夜不眠的工作是家常便饭，即使自己很努力，我仍然难于让最高委员会满意。我常常痛苦地自问，为什么自己如此的努力，却得不到应有的成果？

初到希腊时，我把雅典看成是幸运之城，而此时此刻我觉得它是痛苦之城。我常独自一人坐在雅典的海边，望着一浪又一浪的海潮，苦苦地思索……慢慢地我终于悟出了道理，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此造成各自思维上的不同。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希腊的文化，我特意请了希腊的历史学家、音乐家给我补课。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逐步理解了希腊人，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我把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与希腊人文化哲学结合起来，写出一份全新的希腊式研究报告。记得希腊申奥委主席米切尔先生突然邀请我赴晚会时，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除紧张外更多的是一种期待……

晚会上，米切尔先生特意过来把我介绍给全体与会者，并笑着对我说：我今天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你荣获了委员会年度最佳奖，你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个外国人，你的研究报告毫无疑问是一流的、最佳的……与会者的热情掌声激励着我，我此时的心情可谓是百感交集。

正当我的事业在希腊不断发展时，国际奥委会传来了美国亚特兰大96申奥成功，希腊竞选失败的消息。顿时希腊人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成千上万的希腊人走上街头抗议可口可乐公司滥用金钱的做法，一些希腊人还扬言，希腊将不提供奥运圣火……

与大部分希腊人那样，当时我也很失望。我的工作合同到96年，因此我继续留在希腊工作。与往常一样，我常常坐在海边，望着清澈的海水，思考和设计着自己的未来。在希腊4年的时间里，我提交的综合报告多次被评为最佳，并得到了各种奖励，然而这都已成为过去。于是决定离开希腊，前往加拿大。

苦活和种族歧视的磨练

我到加拿大的时候，正是夏末秋初，枫叶之国只是在秋天才展现她那迷人的风光。虽然加拿大有着绚丽多彩的景色，但不能掩盖其窘迫的经济，尤其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初到加拿大，我还是很乐观，然而现实就像加拿大的严冬一样冷酷，找了三个月的工作，居然连一次像样的面试机会都没有。我曾发了数百封求职信，如同石沉大海，我开始意识到，加拿大的冬天不是好过的。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寻找一些临时的打工活。

我的第一份打工活是为某承包商植树造林。老板规定：凡参加此计划的应聘者，必须通过一项为期三天的测试。所谓测试其实很简单，应聘者不论男女老幼，必须在第一天拔四千棵树苗，第二天拔五千棵树苗，第三天拔六千棵树苗。第一天工作结束时，老板的助手过来告诉我，你明天不用来了，因为你只拔了三千八百棵树苗。我一听就急了，什么明天不要来了，我今天为完成任务，可是连饭也没吃，厕所也没上……不行我得去找老板。我对老板说：经理，我是学者不会干这活，但我聪明，我很快就会掌握技术，希望你能允许我明天再来。我保证完成五千棵树苗，还把今天的缺额补上。老板说：你是学者，这里不是学者来的地方，不过你浑身都是泥，看来很努力，明天再来试试吧。

第二天，我随身带了一瓶止痛片（昨天一天苦干，浑身上下酸痛无比），我想不能这样蛮干，得想想办法，我发现在这些干活的人群里，有些是从墨西哥来的，听说墨西哥的农工是专才，于是我找了机会，溜到一些墨西哥人边上，这些墨西哥人果然身手不凡，我们大家一起干，我拔完10棵树苗，他已拔了12棵树苗。我仔细观摩他的技术，我发现原来我抖土的技术不对，我边干边纠正错误，到下班，我完成了五千棵树苗。老板特意过来对我说：学者先生，看来你学得还真不错，明天再来吧，只要你完成五千五百棵树苗就行。当夜我是累得趴在地上，动也不想动。第三天我当然是通过了，因为我又从一位波兰姑娘那里学得另一手绝招。我坚持干了约二个月，临走时老板对我说：学者先生，明年一定再来。但我想，明年一定不会再来，如果再来，我就一定不是学者了。

在加拿大，我当过清洁工，油漆工，装修工，建筑工地上的清洁工……

这类活，我约干了半年。从一个专家到异地做各种临时工，这期间的巨大落差，也曾使我心态不平衡，我饱尝了异国的生活艰辛，但我并不气馁、退缩。我坚持参加英语、计算机的高级培训班，即使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我坚信人生旅途，难免会遇到荆棘和坎坷，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美丽的彩虹。

不久，幸运之神终于又一次降临到了我的头上，经过激烈竞争，我又一次从几十位应聘者中，获得一个在雷克海特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的工作，该职位虽比不上在希腊的工作，但也是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这是我在北美的新起点。

四年内我在该校获奖多次，但对于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这并非是件开心的事。有些人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挑剔，就利用种族歧视对付我。那一段时间，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如“黄鬼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等等这类信件，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常会遇到不公平待遇。起初，我本着我们中国人的忍字哲学，希望能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西方人的限里，恐怕就很难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在当地人权会的支持下，我开始为自己应有的尊严和人权奋斗，经过整整二年多的努力，终于使有关领导做出实质性的承诺，纠正了种族歧视的错误。在西方，人们不会当面骂你，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从心里歧视你，什么理由都不需要，就是因为你是异国人。

在加拿大生活了五年后，为求新的发展，我来到了美国。

攻克技术MBA，使自己获得成功

一般来说，在美国发展最好要有美国学历。因为我从事过多年的信息技术工作，于1998年在美国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求学。两年的辛苦努力，我终于取得了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目前还在继续读博士学位，并在几百位研究生中当选年度最佳研究生。在克林顿总统时代，美国的高科技发展非常迅速，经常是人还未毕业，就有工作在等着你了。

由于我在校有较优异的表现，最终被美国政府部门的一个下属公司选中，从事数据软件及系统分析工作，三个月后被提升为部门经理，作为这个部门里的唯一一位亚洲人，我的工作表现一直受到上级的多次表扬。美国当时由于高科技的爆发性发展，使得人才市场上的猎头不断挖人、补人。考虑到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决定到一个世界级的跨国公司——西雅娜去工作，该公司是以生产光纤产品为主的通讯公司，是华尔街通讯股领头羊的股票之一。

在西雅娜，我担任的是质量自动化管理系统分析师和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开发有关ISO9001、TL9000等质量管理应用软件，并管理相关的数据库。我主持开发的高级质量管理系统，是公司最重要的几个项目之一。这些系统的成功开发，使公司的品牌质量化管理一直领先于同行业，也为公司成功运用IT管理系统节省了数百万美元的营运及质量管理费用。董事会希望我能从事公司的更高一级管理工作，希望我能完成MBA而不是计算机博士学位（我当时只要再继续努力把最后的15个学分完成就能拿下博士）。公司认为，博士主要是从事研究工作，而我们现在需要你从事高科技管理工作。我必须决定是学MBA还是计算机博士。

据美国东南大学的统计，科技MBA的失业率为零。科技MBA在中国被称为技术MBA（一般是要有一个技术学位再加MBA的复合型人才）。在普通MBA由于对技术专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不理解而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时，美国的国际大公司就开始寻找既懂管理又懂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人才。这样的特殊人才，是当今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国际大企业特别紧缺的，他们是公司的中枢。

西雅娜在其内部的一份文件中也规定，今后公司主管级的任命必须是技术MBA，公司提供全额奖学金，帮助有希望学习MBA的技术干部。著名的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也证明：90%的企业主管认为，技术领导人对其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普通的MBA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代的公司必须依靠技术经理的管理（我觉得随着中国全面加入WTO，中国的大企业也必然要适应国际化。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国的企业，也不得不开始注意有关技术MBA的培养）。我最终放弃了攻博，改攻技术MBA。

龚克在希腊海滩边的留影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人，必须是一个能快速适应环境的人，一个有勇气、能知难而上，又不是十分虚荣的人。我发现美国人一般比较实用，怎么有用就怎么做。MBA的学习使我学到了许多管理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这几年的高科技管理工作的帮助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人际交流、用先进的制度而不是人治来管理，以及质量化优选方面，体会很深。

去年我又决定到美国林学院担任教学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教务长，该职务属校级主管，我主要向校长负责。在那里我运用自己多年的信息技术经验，再加上从MBA学来的管理知识，我觉得我的能力一下子就提升了许多：看问题的眼光更远了，做事更冷静、更讲究策略了，能较快地从事管理工作了。我管理着约80万美元的日常技术经费和一群高科技人员。因为我能对市场经济各种核算方式、市场前景的预测以及IT系统理解得较深，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比较得心应手，与各部门的协调关系也处理得较为妥善。

在美国，从一般技术工程师升到技术主管往往需要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的专业工作能逐渐磨炼成一名熟练的技术领导。我被委派为技术及教学研究的教务长。其间用了大约7年的时间。而技术MBA这条路，使我走上了一条职业之路。在克林顿时代，约70%的中国留学生都在从事IT工作，但真正能做到技术主管的却很少，现在国内出国留学的也越来越多，如果有志于从事技术管理，那么请考虑技术MBA。

弹指一挥就是14载，风风雨雨，厉经磨难在海外，深感对祖国的贡献太少。我深切地觉得有一种使命感，我要把在国外学了十几年的知识用来报效祖国，回馈祖国和人民，在国家建设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在国家全面进入WTO、上海成功申办世博的大环境下，也许又到了我该下决定的时候了。当下一次《世界科学》杂志再邀请我写点什么的时候，兴许我已经成了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