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技术预测”(Technology Forecasting)与“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y)是两个相互区别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技术预测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定量预测方法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在企业界,量化的技术预测却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70~80年代,基于德尔菲法的技术预见开始流行。20世纪末,技术预见形成了一股世界潮流,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酝酿开展预见活动。从技术预测到技术预见,反映了人类对未来的态度在变化——从“适应未来”到“塑造未来”;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在变化——从使用单一方法解决单一问题到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解决系统性问题。
技术预见的精髓是“着眼于远期未来,沟通、协商、合作与承诺”,这决定了预见活动的核心方法是德尔菲法。但技术预见不仅是对技术前景本身的展望,而且是对远期未来的系统性探索。未来的预见活动更加强调需求导向,强调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强调预见结果的决策支持作用,强调对预见结果的跟踪和监控;因而综合使用多种有效方法,并在实践过程中进行集成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从技术预测到技术预见:实践的演进
技术预测活动的发展历史
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的推测和预言活动早已有之。20世纪40年代,由于军事和经济竞争的需要,技术领域的预测工作(Technology Forecasting)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40~60年代,定量预测很受重视,尤其是在军事和航天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在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需要确定研究开发的优先领域、投资规模和时间进度,因而借助数学方法进行的预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70年代,这些预测方法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
然而,到60年代末,在民用部门,这种量化的技术预测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但在军事、航天部门仍然很受重视。70~80年代,技术预测在民用部门一直备受冷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任何预测都是基于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等一系列假设条件而进行的(尤其是定量预测,对于假设条件的要求非常严格),假设条件一变,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就要下降。6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预测专家要做出与实际偏离不大的假设非常不容易。其次,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工商业活动的复杂性增大了。从原材料的来源,加工过程的各个阶段,直到流通与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宽。传统的预测方法很难适应这种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因而厂商对技术预测的需求下降了。
在量化的技术预测趋于式微的同时,一种定性预测方法——德尔菲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因为在预测活动中,征询专家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德尔菲法在这方面有其它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故而企业和政府部门都趋向于利用它来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从技术预测到技术预见的演进
“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最初就是以德尔菲调查为核心的一种预测活动。据考证,将“foresight”一词用于“对未来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但其流行则到80年代才初见端倪。牛津字典对“foresight”的解释是“ability to see future needs;care in preparing for these”(发现未来需求的能力,为这些需求做准备的努力)。
从“技术预测”到“技术预见”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变化,后者所涵盖的内容要广得多。目前,世界各国对“技术预见”尚无统一定义,但其各自表述的内容却非常相近。笔者认为,英国学者Ben R. Martin的阐释比较全面: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有步骤的探索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和通用新技术”。
Martin认为,“技术预见”活动具有五个特点:
(1)它对未来的探索过程必须是系统的;
(2)预见着眼于远期未来,时间范围一般为5至30年;
(3)预见不仅关注未来科技的推动因素(science/technology push),而且着眼于市场的拉动作用(market pull),也就是说,预见既包括对科学技术机会的选择,也包括对经济、社会相关需求的识别;
(4)预见的主要对象是“通用新技术”,即处在竞争前(pre-competitive)阶段的技术,WTO规则允许政府对此类技术的R&D予以一定支持;
(5)技术预见必须关注未来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它对环境的影响),而不仅仅着眼于其经济影响。
传统的“技术预测”目的仅是准确地预言、推测未来的技术发展动向;而“技术预见”则是旨在通过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及带来这些发展变化的因素的了解,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提供作为决策基础的战略信息。预见活动的假定条件是: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最后到底哪一种可能会变为现实,则要依赖于我们现在所做出的选择。因而就对未来的态度而言,预见比预测更积极。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推测”,而且更多的是对我们(从无限多的可能之中)所选择的未来进行“塑造”(shaping)乃至“创造”(creating)。
技术预见的世界潮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预见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均开展了基于德尔菲调查的国家技术预见活动。日本继1971年完成第一次大规模技术预见活动之后,每五年组织一次,至今已经完成了七次大型德尔菲调查。荷兰率先在欧洲实施国家技术预见行动计划,其后德国于1993年效法日本组织了第一次技术预见;英国、西班牙、法国、瑞典、爱尔兰等国继之而动。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印度、新加坡、泰国、土耳其及南非等大洋洲、亚洲和非洲国家也纷纷开展了预见活动。虽然美国没有开展基于大规模德尔菲调查的技术预见,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自1991年以来每隔两年发布一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对未来需要重点发展的技术领域进行预测和选择。
技术预见受到这么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技术和创新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为其奠定基础的通用新技术和战略性R&D变得越来越“昂贵”,企业无法单独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但有限的R&D经费难以满足所有领域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通过选择来确定优先支持项目。技术预见恰好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优选工具。
(2)国家(地区)创新体系的效率高低,关键不仅在于其单个成员的绩效,还在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如何。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构筑和加强体系内各成员之间的联系。“技术预见”恰是一种实现该目标的工具——利用德尔菲调查等形式来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长远发展战略问题,使人们对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达成共识,从而相应调整各自的战略,乃至达成合作意项。简而言之,技术预见提供了强化国家(地区)创新体系的一种手段。
(3)对未来技术发展动向的预测是一件复杂的、高成本的工作,中小企业往往没有能力开展。政府通过组织系统的技术预见活动,可以促使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未来技术发展的机会,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
(4)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大量福音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许许多多问题的包围之中。技术预见让人们对技术发展给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可以发挥一定的预警作用。
常用的技术预测方法
技术预见主要是通过德尔菲调查,集合官产学研各方面专家的集体智慧来完成对未来的探索与选择;但每一位专家在做出对未来的判断时,仍需借助传统“技术预测”方法的支持。因此,技术预见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对传统预测方法的理解和把握。
广义的“技术预测”可以分为两大类——探索性预测(exploratory forecasting)与规范性预测(normative forecasting)。“探索性预测立足于现有技术,做出关于未来技术发展的预报。规范性预测是在假设探索性预测所预言的未来技术革新确能实现的情况下,指出实现这些技术的方式或方法。”如果技术预测的最终结果是要形成企业或政府部门行动计划的基础,那么就需要将上述两种类型的预测结合使用:首先通过探索性预测方法确定按计划所作的努力要达到的目标;然后根据该目标的要求,用规范性预测方法选择要采取的相应措施。不过,狭义的“技术预测”主要指探索性预测。
探索性预测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新机器、新技术、新工艺;(2)怎样对它们进行度量,或者说它们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水平;(3)什么时候可能达到这样的性能水平;(4)它们出现的可能性如何、可靠性怎样。我们可以据此概括出探索性预测所包含的四个因素:定性因素、定量因素、定时因素、概率因素。
规范性技术预测方法主要建立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将预测系统分解为各个单元,并且对各单元的相互联系进行研究。规范性预测常用的方法有:矩阵分析法、目标树法、统筹法、系统分析法、技术关联分析预测法、产业关联分析预测法等,规范性预测方法在系统工程、运筹学等学科中均有所涉及。
技术预见的一般方法及其改进
技术预见的一般方法
技术预见不像技术预测那样,通常是基于现有知识,使用一个假定概率进行推测;它是信息占有者与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s)共同参与的前瞻性活动,是分析和综合过程的结合。“着眼于远期未来,沟通、协商、合作与承诺”是技术预见的精髓,这决定了其核心方法必然是德尔菲法,但在预见活动的实施过程中离不开诸如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情景描述(Scenario Building)等其它预测方法的支撑。
在此,我们以“英国技术预见计划”(The UK Technology Foresight Programme)为例,描述以德尔菲调查为基础的预见方法运作过程。英国技术预见计划的推进可分为三个阶段:预见准备阶段、预见实施阶段和预见结果的应用阶段。每一阶段都涉及到大量的研究、组织和协调工作,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有许多Know-how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因此,预见计划的成功实施并非易事。
技术预见方法的改进
为了找到最合适的路径,一些国家在开展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预见行动时,都试图对预见方法和程序进行局部优化,以获得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同时,对预见结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开展有效的跟踪和监控,以强化其决策作用。下列4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技术预见更加强调需求导向 未来技术发展方向是科学技术自身演进、市场需求推动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某些技术领域,后者的影响更大。因此,在预见活动中,如何更好地把握未来的技术需求,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日本就曾在第七次技术预见调查中增设了“社会经济需求”领域,其中又分“新型社会经济系统”、“老龄社会”、“安全”三个子领域。经过调查,征集到的专家意见归纳为60条技术需求。
技术预见更加强调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 让技术专家以外的更多相关利益人参与预见活动,进行积极、有效的对话,是保证预见结果可靠性的一条必经之路。互联网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平台。德国2001年启动的“Future计划”就是让各领域专家通过网络参加“虚拟研讨会”(Virtual Workshop),“听”到更多其他专家的声音,也让自己的想法被更多的人知道。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让更多的相关利益人参加预见行动,不等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否则预见结果的权威性、可靠性就无法保证。
更加强调预见结果的决策支持作用 虽然基于沟通、协商、合作的技术预见活动过程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如果预见结果难以满足决策者的需求,那么技术预见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对通过德尔菲调查获得的信息进行充分、有效的加工便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将成熟的政策分析方法引入预见行动计划,是比较可行的。
更加强调对预见结果的跟踪和监控 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容易侵蚀预见结果的可靠性,但大型德尔菲调查耗资巨大,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依靠开展技术预见形成的专家网络,加上诸如文献计量、数据挖掘等其它方法的支持,实现对关键技术发展趋势的跟踪和监控是完全可行的。日本“科学技术预见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esight Center)2001年1月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利用技术预见活动形成的专家网络,定期收集、整理关键技术发展动向,并从当年4月开始,每月出版一期《科学技术发展趋势》(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ends),为各方面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
结束语
技术预见作为一项由各行业、各部门的大量专家参与,集中关注于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和系统性探索活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必将是积极的、深远的。从技术预测到技术预见的演进,反映了人类对未来态度的变化——从“适应未来”到“塑造未来”;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变化——从使用单一方法解决单一问题到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解决系统性问题。技术预见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集成创新,找到预见活动更有效的运作模式,获得更令人满意的预见结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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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科幻小说家H.G.Wells曾幻想有一个由“professors of foresight”组成的机构,能够预言未来技术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