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市从2001年起启动“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在对信息、材料两大技术领域进行预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以及北京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技术课题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本文重点介绍北京市技术预见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思考，并提出完善预见计划、加强预见能力建设的一些建议。
北京技术预见行动的国际背景
“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是对科学、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有步骤的探索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和通用新技术。
自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组织技术预见调查活动以来，“技术预见”先后得到了发达国家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纷纷实施技术预见行动计划，在全球掀起了一股预见研究与实践的浪潮。
出现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类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迈进，人们普遍认识到，获取关键技术优势成为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政府必须将有限的公共科研资金投入到关键技术领域，而关键技术的选择只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确保政府投资发挥出最大效益。“技术预见”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优先领域选择的工具。
近年来，构筑“国家创新体系”成为科技政策研究和实践的一个核心内容。创新体系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其单个成员（企业、国家实验室、高校等）的绩效，而且还有赖于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构筑和加强体系内成员之间的联系。在技术预见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和学术研讨会等形式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长远发展战略问题，以加强官、产、学、研各领域专家的直接和间接沟通，使人们对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逐渐达成共识。
国外技术预见活动不仅在国家层次上进行，而且也在区域层次上开展。例如在英国1999～2000年技术预见活动中，各地方政府都组织了自己的专家队伍，根据本地区技术、市场的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小型预见活动。地方政府所组织的不仅仅是一次德尔菲调查，而且还包括大量为企业服务的后续活动，如将专家对未来的设想及时传达到本地区的企业及其它支撑部门；直接协助企业进行战略规划；创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将囊括区域预见小组对未来的构想及其它相关资料；安排企业到其它预见活动开展较好的地区学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开展技术预见也势在必行。而在拥有科技、经济、政策、人才等多方面优势的北京市，在国内率先进行技术预见，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2001年7月，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心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实施的“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正式启动。
北京技术预见行动方案
“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官产学研联合，把握塑造未来。其目标是构建官产学研互动的平台和沟通、协商与协调机制，强化官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各方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及其作用形成共识，并据此相应调整各自的战略；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关注未来的预见文化。
“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采用德尔菲调查、专家会议和有关政策分析方法，在对信息、材料两大技术领域进行预见调查的基础上，探讨未来20年内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合中国信息、材料产业部门竞争的环境和技术需求分析，提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的10个战略技术课题和相关政策措施；并结合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提出北京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技术课题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
简而言之，整个“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包括下述三项任务：技术预见德尔菲调查，政府宏观政策选择，区域行动计划研究（见图1）。
专家队伍建设
在德尔菲调查开始之前，参与调查的专家队伍建设及技术课题的预选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步骤。“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课题组首先通过文献调研、网上搜索等手段，掌握了中国信息、材料两大技术领域一批权威专家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专家发函，请他们再提名其他有资格参加技术预见的专家。
截止2001年12月31日，在信息技术领域，有103位专家回函表示愿意参加技术预见活动。这些专家来自几类不同部门，其中，大学教授62名，占60.19%；科研院所的研究员25名，占24.27%；企业高级工程师14名，占13.59%；政府管理部门及其它组织的专家2名，占1.94%。回函专家中有两院院士6名，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首席科学家、专家组成员17名。
在材料技术领域，收到回函126份。参与预见活动的专家中，有大学教授65名，占51.59%；科研院所的研究员37名，占29.37%；企业高级工程师18名，占14.29%；政府管理部门及其它组织的专家6名，占4.76%。回函专家中有两院院士7名，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首席科学家、专家组成员14名（见表1）。
技术课题预选
对于技术课题的预选，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像日本这样持续从事技术预见的国家，每次预见调查其实就是对前一次预见结果的修正过程，技术课题预选相对容易。但如果是初次开展预见，专家缺乏对“技术预见”内涵的基本认识，没有前瞻远期未来的初步准备和积累，在短期内提出合适的技术课题就稍显困难，因而借鉴国外经验，参照其他国家最新预见结果来酝酿技术课题就显得非常必要。例如，1992年，德国在初次开展技术预见时，曾将日本第五次预见结果作为范本。
为了使专家领会“技术预见”的内涵，了解国外最新动态，掌握描述技术课题的基本方法，“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专门制作了相应网站（http：foresight.casipm.ac.cn），并翻译了日本、英国等国家最新的预见结果提供给专家参考。
国外一般将未来技术的发展阶段分为4类：①原理阐明；②开发成功；③实际应用；④广泛运用（见表2）。“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也借用了这种分类方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得到了如表3所示的技术课题初步预选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预选的技术课题还存在以下各种问题：
◇不同专家所提技术课题层次不统一，有的非常具体，有的则过于宽泛；
◇某些技术课题不一定是未来20年中国需要重点发展的对象；
◇专家对一些技术发展前景的估计过于保守，一些则过于乐观；
◇不同专家所列技术课题虽然提法不一，但实际上有所重复；
◇多数技术课题的前瞻性不够强，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课题未被考虑在内。
因此，在获得预选结果以后，再通过召开专题讨论会，请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筛选、凝炼技术课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实践的问题与思考
我国的技术预见实践刚刚起步，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相们我们的点滴经验与思考会对国内同仁有所启发：
技术预见是一项“工程”，组织管理非常重要。联合官产学研各部门成百上千名专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合作完成对未来的预见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技术预见开展之前，成立有足够影响力的项目推动机构和具体执行机构，做到组织、人员、职能三个到位，并实施有效的过程管理，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专家智慧的挖掘与集成模式需要创新。我国绝大多数技术领域的发展尚处于“跟踪”阶段，缺乏前瞻远期未来的文化土壤。因而，需要通过多方位的宣传，多种形式的培训，使专家逐渐接受“技术预见”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预见文化”，籍以挖掘和集成专家的智慧。
技术预见活动时程宜短不宜长。当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单项技术取得突破所需时间越来越短，因而一两年之内，专家对某项技术前景的认识就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了保障预见结果的可信性，适当加快技术预见活动的节奏，缩短时间安排就显得非常必要。
关键技术发展趋势跟踪、监控体系的建立应提上日程。为了有效利用大规模德尔菲调查结果，并为开展下一轮调查做准备，需要建立技术发展动态监控平台，通过文献计量、数据挖掘、技术图谱（Technology Roadmapping）等方法对基于德尔菲调查结果遴选的战略技术课题的发展状况进行跟踪、监控，及时更新技术课题清单。
要加强技术预见能力建设。技术预见是一项需要持续开展的活动，因而及早着手建立技术预见数据资料库（包括未来关键技术课题库、政策信息库、专家库、预见方法库等），为开展下一轮预见调查，扩大技术预见结果的推广与应用做准备，增强国家（区域）技术预见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