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之一的哈罗德·瓦默斯(Harold Varmus)，曾与迈克尔·毕哓普(Michael Bishop)一起通过对逆转录酶病毒的研究，揭开了致癌基因的细胞来源而获得1989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1990年代，瓦默斯曾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现任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主任，前不久受命担任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但直到不久前，诺顿出版社出版了瓦默斯的自传《科学艺术与政治》一书之后，人们才了解到他在科学界的真正影响力……

 

　　除了对一些重大课题进行探索之外，一直以来，瓦默斯还是一位科学事业的积极倡导者。譬如，为了让更多的美国科学家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发展的事业中发挥作用，瓦默斯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美国科学家》杂志副主编凯瑟琳·克拉比(Catherine Clabby)不久前就瓦默斯的科学生涯和美国目前的一些科学政策等问题采访了瓦默斯本人。

 

　　克拉比：您曾想过要为自己写一部自传吗？

 

　　瓦默斯：在任NIH院长期间，我觉得自己确实想要写一些东西，唯一的问题是没有时间。但与诺顿出版社签订了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演讲并辑录成书的合约之后，只好抽出不少时间投入这件事中。当然，它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因为书中所述关于事业道路、科学和科学政策等问题，显然多于满足人们对于我个人生活的好奇。但我想要说的一些东西，包括如何选择科学事业，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满足感等，我已经说得非常多了。

 

　　克拉比：年轻时，您作为一名科学家所待过的地方对您来说重要吗？

 

　　瓦默斯：我所待过的一些地方事实上对我来说相当重要，NIH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是想躲避战争，但同时也因为NIH在当时是一个培养医学科学家的一个极为出色的培训基地。我想，这一方面我在书中可能谈得较少；而哥伦比亚医学院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的名气令我激动和向往。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吸引力在于它的朝气，我在那里遇见了许多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它与一些传统的搞医学科研的地方不同，令我产生一种全新的感觉。

 

　　克拉比：年轻科学家如何在一些研究机构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瓦默斯：观察你所处的周围环境，去发现并投身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每一个实验室都有许多有待研究解决的课题，去发现那些让你振奋并有希望取得成果的课题，寻找与你志趣相投的人并与其合作。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环境，同时也为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寻找一个合适的定位。

 

　　让我们再来谈谈科学政策。在科技资源的激烈竞争中，像NIH这样的研究机构如何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更倾向于临床实践的应用科学研究中进行利弊轻重的权衡呢？

 

　　就像其他任何投资者一样，NIH的决策者必须要建立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不能将所有的力量都投资于基础研究，那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但只投资于临床实验，只针对于某种特殊疾病的研究也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些在糖尿病研究和癌症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人是多么的引以为自豪，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DNA重组技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化学等基础研究成果之上的，投资多年的基础科学研究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最近我曾与人聊起，通过破译病毒基因组和对各种酶的了解，以及开发能够抑制艾滋病病毒的新药，使得艾滋病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这些领域内的基础工作却是完成于1970年代，也并非人们对艾滋病感兴趣而去研究这些的，因为那时艾滋病还不为人们所知。最初进行这类研究是人们对引起动物癌症的一些病毒感兴趣，人们对癌症病毒是如何自我复制的兴趣导致了这些领域内的许多发现。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战胜了艾滋病――我们还没有。我们仍然迫切需要能遏制艾滋病传播的办法，需要通过疫苗或者其他办法阻断病毒感染的技术。但事实是，由于人们对逆转录酶病毒致癌研究的兴趣，对于识别这种病毒并开发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当你在为一个研究机构建立一个研究规划组合时，有必要敏锐地去感知基础生物学一些广泛性的课题。

 

　　克拉比：您在书中写道，希望NIH能有一个结构上的变化。为什么？

 

　　瓦默斯：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从头开始的话，许多现有的研究机构都可以合并。我从没认为我们能够重建NIH，但我确实觉得通过这一可能引起争论的说法，可以达到某种目的。首先，可以让美国国会对以下事实引起关注：研究机构太多；NIH难于管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机构膨胀的现象再继续下去。2006年通过的NIH再授权法，表明不可能再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其次，如今NIH有一个科学管理监督委员会，将对NIH的组织机构进行审查；再次，许多研究机构以一种自发的方式进行合作研究。我与各研究所所长的关系一向都不错，但我越是努力想要在内部设立新的科技发展部门的时候，却越是发现无法行得通。因为这意味着研究所要舍弃为“大锅饭”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从而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克拉比：你觉得奥巴马政府的科学政策与克林顿政府的科学政策会有什么不同？

 

　　瓦默斯：这很难预测。奥巴马继承了一大堆困难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得到科学界的强力支持：能源、气候变化、公众健康和教育等。在我看来，奥巴马对科学发展非常重视，是他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我们知道，科技创新是社会经济成功发展的主要推力之一：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然而一些事实通常会被忽略，如人们喜爱的新款iPod、最新的医学器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新能源的开发前景，所有这些都需要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如果没有科研资金和健全的科学政策，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繁荣兴旺的前景。

 

　　奥巴马明白这一点，所以就有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任命：譬如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局长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白宫首席科学顾问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等，奥巴马努力使这一班子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充满活力地迅速运转起来。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来自白宫方面的强力支持，即使这只是一个开端，毕竟要摆上议事日程的事情多如牛毛，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尽管克林顿政府继承了财政赤字，但不像奥巴马继承了一个一路下滑的经济低谷。

 

　　克拉比：你觉得一些有争议的科研问题，譬如，人类干细胞研究能远离美国政治吗？

 

　　瓦默斯：我觉得这是可能的。英国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不错，他们联合起一些专家小组并接受他们的意见，制定了一些适用于科研人员的科技政策，关键是取决于你是否拥有进行某项科研的能力。在美国，我们缺少这种专家驱动型的解决办法，而往往是从联邦资金如何分配的角度去考虑。我觉得在美国实行英国模式是可行的，但需要作出许多改变。譬如，在国会设立科技评估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在必要时，国会就可以获得技术上的评估意见。

 

　　克拉比：随着您声望的提高，您是否希望全球科学联合会(Global Science Corps)的未来发展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瓦默斯：这正是我通过一个叫做科学振兴团体(Science Initiatives Group)的一个私营部门所做的事情。最近我在医学学会开始组建一个委员会，准备对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所起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我们向奥巴马政府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譬如，向贫困国家进行健康卫生和科技发展方面的投资应该成为我们对外政策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那么做，因为我们应该那么做，事实上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国家安全和声誉来说也是有益的。

 

　　关于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资金，我们也有一些建议。布什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最好的遗产之一，就是布什总统确实为艾滋病研究投入了许多资金，尽管坦率地说并没有多得令我们可以大肆夸耀的程度。当然这些也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否则许多依靠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维持生命的艾滋病人就会死去。但我们认为抗艾滋病计划可以进一步扩展，将更多的重点放在预防上。除了集中攻克如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重大传染性疾病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一些被忽略的热带病、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和卫生保健系统上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