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和制造业模式的改变，不仅要有科技革命的先导，更要求理念的更新、体制的转变和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对此，中国准备好了吗？
又一本书风靡了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使人不禁想起了另一本书：《第三次浪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它挟带着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滚滚浪潮，撞击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国人心灵，让人们不仅看到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更了解到世界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新的变化。由此，一场“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成为那一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强音。
当时，我刚进文汇报不久，记者的敏感和求知的饥渴，促使我卷入了这股浪潮之中，并从此对研究大趋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立志能像该书作者托夫勒那样，成为一名能从身边发生的新事物中看出未来趋势的记者。尽管至今我都未能实现这一夙愿，但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我和文汇报科技部同事的主要关注点。因此，当读到《笫三次工业革命》，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和理念，对正为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焦虑、为中国和上海今后的发展走向做思考的我们，如醍醐灌顶，看到了一幅崭新的未来发展图景。
先觉者领跑未来
自2008年开始的这场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没有消退，而最近发生的欧债危机，又雪上加霜，让人倍感这场寒冬的凌厉和持久。无论是刚结束的二十国首脑峰会，或群贤毕至的各类论坛，似乎都没有找到摆脱这场危机的有效药方。关心着全球问题的人们，从电视等媒体上看到的，不是这里的萧条，就是那里的冲突。其实，寒冬中仍有报春花含苞待放。杰里米·里夫金的《笫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一朵报春之花。实际上，他在几年前就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念和构想，并已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开展了试验。有人认为，欧洲已“骑虎难下”，一些频频亮相于荧屏上的国际问题专家，也只会大谈别人家的危机、对抗与冲突，而对危机中孕育的转机，对世界发展将出现的新趋势，却显得如此地闭目塞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关心眼前的事务和表面的现象，而不关注深层次的变化和新的发展趋势，是十分短视甚至危险的。从当年的《第三次浪潮》，到今天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都反映了研究当今世界新趋势、新潮流的重要。32年前，托夫勒就提出，第三次浪潮的能源结构特点是：原料大部分可以再生，资源广泛，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然而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以及能源生产方式将走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必然性。直到油价飙升到147美元一桶，高油价引起的全球性通胀，终于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许多人还是没有认识到这次金融风暴背后的真正原因。
于是，尽管各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或斥资刺激经济、或政府援手救助、或以紧缩政策减少债务，但由于没有找准病根所在而下药，结果都并不理想。正如里夫金所指出的：大部分美国人仍不接受化石燃料时代就要终结的事实，不愿承认曾造福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目前正举步维艰。这一情况在中国不也同样如此吗？对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并没有因危机的警告而趋于减少。在相当一部分决策人士中，认为“后碳时代”还是遥远的将来，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危机视而不见，甚至还津津乐道于眼前的高增长率，以中国式的阿Q精神，怜悯地谈论着受危机困扰的欧盟朋友。
尽管欧盟还没有能摆脱危机，但面对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他们是先觉者和领跑者。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英国，都在规划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蓝图。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静悄悄地开始。而我们只满足于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能大量出口德国等欧盟国家，光伏电池一下成了许多地方出口创汇的重点产业，并希望有更多无锡尚德的施正荣式传奇出现，而自己对太阳能电池板的采用率，却不到产量的百分之几。这使人不禁想到当年中国人造出了火药，但只会用于爆竹的历史。
中国应顺势而为
当年，托夫勒有一句名言：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与富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中，确实像刘翔一样创造了奇迹。那么，在这已经来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呢？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上，杰里米·里夫金在中文版序中，已对中国的现状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在热切的期望中也做了善意的告诫。他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只要中国提高补贴和改善输电网络，至2030年风力发电就可满足中国所有的电力需求。他还说：中国也是世界上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生物能与地热能的总量也相当可观，其漫长的海岸线蕴藏有未开展有效利用的潮汐能。可以说，中国在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一样，每平方米的可再生资源潜力要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但是，中国陷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的角力之中。由于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这一诱惑使中国倾向于更加依赖日渐式微的传统能源。
杰里米·里夫金的分析，是非常中肯的。确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如果继续依赖化石能源与技术，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的负担、环境的污染将会越来越严重，从而制约这部经济列车的快速前行；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推动整个亚洲向后碳社会的转型。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模式，还为中国摆脱发展带来的环境困境，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众所周知，尽管中国目前的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仍在许多国家之后；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存在着人均与总量的巨大反差。然而，我们的人均指标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消耗的资源将使地球不堪负担。或许，这也正是有的国家要抑制中国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是，能过上世界平均水平以上的日子，毕竟是中国的当政者与13亿人的共同愿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准备好了吗？
确实，中国人民有权利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以能都用上充足的电、拥有便捷的车。问题是，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求发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模式下求发展，能源、原材料等资源性的制约，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当我们也能将一幢幢建筑物，变成微型电厂，使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潮汐能等再生能源成为主要能源；当我们能以3D制造取代大量的车、铣、刨，在材料加工中极大地减少资源的损耗，那么中国人均经济指标的大幅度提高，将能摆脱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好选择。
为此，杰里米·里夫金开宗明义地说道：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这自然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不过，我对此仍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能源和制造业模式的改变，不仅要有科技革命的先导，更要求理念的更新、体制的转变和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对此，中国准备好了吗？从目前的状况看，各方面的距离尚远。中国的国情是复杂的。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惯性、传统工业形成的思维观念，再与眼下的权贵经济、诸侯经济，相互交叉、迭加、合流，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积重难返的沉疴。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打破金字塔式的结构，建立起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适应的扁平式结构，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决策者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还要有大胆地推进改革深入的勇气和魄力。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革命，还涉及到文化、教育、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如今，这场革命已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启动，得到了一批政治家的支持，而我们如果漠然视之，依旧循着传统的轨道发展，那将失去一次让中国能真正崛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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