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科学的进展并非作为一个传统的学科，而是以执法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因此，从指纹分析到毛发纤维比对这些绝大多数的日常刑侦手段并未受到传统学术研究的影响及审查。《自然》杂志审视了学术界和法医实验室之间的差距，探讨两个领域的合作方法，以期科学在法庭上能扎下更坚实的基础。

　　弗雷迪·李·霍尔（Freddie Lee Hall）喜欢赌博，不过他常常失手。赢了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他乐于把赢来的钱还给输钱的朋友，还会搭上他自己在佛罗里达州摘果子挣的所有工资。他的朋友们对此举赞口不绝，这令他感觉良好。

 

　　霍尔也需要感觉良好：法庭的文件已经非常清晰。他在佛罗里达州一个贫穷的小镇韦伯斯特长大，有16个兄弟姐妹，他们都比他聪明得多。如果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妈妈就会揍他，有一次他甚至被拴着装在一只袋子里吊在火炉上。他说话结巴、没上过学、害怕黑暗、生活无法自理。他的姐姐戴安娜告诉法庭：“即使他（年龄上）已经是成年人，但在智力上还是个孩子。我真希望能保护弗雷迪·李，让他免受外界的伤害。”

 

　　但他终究无法逃脱周围的世界。1978年，霍尔和他的朋友麦克·拉芬（Mack Ruffin）决定抢劫一家便利店。他们需要一辆汽车，于是胁迫21岁的孕妇卡罗尔·赫斯特（Karol Hurst）将车开进树林。他们强暴并杀害了她。之后，其中一人又射杀了一名副警察局长。两人随后被捕、受审，并被判犯有谋杀罪，法庭认定霍尔是主犯。拉芬最终被判终身监禁，而霍尔则被判处死刑。

 

　　历经35年将死刑改判终身监禁的上诉败诉后，霍尔的案件将提请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他曾犯下的罪行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佛罗里达州采用智商测定的分数作为判处他死刑的依据。

 

　　2002年，最高法院已经裁定了对智力障碍人士的执行准则。但霍尔的律师们有望力争辩驳，很多州采用过时的方法评估智力能力，几乎或者根本不考虑现有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10个州，任何人只要智商超过一定的分数，通常70分，就被默认为有智力能力，可以判为死刑。心理学家们认为，智商测试的精确程度还不足以划定如此的“聪明线”。有几位审核此案件的专家认为，霍尔的智商在60到80之间，很多州不会考虑对他判死刑。其中一次庭审文件中引用临床医生的话说，“霍尔智力迟钝，一直以来智力迟钝，后半辈子也是智力迟钝。”

 

　　关键还取决于最高法院如何决定此案。据估计，美国死囚牢房里3 100多名死刑犯中有20%可能有相当程度的智障。南希·海顿（Nancy Haydt），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市的一位律师，正在整理一个有关死刑案件中智障情况的抗辩数据库，南希表示霍尔如若被免判死刑会引发上百人的上诉。

 

　　然而，很多心理健康专家希望法庭能够就此处理得更广泛一些。去年12月的案情摘要中，包括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和美国精神发育迟缓协会（AAIDD）在内的专业组织倡议法庭能够制定新的法律标准来体现目前在智力方面的科学研究。心理学家们的观点是，智商测试并非设计用于测试犯罪心理。他们认为智力的现代定义中，包含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社交及社会行为的能力。

 

　　智商在法律裁定中的影响开始于2002年，当时有一位弗吉尼亚州的男性，达里尔·阿特金斯（Daryl Atkins），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对他的死刑判决。阿特金斯与一名同犯1996年因谋杀他人被捕入狱。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并且阿特金斯的同犯与检察官达成妥协：他举证阿特金斯当时持枪射杀，以换得他本人的终身监禁从而免除死刑。阿特金斯当时被测智商为59，整个庭审期间面带微笑还乱写乱画。

 

　　最高法院认为，判决一个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会带来的后果以及法律诉讼程序的人死刑是“残忍且不合常理的”。他们于是将阿特金斯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并认为死刑不适用于那些依照AAIDD的标准被诊断为“智障”的人员。该组织对“智障”的定义包括三方面标准：智商测试低于平均分（70分）两个标准差；无法适应和应对社会；有证据显示18岁以前就已经开始出现智障。

 

　　然而，最高法院要求各个州自行决定如何执行阿特金斯标准来处理智障。很多州所做的选择产生的问题，这三方面都有。

 

　　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一位联邦助理辩护人哈里·西蒙（Harry Simon）表示，说到智商的标准，例如，“很多州的态度是：‘我们想怎么定义智障就怎么定义。’”佛罗里达州的界限：智商测试超过70，被判死刑的被告则不能上诉。有些州甚至更严格：在俄克拉荷马州，被告任何时候做过的智商测试分数超过75，则默认为有条件判处死刑。

 

　　萨克拉门托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支持死刑，其法务总监肯特·萨依德格（Kent Scheidegger）表示，问题在于阿特金斯案件判决本身。他说：“该案件创造了一个法律规则，即我们必须明确地将人分成两类：智力迟钝和智力正常，并将他们区分对待。目前实际操作中我们界限不清，所以本质上就是个问题。”

 

　　萨依德格表示，每个州目前都遵循各自的方法。如果没有特例，其“聪明线”规定适用于所有被告，以避免出现判决结果取决于某一方有更好的心理学专家的偏颇。援引最高法院悬而未决的案例，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做出评论，但其法庭摘要中认为，有利于霍尔的裁决会导致“各州宪法界限模糊，不断变化，有时甚至自相矛盾，通过不同组织制定的诊断标准会扩大阿特金斯案件的影响力范围。”

 

　　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基思·韦德曼（Keith Widaman）表示，临床医生们普遍反对“聪明线”测试，这并不仅仅因为智商测试本身有大约10点的误差。此外，大多数被告已经采取了几次智商测试，并获得了一个分数的范围，根据测试类型和不同的测试版本其中的变化很大。韦德曼指出，最常用的智商测试之一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只有几个问题用于测试人的智力正常范围以下的边界：大约在70上下。

 

　　此外，测试本身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演变。依照惯例，它们集中于“固化的”智力，包括诸如一个人的知识和理解能力这样的因素，比如理解文本。但是，韦德曼也说，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测试设计者们越来越强调“可变的”智力，即一个人吸收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对复杂问题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能力。

 

　　解读测试分数非常复杂，尤其是其中的弗林效应：测试中智商平均值每10年上升约3点。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缘由，也有人提出的解释范围包括从营养良好和产前护理，到学校里的不断提高标准的测试。

 

　　每10年左右，心理学家们必须重新制定智商测试的标准，如WAIS，以保证人口的平均智商保持在100。这意味着，死囚犯人如凯文·格林（Kevin Green），1991年用1972年版的智商测试，得分71，但用1991年版的智商测试就可能只有65。2000年格林被判处死刑，其后他的律师们提请上诉，认为法庭应该根据弗林效应更正判决。尽管如此，格林的分数超过了弗吉尼亚州制定的70的分界线，他还是于2008年被执行死刑。

 

　　然而，霍尔与佛罗里达州法庭之间的纷争聚焦于智商测试的测量标准差，一些心理学家们希望法律来反映对智力的更广泛的理解。阿特金斯案件的顾问之一，科罗拉多州法医心理学家斯蒂芬·格林斯潘（Stephen Greenspan）表示：“把智商测试认为只是单一的数字已经是个过时的概念，没有任何科学有效性。”

 

　　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说道，这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美国医院和医疗服务机构都使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其最新版本刻意回避设置任何数据作为诊断智障的限制。哈里斯也是该手册中涉及这个问题的章节的作者。他解释说，智商测试无法确定一名被告在社会中的行为能力。“如果有人说‘你跟我去抢银行我就给你奖励，这事很有意思，我还会让你拿着枪。’这些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表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

 

　　这是阿特金斯案件第二个标准涉及的内容，“调适能力”，根据DSM-5手册，它与智商分量等权。该能力涉及移情和社交技能，以及冲动控制和判断力在内的各种因素。哈里斯说，这些都和标准的智商分数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考虑到大脑损伤的因素。拿迈克尔·扎克（Michael Zack）的案子来说，迈克尔·扎克因为谋杀了一名他在酒吧认识的女子，1997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佛罗里达州的死囚牢房里。在几轮的庭审中，他的律师团和一位心理学家辩称，扎克因其母在孕期酗酒而造成其脑部损伤。尽管胎儿酒精谱系障碍并不一定低于智商测试的标准值，但它的确会对人的中脑造成严重的伤害，其后果则影响体验学习的能力以及对个人行为后果的预测能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扎克智商测试获得79分，但其心理成熟度只有10岁孩子的程度。

 

　　心理学家们使用标准考试来测试调适行为，考试包括对现实生活行为的提问，例如一个人会不会系鞋带，或者会不会写支票。这些问卷特别发给家庭成员及亲属，而非被测试者本人，因为个人通常会夸大他们自己的能力。

 

　　佛罗里达州处理劳德代尔堡死刑案委员会的律师威廉姆·亨尼斯（William Hennis）认为，测试常常被误用在法律领域。这些测试常常发给监狱看守，他们认为被告与他们友好相处，没什么危险。亨尼斯说：“如果你身处这样的环境，饭来张口，处处受到监控，你整个生活以分钟为单位被其他人安排好，这样的环境无法让你完成调适能力测试，完成了也是无意义的。”为了得到公正的结果，他认为，测试需要给那些在被告入狱前就很了解被告的人。

 

　　一些州已经设置了自己的心理能力测试方法。得克萨斯州比其他州执行死刑的案例多，该州使用“布里塞尼奥因素”：2004年由得克萨斯刑事上诉法院制定的7条行为准则。这些因素包括：家庭成员或熟人是否认为被告有精神障碍，被告本人直接回答问题、撒谎以及计划的能力如何。案件中的法官们写道，他们遵循美国精神发育迟缓协会的方针，描述了7方面的因素，尝试能够具体解释“调适性行为准则是相当客观的”。但是这些因素成为批评者们的一根避雷针。西蒙说：“他们是那些没有得到任何科学验证的法官们凭空想出来的标准。”

 

　　如此非专业的评估会错失重要的事实，用他的话说：很多智障的被告人通过模仿其他人的行为，或者收集一些他们无法看懂的书籍，而藏在“能力的斗篷”背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塔塞（Marc Tasse）说：“很多人认为他们知道智力迟钝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但根本不是那回事。”今年晚些时候，美国精神发育迟缓协会将公开发布第一个调适性行为测试，用于诊断年轻人的轻度智力残障，该测试被称为诊断性适应行为量表（DABS）。主持此项目的塔塞表示：“这些死刑案例让我们意识到，设计一个关于界限的测试有多重要。”

 

　　该量表的一个创新贡献是关于上当受骗的问题，这是智力障碍的一个标志。塔塞认为，患有智力障碍的罪犯往往会有一个同谋，这个人有可能诱导他们犯罪。

 

　　通常情况下，阿特金斯标准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最难是第三点：被告要在其18岁前一直智力障碍。有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被告人早期环境来寻求一些线索。比如，儿童照顾疏失与受虐会大大降低智商得分。法庭的文件，比如霍尔的法庭文件中有很多他被父母或他人虐待的事例，头部的撞击有损儿童的大脑，并产生创伤性记忆。但类似的记录往往零散不全或者遗漏，使得辩护律师只能依靠家庭成员或老师的个人主观回忆。亨尼斯曾试图找到一个当事人迪恩·基尔戈（Dean kilgore）的童年记录，他是上世纪50年代在密西西比居住的贫穷的黑人佃农的儿子。通过几天的调查，亨尼斯发现，这位少年时被定罪已年逾50岁的当事人，在劳教所一直被其他人描述为“大脑受损”。

 

　　期待更好的法庭科学的心理学家们在最高法院对霍尔案子的裁决中看到希望。尽管格林斯潘承认这个广泛的裁定可能性不大，但法庭有望要求各州参照DSM-5手册的诊断标准。很有可能法庭会做出决定，各州必须要对智商测试分数中的标准差做出解释，或者关注临床心理学家做出的诊断。

 

　　佛罗里达州表示，该州评估智力能力的方法达到了阿特金斯案例的标准，而且有利于霍尔的裁定会导致出现大批量的毫无依据的上诉。正如州检察长办公室在给最高法院的摘要中写道：未来的诉讼将没有止境。

 

　　然而，提倡执行死刑的人对此抱有信心。马里兰大学律师李·科瓦尔斯基（Lee Kovarsky）曾代理马文·威尔逊（Marvin Wilson）的案件，2012年马文以智商测试61的结果在得克萨斯州被执行死刑。他说：“聪明人会看好霍尔。”在最近涉及到科学的几个案例中，最高法院对专家的意见非常开放，可供选择的意见很多。其中有美国精神发育迟缓协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的简报。甚至还有几十个前任法官和执法官员组成的小组就霍尔的案子起草的简报，支持法庭在智商评测中对测量标准差做出解释。说到简报，哈里斯表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可以说明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单纯的数字而结束一个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