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问题儿童的研究，理查德·特伦布莱（Richard Tremblay）将这些儿童不良攻击行为的病因追溯到了婴儿时期，他希望把这一研究更扎实地推进下去。
理查德·特伦布莱
赫克拉加――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周边最早形成的村庄之一，也是现今位于这一国际化大都市东部的法裔加拿大人居住区的俗称。
上世纪80年代，在赫克拉加和其他部分贫困乡村的公立学校，校方发现一些儿童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行为问题，比如身体攻击等。于是，他们请来了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年轻心理学家理查德·特伦布莱（Richard Tremblay），就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过去30年来，特伦布莱一直在包括赫克拉加在内的地区从事儿童攻击性行为病因的研究。1984年以来，他的团队跟踪了该地区53所学校的1 000多名儿童（从儿童一直到成年）。1985年，他发起的一项突破性的实验，旨在遏制不良行为的延续，使一些风险儿童的家庭得到资助和辅导。他的研究改变了攻击性行为最早出现的时间的观念，证明早期干预可以纠正问题儿童的成长，以规避成年可能的犯罪行为。
一个好的环境可以为孩子的成长提供美好的未来，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特伦布莱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在麦吉尔大学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期间，他在分子水平上对正面环境和负面环境进行了研究，即从表观遗传学入手研究基因表达的影响状况，跟踪那些可能影响儿童未来身心健康和行为的表观遗传学特征。当时这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且不乏批评之声，但特伦布莱相信，关注早期表观遗传学特征将可能提供一些干预手段，以矫正诸如肥胖症和精神疾病等病症的发生。
2012年，特伦布莱在谈及他所研究的问题儿童的家庭情况时说：“他们中有的父母连高中都没上过，许多母亲怀第一胎时还不到20岁，这些都存在生育问题儿童的风险。”
目前，特伦布莱团队正在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合作，对都柏林地区的风险妊娠期母亲进行早期干预研究。他说：“在自然或实验数据中都存在一个公认的证据，即人的早期经历影响着其未来长期的生存状态，如犯罪、健康或薪酬。事实上，特伦布莱团队的工作已经为这些影响建立了稳固的生物学基础。”
建立人生目标
特伦布莱的早年生活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父亲曾是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员，而他则是一位业余冰球守门员。在1961年斯坦利杯决赛中，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守门员因伤缺阵，而时年17岁的他应该球队经纪人之邀参加了这项比赛。然而，比赛结果证明他难以胜任这种专业水平的比赛。于是，他决定进入大学读书。
在渥太华大学，特伦布莱所学的是体育教育学专业。在行将毕业那一年，他被一本流行小说《莉莉丝》的内容所感动，即一位精神科医生爱上了精神病院的一位年轻女病人。毕业后，他申请了一份在魁北克省Joliette精神病医院的理疗师职位。很快，他发现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成天与杀人犯或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打交道。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对暴力心理学产生了兴趣。他曾幽默地说：“一本小说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我就是一个例子。”
后来，特伦布莱进入蒙特利尔大学就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完成学位后，用他的话说第一件事是在皮尼尔研究所坐了三年“监狱”，即在蒙特利尔的高等级精神病院工作了三年。“那里要么是杀人犯，要么就是有杀人倾向的精神病人。”他回忆说。
1971年，蒙特利尔大学决定创办一个专注于儿童行为问题研究的学院，并邀请特伦布莱参与学院的教学工作，希望他来开设心理学课程。由于这一职位需要博士学位，于是学校出资送他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
在伦敦大学学院，特伦布莱很快就与心理学先驱们建立起沟通，他们是人类生物学家詹姆斯·坦纳（James Tanner）、儿童精神病学家米歇尔·鲁特（Michael Rutter）等。在那里，他夯实了其受益一生的学术传统，即研究人类心理学的最好工具是长期跟踪。70年代后期，特伦布莱回到了蒙特利尔大学。
启动干预项目
回到学校后，特伦布莱就着手筹划如何开展他的长期跟踪项目。80年代初，他得到了一个机会，校方要求他对那些异常活跃、有身体攻击行为的问题儿童进行研究。之前，他从未与儿童打过交道，也没想过要做这件事。但他发现，这是一个探索攻击行为根源的机会，或许对问题儿童的长期跟踪可以把儿童期行为与青少年和成年犯罪联系起来。
1984年，他开始了对几十个学校的儿童进行一项为期三年的跟踪研究项目，但这一研究一直持续了近三十年，期间，共发表了160多篇研究论文。在该项目启动的第一年，特伦布莱又接到一项对七岁男孩随机对照的实验性干预项目，即由四名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每两星期对大约50名男孩的家庭进行随访，以帮助家长们识别和纠正攻击性行为，同时对那些任性男孩辅以社会化教育，以行为良好的儿童为标准进行榜样教育。
对问题青少年和成年犯罪教育驯化工作，当时社会的普遍感观持悲观态度。项目持续了大约两年，但结果必须等待更长时间验证……干预项目似乎收到了成效，在随访评估中，比起对照组男孩，受干预男孩不仅减少不良行为，而且成绩更好，较少吸毒和酗酒，社会生存技能在增强。十五年后，数据证明了干预的持续效果，得到资助家庭的男孩有45%的毕业率，对照组为32%；到了24岁，不良记录为24%，对照组为33%。
然而，特兰布莱并没有因此感到满足，继续探寻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包括90年代中期，他与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犯罪学家丹尼尔·纳琼（Daniel Nagin）合作，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干预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弄清了青少年反社会行为或犯罪行为源于其人生的早期（这项结果发表于1999年），即大多数儿童攻击性行为在6岁～15岁开始减退，并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只有4%有高度攻击行为的儿童在青少年期间继续有表现。纳琼认为，一些人所具有的攻击倾向或暴力行为，一般开始于6岁左右。
与此同时，特兰布莱在魁北克开始了另一项跟踪项目，即对幼儿园前儿童的婴儿阶段的攻击行为进行研究。数据结果显示，人的攻击行为开始于17个月，于42个月达到顶峰。这项研究及后来的工作使特兰布莱总结出了“原罪说”：攻击行为是人类的天性，其在2岁～4岁达到峰值，并在入学前形成经常性的儿童社会性表现。纳琼说：“我们坚信，暴力和人身攻击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它，而在于我们如何学会控制它。”
根据自己所从事的或类似相关的跟踪研究，特兰布莱认为，早年人身攻击行为与青少年或成年反社会行为是紧密相关的，他喜欢引用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汀1 600年前的名言：“婴儿的四肢是柔弱的，但并不意味他们的意识中没有伤害的欲望。”
让时间去证明
由于坚信圣奥古斯汀的名言，特兰布莱每天都在反思环境可能对婴幼儿产生的影响。与许多研究行为的科学家一样，他也研究了基因在攻击行为中的作用。遗憾的是，遗传学并不能给出全部答案。2004年，在温哥华一次小型学术会议上，他对麦吉尔大学癌症生物学家默什·史济夫（Moshe Szyf）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兴趣。
史济夫长期从事基因沉默或激活的研究，即在DNA链上增加或切除甲基基团。科学家们感兴趣的是，这些甲基化标记物是否可以在生物体的一生中影响基因。而史济夫与麦吉尔大学的发育神经生物学家米歇尔·麦尼（Michael Meaney），证明了新生幼年大鼠经过其母鼠精心呵护后，与那些较少得到母鼠照顾的幼鼠有不同的DNA甲基化模式。
这些变化在大脑中的作用表明，甲基化模式对基因活性的改变，在动物对环境压力的应答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史济夫认为，母爱是一种“环境编程作用”，在生物的一生中可以持续影响基因的活性或功能。这对于特兰布莱来说如同醍醐灌顶，“麦吉尔实验”为他二十年来的工作提供了一种生物学解释。在一次晚餐时，他急切地向史济夫提出了合作的意向。
此后不久，特兰布莱与斯蒂芬·索密（Stephen Suomi）相继启动了相关的动物研究，后者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领导着一个灵长类动物实验室。两人都注意到，在蒙特利尔研究的那些异常活跃的男孩，与索密饲养的早期失去母猴照顾的攻击性猴群存在行为上的相似性。特兰布莱、索迷和史济夫启动了对两组猴子DNA甲基化研究：一组由它们的母亲养育，另一组在出生后不久就与母猴分离。这项历经十年的研究工作具体由麦吉尔大学的纳丁·普罗旺斯（Nadine Provencal）负责，一年后，科学家们开始描述他们的发现。
在第一批灵长类动物中，发现在两种（组）猴群之间存在迥然不同的DNA甲基化模式。据索密称，出生后喂养方式不同的表观遗传学残基是广泛分布的，累及4 000多种基因，几乎是基因组的五分之一，而且倾向于集中分布在特定的染色体区域（表观遗传学修饰似乎改变了一种基因的表达）。索密小组证明了该基因在神经递质5－羟色胺功能中至关重要，其与人体应激升高和攻击行为有明显关联。索迷说：“这些并不是随机性的变化，它们有特定的通路。”这些标记物在猴群中持续稳定，直到8岁（相当于人类年龄的30岁）。
研究人员对猴群的大脑和白血细胞进行了取样检测，对蒙特利尔研究的人群只抽取血样。尽管如此，这项研究还是为人体研究打开了一幅完美的图景。2013年7月，史济夫和特兰布莱报道称，幼年时期有攻击史的人群其细胞因子血液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些分子在机体对压力的应答期间常规地得到激活。
在另一项研究中，史济夫和特兰布莱证明，在蒙特利尔被跟踪研究的群体中，有长期攻击史的人与那些较少攻击行为的人相比，他们的细胞因子编码基因有截然不同的DNA甲基化模式。对此，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遗传学家艾德琳·伯德（Adrian Bird）认为，将行为后果绝对地归因于DNA甲基化可能有些过头，“这些变化都是相关的，事实上变化的量级是非常之微小的。”
对于涉及数百个基因、且单个基因的表达都是细微的，特兰布莱坦承这项研究绝非如此简单。“相对清楚的是，在有攻击行为史的个体与正常发育个体之间，DNA甲基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在不考虑生物学因果条件下，早期干预的效果主要源于养育行为。而且，更早的干预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如果在妊娠期间对母亲们提供帮助，使她们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减少压力，这些孩子将会更好地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
特兰布莱开始了对假说的验证工作。2007年，他接受了都柏林大学的十年聘期，在那里负责指导早期儿童的长期跟踪研究项目。其中，一个“为生命作好准备”的项目，是对都柏林北部欠发达地区200名妊娠妇女提供预防性干预：妊娠期间，随时到这些孕妇家庭访问，包括营养状况、吸烟状况、饮酒和药物咨询，为她们提供多种帮助，一直到儿童4岁为止，还包括受研对象的未来表观遗传学研究。
特兰布莱认为：“为了解决攻击行为主要发生于男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女性，如果我们改善了女性的生活质量并提供各种帮助，相信问题儿童的出生率将会大大减少。”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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