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对酶催化反应的立体化学研究而获1975年诺贝尔奖的英籍澳大利亚化学家约翰·康福思（John Cornforth）爵士于2013年12月8日去世，享年96岁。
约翰·康福思是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澳大利亚人。同年，他被提名为澳大利亚年度人物。后来，他被封为骑士，再后来，他因对社会的贡献获得百年联邦奖章。
失聪者的化学
约翰·沃卡普·康福思（John Warcup Cornforth）于1917年9月7日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二。父亲名叫约翰·康福思（John Cornforth），是一名来自英国的古典文学教师。母亲名叫希尔达（Hilda），是一名澳大利亚护士。康福思在10岁的时候因耳硬化症开始失聪，中耳的骨质疏松变形，停止传输声音。到了20岁的时候，他完全失去了听力。
幸运的是，在悉尼男子中学，一位年轻的教师伦纳德·巴塞尔（Leonard Basser）影响了康福思，使他走上了研究化学的道路，因为化学似乎为这位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就业方向。在化学领域，他的耳聋也许不是一个障碍。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他在16岁那年考进了悉尼大学。由于他听不到讲课，他开始阅读教科书。当时，大部分教科书都是用德文写的，因此，他开始自修德文。他于193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和大学颁发的奖章。
在澳大利亚攻读了一年研究生后，康福思于1939年得以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化学家罗伯特·鲁宾逊（Robert Robinson）。在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尚没有可以攻读化学博士学位的地方。同年另一名获得奖学金的人名叫瑞塔·哈拉登斯（Rita Harradence）。康福思曾在实验室里遇见过她，在当时，仪器设备奇缺，康福思曾经自学过吹玻璃，能够修理一些东西，因此哈拉登斯请他修复一只被她打破了的烧瓶。
康福思和哈拉登斯于战争刚刚开始的1939年来到牛津。在他们完成了博士学业（研究类固醇合成）后，成为研究新药青霉素的化学研究小组的成员。这项发现也让英籍澳大利亚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瑞（Howard Florey）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奖，他因分离和纯化青霉素而获此殊荣。康福思于1949年参与编撰《青霉素的化学》一书，全面记录了这项研究工作。
康福思和哈拉登斯于1941年结婚，从此比翼双飞，一直密切合作做研究。她成为他的研究搭档和翻译。他们合作撰写了41篇科研论文，他后来说：“在我的整个科学生涯中，我妻子一直是我最持久的合作者。她的实验技能对研究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她无法衡量地为我缓解了因耳聋耳带来的交际困难；她的鼓励和坚毅一直是我最强大的支持力量。”
诺奖之路
战后，澳大利亚没有多少机会留给不能在大学讲学的化学家，因此，康福思夫妇继续留在英国。他又回到类固醇合成的研究上，与他的博士导师罗伯特·鲁宾逊合作。约翰和瑞塔于1946年加入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科研队伍，在其属下的国立医学研究所（NIMR）工作到1962年。他的小组于1951年首先完成非芳香族类固醇的全合成。
约翰•康福思接受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颁发诺贝尔化学奖
约翰·康福思与NIMR生物化学部的乔治·泡普雅克（George Popjak）合作，开始一系列广泛的研究，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确定胆固醇如何在体内生成。他们发现，胆固醇的碳骨架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酶调节阶段形成的，完全从乙酰基片段开始。该研究工作与理解现代降胆固醇他汀类药物的反应直接有关。康福思说：“在NIMR，我与生物科学家有了接触，并与其中几位合作研究。尤其是匈牙利人乔治·泡普雅克，他和我一样都对胆固醇感兴趣。我和泡普雅克就开始协同安排实验，这样化学学科和生物化学学科可以同时应用于这一主题。”
康福思和泡普雅克鉴别出构成胆固醇的醋酸分子排列，这项研究最终使康福思获得诺贝尔奖。在许多对天然产品、生物合成和可能的制造的调研中，他们成功地发现了制造可的松（肾上腺皮质素）的天然原料。后来的研究包括同位素标记和酶立体化学构型的扩展等新技术。
当时的NIMR主任恰尔斯·哈林顿（Charles Harington）视康福思为“无可争议的英国一流有机化学家”。在1954年，康福思认真考虑回到澳大利亚去一家拟建于墨尔本的新研究机构工作，但最终决定不这样做，使哈林顿大感宽慰。
康福思和泡普雅克于1962年离开NIMR，成为谢尔公司设立的米尔斯戴德化学酶学实验室共同负责人。该实验室是在罗伯特·鲁宾逊的敦促下由谢尔公司创立，旨在推动化学与生物学的交汇。他们在那儿研究酶反应的立体化学特性。当泡普雅克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后，康福思继续该项研究。康福思1975年来到苏塞克斯大学应用科学系担任皇家学会研究教授，直到1982年退休。
实至名归
康福思是十分谦虚、谦逊的人。虽然他希望自己的研究会变得重要，但他从来没有奢望过想要获得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大奖。“你可以说它对于诺贝尔奖来说是实至名归的，但我自己在当时的做法是把这个想法果断地抛到脑外。”
约翰·康福思在他的科学生涯中获得过诸多奖项，他于1953年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同年被授予化学学会颁发的科黛-摩根奖章。他于1965年获得弗林涛夫奖章。美国化学学会于1968年奖给他欧内斯特-冈瑟奖，他于1972年获得鲁塞尔奖。他还获得过英国皇家学会的皇家勋章（1976）和科普利奖章（1982）。康福思于1977年被授予爵士勋衔。
康福思和泡普雅克共同获得过生物化学学会的西巴奖章（1965年）、斯托法奖（1967年）和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奖章（1968年）。康福思与瑞士籍波斯尼亚化学家弗拉基米尔·普莱洛格（Vladimir Prelog）因“他们把分子结构与化合物的特性联系起来所做的努力”而同获197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的消息是他妻子从收音机上听到后告诉他的。
在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回忆获诺贝尔奖时的情形，“我想那是我实验生涯中最乐意记住的日子。我感到很惊讶。我曾估计过我的机会大概是三分之一。我知道是罗伯特·鲁宾逊推荐了我。至于颁奖仪式，我无法听到颁奖词。因此，就跟往常一样，我环顾四周，自娱自乐。就在这个体育馆，一个庞大的场所，但我能够看到从黑暗的观众席发出的闪烁的强光。它们就那样不断地闪烁着，最后我意识到，所有女士都戴着珠宝首饰，而那些珠宝首饰就是产生闪烁的原因。那是我对颁奖仪式记得最清楚的场景。”
康福思继续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讲学，直到退休。退休后他环游世界各地讲学，最后一次是1992年在澳大利亚皇家化学学会成立75周年纪念活动上。在那次讲学中，他表示了对现代学生的同情，“当我和瑞塔在这儿学习化学的时候，化学并不是很难，并没有太多的东西要学。现在我为你们感到遗憾，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的确是太多了！而太多的原因恰恰是由于他的原创性研究。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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