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已经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来揭露目击者证词中的缺陷。她的理念为美国司法系统提供了全新的推动力。
从1974年接手第一个案件开始，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已经为数百桩刑事案件作证或提出咨询建议，她经常敦促法官和陪审员考虑记忆的不可靠性
1984年9月9日凌晨，美国加州，一个陌生人通过打开的起居室窗户进入了M夫人家。发现M夫人在睡觉后，该陌生人试图强奸她，但在吵醒了房子里的其他人之后逃走了。M夫人向警察描述了这名闯入者：他是黑人，体重大约在170磅，身高在5.7英尺到5.9英尺之间，扎着小辫子，带一顶蓝色棒球帽。
巡查M夫人社区附近的警官发现了一个基本满足她描述的人，就站在离她家一个街区远的一辆车旁。这个叫约瑟夫·佩斯利（Joseph Pacely）的男人说他的车抛锚了，他正找人来启动它。但M夫人却指认他为攻击者并起诉了他。
几个月后，在佩斯利的庭审上，记忆研究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为他作证。她告诉陪审团记忆是可能出错的；压力和恐惧可能降低了M夫人指认攻击者的能力，同时人们也发现辨认其他种族的人会相对更加困难。
佩斯利被宣告无罪。“类似这样的案件对我来说是意义最大的，”洛夫特斯说，“在这些案件中我把正义带给了无辜的人。”
在横跨40年的职业生涯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家洛夫特斯在研究实验环境下的记忆不可靠性方面的贡献超过了其他所有学者。她在上百例刑事案件中以专家证人的身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当事人辩护――佩斯利是她的第101个当事人――告诉陪审团记忆是很容易扭曲的，目击实录远不能完美地复原现实案件。
她的工作为她赢得了同事们的掌声，但同时也有一些人与她作对。批评者控告说洛夫特斯挑战记忆精确性的热情也让她站在了受害人的对立面，反而帮助了杀人犯和强奸犯。“我去一个射击场学习了射击。”她说，并且很骄傲地补充道，她在办公室里放了几个以前用过的靶子。
现在，这名68岁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正开始对法律体系产生持久影响。去年7月，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裁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的发现――陪审团应该对记忆的不完美性和目击者证词作为标准流程的易谬性保持警惕。洛夫特斯正和其他州的法官共同努力来让这样的变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现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真的就是一场革命。”伦敦城市大学认知心理学家马丁·康威（Martin Conway）说。他说洛夫特斯的工作对这些变化的出现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可塑的记忆
洛夫特斯说她刚开始做心理学研究时完全没有任何指导者。作为斯坦福大学数学心理学的研究生，“我并没有对心理学很着迷，”她说，“我研讨会上常常坐在后排，有些厌倦地给我舅舅乔（Joe）写信或者做些卷裙子之类的事儿。”
终于，一堂社会心理学课激起了她的兴趣，她开始学习词语的意思是怎样被储存在大脑中并被回忆起来的。不过那时还是缺了点什么。“有一天我正和一个堂妹共进午餐，”她说，“我告诉了她我们的一个重大发现：相对‘一只黄色的鸟’，人们会更快命名‘一只鸟是黄色的’。”她的堂妹一点儿都没被打动，还开玩笑说纳税人的钱被浪费了，“就是那时我决定我要做一些能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价值的研究。”
洛夫特斯正不断寻找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研究记忆，并得到了现任职于美国运输部的前斯坦福工程师的资助，他说他的老板很可能会赞助针对车祸的研究。
开了个好头之后，在1974年，洛夫特斯研究目击者证词的项目得到了一项资助。她很快发表了几篇很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目击者证词的局限性。她向人们展示了几段车祸片段并让他们来估计车速。她发现问题的措辞方式对估计准确性有着显著影响。被问到“车子剧烈相撞的时候速度有多快？”的人给出估计速度的平均值比仅给出动词“撞上”的要高。那些被给到车子“接触”这个动词的人给出了最低的估计。
虽然录像中并没有玻璃碎掉的画面，一周后那些被问到“剧烈相撞”的人有超过其他人两倍的概率回忆起他们看到了类似画面。“我意识到我们问出的问题也在传递信息，”洛夫特斯说，“我开始把这当作一个记忆被污染的过程，我们现在把这叫做错误信息效应。”
她又继续发表了几个研究成果，展示了记忆是如何被扭曲的，靠目击者来从照片上指认嫌疑人是不可靠的。任何他们可能听到的描述都对他们认为自己实际看到的人或物有着潜在的干扰。
洛夫特斯急切地将这些成果用在了现实世界中，并且开始为法律案件做咨询来近距离地接触目击者。她接手的第一个案件――一名妇女被指控谋杀了虐待她的男友――这桩案件的胜负取决于她是正当防卫还是蓄意谋杀。目击者们不能确定在被告拿出枪和她射击之间过了多久：有些人说是几秒钟，还有一些说是几分钟。洛夫特斯对这些证人的记忆表示了质疑，最终这名妇女被无罪释放了。
1976：泰德·邦迪因试图绑架而被指控，洛夫特斯为其辩护。邦迪被判有罪后逃走。最终他承认了30桩谋杀
洛夫特斯在1974年发表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中描述了这个案件。“当文章发表后，我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她说，“有希望我为他们工作的律师，也有希望我在会议上演讲的法律专家。”
她有几次出庭是很高调的――包括一次为一名被称作山腰绞杀手的连环杀手辩护和1992年一次为一个被指控殴打建筑工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警官的辩护。她甚至为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泰德·邦迪（Ted Bundy）的案件提供了咨询服务。泰德1974年被指控绑架了一名妇女。泰德被判有罪后逃走了。1978年被再次抓到后，他最终承认杀害了30人。
帮助了有罪者的可能性并没有干扰洛夫特斯。“我并没有遇到过有人因为我的证词被无罪释放后又犯下了一些可怕的罪行，”她说，“如果这真的发生，我会感到很可怕的，但这只是法庭判例中很小的一部分。”她说自己因为专家证人的工作常常得到嘉奖，最多能达到一小时500美元。
杜克大学法学院的生物伦理学家妮塔·法拉哈尼（Nita Farahany）说，洛夫特斯在法庭上的行动主义并不少见，但她能为不受欢迎的被告辩护才是最重要的。“这显示了她是在努力达到真正的公平，她的目标是达到对科学准确的理解，不管涉及到的人是谁。”
1988：约翰·德米扬鲁克被指控做了“伊凡四世”，洛夫特斯拒绝为他辩护，因为这会伤害她的犹太家人和朋友
不过，洛夫特斯还是和一些被告划清了界限，例如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他1988年在以色列被指控，人们称他为“伊凡四世”，一个二战期间在波兰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操作毒气室的门卫。洛夫特斯自己是犹太人，她因为担心会伤害家人和朋友拒绝了作证。
这个案例让一些人指责她有双重标准。但那些批评和她后来在最富争议的法律工作中所引发的激辩相比都太温和了。
回到过去
1990年，洛夫特斯接到了从代理乔治·富兰克林（George Franklin）的律师那里打来的电话。富兰克林的女儿声称在治疗中，她恢复了几十年前的记忆，记忆中他谋杀了她的朋友苏珊·乃森（Susan Nason）。洛夫特斯决定为这个被告团队提供咨询。“我认为这很可疑，开始查找各种文献。”她说。她发现鲜有有说服力的研究支持创伤记忆能在数年后恢复。
但在她作证后富兰克林仍然被判有罪。他在监狱里待了5年，直到法庭重新评估了上诉，怀疑了他女儿的陈述并推翻了对他的定罪。
法庭接着经历了基于童年记忆恢复的案件大爆发，流行书籍和关注度高的控告也是引起这场大爆发的部分原因。洛夫特斯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来伪造复杂可信的记忆。“我想看看我们能不能针对一场完全不存在的时间植入丰富的记忆。”她说。最终在她走过一个大卖场时有了灵感。
和学生杰奎琳·皮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一起，洛夫特斯招募了24个人，在家庭成员的配合下，向他们展示了4个发生在他们小时候的事件的精确描述。其中三个是真实发生的，但第四个――一段在超市里丢失的戏剧性描述――完全是被洛夫特斯虚构并通过参与者的亲戚让他们相信的。四分之一的参与者声称他们记起了这个虚构的事件。
记忆战场
洛夫特斯开始坚信善意的心理治疗师可能会无意间将不存在的记忆移植进了患者的大脑，她之后的证词将治疗师和研究者联系在了一起。治疗师相信他们的患者恢复了丢失的记忆，而研究者们却不认为这是真实的。为了平息这场“记忆战争”，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委托三名记忆研究者对这个话题撰写专业报告，包括洛夫特斯和另外两名临床心理学家。
这个小组组内意见却不能统一，最终每个人撰写了一篇独立的报告。“这是非常极端的。”和洛夫特斯一起撰写报告的小组成员之一，康奈尔大学发展心理学家斯蒂芬·切奇（Stephen Ceci）说。
他补充说真实事件的创伤记忆是能在埋藏数年后被回忆起来的，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可能在法庭上分辨真实和虚假的记忆的。因为洛夫特斯的证词，一些童年时期遭到虐待的指控不能被证实，这也是这么多人对她有敌意的主要原因。
英国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罗斯·凯特（Ross Cheit）于1995年启动了记忆恢复项目来记载恢复记忆的事件。人们对这项工程的态度非常一致。他说现在他的网站（http://blogs.brown.edu/recoveredmemory）收集了超过100个被确认的恢复记忆的案例，包括一些洛夫特斯提供过咨询的。
“洛夫特斯常常会输掉战斗，而且她有些时候会在一些让人惊讶的地方出错。”他补充说她的证词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精神损伤，“如果你告诉人们你觉得他们的记忆是错误的，当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真的被虐待的时候就会很讽刺了。”
洛夫特斯不相信凯特的网站能确凿地证明恢复记忆的真实性。“可能有一些案例中的当事人不觉得他们当时受到了虐待，但之后又被提醒了，这不是因为真正的记忆压迫，”她说，“我不否认这可能会伤害了真的受害者，但当一个无辜的人被起诉时，他才是我们新的受害者。我觉得一个无辜的人被起诉远比一个有罪的人被释放更恐怖。”
1990：乔治·富兰克林的女儿声称恢复了一段儿时记忆，记忆中父亲强奸了她并杀害了她的朋友。虽然洛夫特斯为他做了辩护，他还是被判有罪，但指控最终在一次上诉中被推翻
但是对复原记忆的证词和调查损害了她的专业关系。1995年末，两个妇女向美国心理学协会提交了对洛夫特斯的书面指控。琳恩·克鲁克斯（Lynn Crooks）和詹妮弗·霍尔特（Jennifer Hoult）赢得了针对儿时性虐待复原记忆的民事诉讼，他们都声称洛夫特斯在文章和采访中扭曲了她们案例中的事实。洛夫特斯从美国心理学协会辞职后有评论推测说她是感觉到了风声，所以在有正式调查之前就离开了。但洛夫特斯把她的辞职归结于政治分歧，说她当时并不知道有批评投诉。
1997年，洛夫特斯和几个同事开始深入钻研一个发表过的匿名为“简·多伊（Jane Doe）”的案例研究，这名当事人表面上恢复了一段童年时被虐待的记忆。他们发现了一些和她的描述不符的信息，但在他们能够发表之前，多伊联系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也就是洛夫特斯工作的地方，并指控她的团队侵犯了她的隐私。
大学没收了洛夫特斯的文件，近两年时间都把她列入受调查之列并禁止她发表文章。她最终恢复了清白，并在2002年发表了研究成果。但第二年，多伊以诈骗、侵犯个人隐私、诽谤、精神损伤等罪名起诉了洛夫特斯和她的合作研究者。
大约从那时起，洛夫特斯就搬到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多伊的案子最终在2007年开庭审理，加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几乎所有诉讼请求，但洛夫特斯需同意支付7 500美元摆脱诉讼滋扰费。“那段时间压力很大，但我不能完全说它是有害的。”洛夫特斯说。
她的工作现在正从试图改变单个案例到推进更广泛的司法系统改革转变。洛夫特斯一直在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主审法官珍妮·特金（Jeannine Turgeon）来编辑一系列和去年在新泽西州推行的相似的指导方针。他们指导陪审员说记忆“并不像录像那样”，并要求他们考虑可能改变记忆的不同因素，例如武器的出现，这可能会让目击者的注意力脱离犯罪者的脸。
“这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法拉哈尼说，“用尖端研究来证明记忆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稳定和精确能真正帮助我们为刑事案件找到更接近事实的结论。”她说。
洛夫特斯还想走得更远。几乎法律程序的每一步――从对怀疑的鉴定和质疑到法庭里对目击者的盘问――都可能会出错。主力阵容，例如警察就能影响鉴定结果，但如果这个主力阵容中的成员都不知道主要嫌疑犯的身份，这种情况就可能会被避免。“我想看到这种措施被采取，并且继续普及记忆的运作方式。”洛夫特斯说。
大脑控制
同时，她的研究也激起了新的争议。当讲授了记忆是能被制造的之后，她被调查是否存在用这些记忆来修正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展示了你能移植一段儿时厌倦某种事物的记忆，”她说，“我们能让人们认为他们因为喝了伏特加而生病，所以他们就不会再喝这么多了。”
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实验室里的结论可以用在现实生活中。即使真的能做到，这也会破坏了治疗师的行为准则，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对孩子们撒谎是一个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滑坡理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神经伦理学家朱迪·埃勒斯（Judy Illes）说，“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的行为向积极的方向转变而不是找各种借口吗？”但洛夫特斯没有理会这种担心，她指出即使治疗师不想做，父母们也可能想做。“父母们无时无刻不在对孩子们撒谎，关于圣诞老人和牙仙。所以你宁愿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也不愿要一个有虚假记忆的孩子吗？”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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