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保有智力障碍的被告得到保护方面，科学要发挥作用。
大多数科学家都公认，对一个像伦尼·斯莫尔（Lennie Small）那样的人执行死刑是不公正的，即使他在抚摸一个女人的柔软头发时谋杀了她。伦尼·斯莫尔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37年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中有智力障碍的人物。
伦尼永远不明白他做错了什么，而这种无知通常会从法律的十足效力中获得保护。大多数存在死刑的国家，对于在司法体系中得到安置的智力障碍者，都会特别对待。
少数智障人士和伦尼一样受到明显的损害，所以通常会动用专家评估和科学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例如，美国的大多数州利用智商测试来评估有智力障碍的被告解决问题、预知行为后果等认知技能。伦尼的智商测试得分会很低：当那个女人尖叫时，他的推理能力是如此有限，以至于他想不出其他选择而只能杀了她。这些智商测试能提供一些认知技能的精确测量，而且更好的是，似乎能为检察官的工作提供一种客观度量。然而，没有一种认知能力测试能确定一个人对罪恶感的理解，从而确定他们对于某一罪行应该承担的罪责。这个问题在被告有轻度的智力障碍时变得尤其困难。
面对这类案件，一些法庭系统使用IQ值作为一个代用品来评估更深层的意识问题。佛罗里达州就是其中之一，它这种备受争议的方法将接受检验。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报道的，美国最高法院将开庭审理弗雷迪·李·霍尔（Freddie Lee Hall）案件。霍尔的IQ值很低，但是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标准（IQ值低于70），还不足以免除死刑。他和律师想让佛罗里达州提高判刑的智商分界点。
佛罗里达州拒绝了，官员们说，削弱这个判罪标准，很可能引发成百上千件上诉。据估计，在美国，被叛死刑的大约3 100人中20%的人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智力障碍。如果佛罗里达州放松其严格的解释，该州担心，难道不会有聪明的律师或是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会声称，他们面临死刑的客户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暂时精神错乱或抑郁症发作而有智力障碍吗？其他州的被告人、律师和官员都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个案件的审判。
智力在犯罪中的作用
如果美国将推行死刑――2013年的调查中有55%的美国人支持死刑――就应该保证所有被告都有一个公平、客观的保护自己生命的机会。许多州试图通过划定一条智商为70的“聪明线”来确保这一点。但是这极大地高估了智商测试的精确性。这些测试存在10个点的误差幅度――即未必能分辨智商71与智商69的区别。如果废弃把智商测试作为判定犯罪能力的一种途径，那么有什么可以取代它们呢？
在最近一期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美国精神病学会同时修订了“智力障碍”的定义和名称，此前被称为“智力低下”。现在，美国精神病学会避免对这种精神障碍设置任何IQ限制，而是强调认知能力对行为的影响。
与这种方法相关的是适应行为测试。这种标准化测试旨在通过对一个人的家人和熟人进行测验，来测量这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适应性有多好，当这种测试由专家进行时，会给出检察官渴望的那种一致的数值结果。
美国的心理学家已经在设计一种修正过的测试版本，叫做诊断适应行为量表，这是第一个基于证据的适应行为测试，特别为智商低的年轻人设计的。这种测试与关于精神障碍和死刑的讨论相关，评估了诸如易受骗、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等特质。这种测试如果恰当地进行，能比现行的智商测试更好地确定法庭审判所需的被告的犯罪意识。
智力在犯罪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造成影响的各种环境因素（比如几十年身陷囹圄），我们都还知道得太少。如果科学要更确定地把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提供给法庭，那么还需要对智力本身的特质进行更多的研究。
例如，位于爱伯克奇的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家肯特·基尔（Kent Kiehl）正在汇编3 000个犯人的脑扫描，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大脑图像集合。基尔的主要目标是评估诸如心理变态或是其他什么让人犯罪的因素，但是他还想开发一种测试来预测智力。把这种测试添加到这类测试的武库中，能帮助缓解检察官对于被告伪装智力障碍或是专家给出一个有偏见的诊断的担忧。
在斯坦贝克的书中，伦尼为他的罪行和智力障碍都付出了最终的代价。正义要求我们把罪行和智力障碍这两者分开来看，科学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