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个金童。”贾斯汀·特罗特（Justin Trotter）回想起自己住在佛罗里达州布里瓦德县肯尼迪航天中心附近度过的少年时代时如是说。他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的英俊、口齿伶俐的儿子，学习成绩优异，包揽科学展览的获奖项目，并从14岁起就在大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了。

 

　　但是他一直在和内心的秘密作斗争。特罗特如今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博士后，他说早在11岁或是1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受到男孩的吸引――在他过去一直所受的教育中，这种感觉是羞耻的。所以，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这整个时期，他说，他都在拼命隐瞒自己的性倾向，假装表现得很阳刚，就是为了能融入大家。

 

　　“我害怕处理这个问题。”特罗特说。到他读大学本科的那些年，他一直饱受疲惫、抑郁症和惊恐发作的痛苦。“我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埋头在实验室工作，”他说，“那是我的避难所。”但是，即使在实验室，痛苦依然折磨着他，“我感觉我的记忆力变差了，思维也不像原来那样敏锐了。”

 

　　直到他在坦帕的南佛罗里达大学读研究生的最后两年，他才终于出柜，向几个亲密朋友坦承自己是男同性恋。随着这个消息传开，他发现自己的抑郁症减轻了，精力好转了，对工作也更专注了。

 

　　“当我感到依然能做我自己，做一个健全的人，”特罗特说，“那么，我相信出柜对科学研究一定有好处。”

 

　　这样的心声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都能听到。那些性别认同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LGBT)的人士，长期以来受到歧视甚至更糟糕的待遇：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以及在俄罗斯和部分亚洲地区，他们仍被视为社会弃儿甚至是不法之徒。但是，世人的态度正在改变。根据皮尤研究全球态度项目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公开的男同性恋在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地区，具有高水平的公众接受程度（参见图示“接受程度”）。这种态度改变在美国更加明显，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事业的家园，公众态度转向接受LGBT人士的速度几乎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快。往往在社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下，美国各州的法院和立法机关相继解除对同性婚姻的限制，LGBT平等已凸显为一个主要的民权问题。

 

　　“对LGBT群体来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特罗特说，这与几十年前妇女和少数族裔开始在科学界力争更大的认可度的情形并无不同。正如那些群体曾经做过的，LGBT科研人员正力图通过建立一个在信息、支持和网络方面互相帮助的机构和兴趣小组的基础设施来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期。

 

　　在这个全新的开放环境下，LGBT科学家发现更容易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或是至少更容易考虑这么做。“我一直不停地收到很多年轻科学家发来的电子邮件，问是否可以和我见面。”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本·巴雷斯（Ben Barres）说，他在1997年从男性变为女性，并已成为科学界LGBT问题的著名代言人。

 

　　但是就像当初的少数族裔和妇女一样，LGBT科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LGBT科学家害怕出柜――如果只是因为论文发表、事业发展和职位晋升很大程度基于同行评价，而这可能会受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偏见影响。许多学生可能会完全避开选择科学研究作为职业生涯――尽管无人知道，因为没有人数过。

 

　　“我担心科学界可能正因此失去一大批人才。”特罗特说，而改变此现状的唯一途径是科学界向其LGBT成员伸出双手，并进行坦率的对话。

 

　　实验室是进行这种坦率对话的一个极好场所，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攻读神经科学研究生的卡莱·埃德米斯顿（Kale Edmiston）说，“关于科学家很酷的一点是我们试图忍住评判，而去收集信息。”那正是埃德米斯顿在2010年开始变性时所发生的情况。他告诉他研究组的每个人他将注射激素，他的外貌将会发生改变。他们的反应混合了同情、兴趣和好奇。“我的很多同行和同事真的在听并且听到了我所说的。”埃德米斯顿说。瑞秋·帕德曼（Rachael Padman）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差不多有同样的经历，当时她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研究生，从男性变性成了女性。“一个同事称呼我时，永远无法从‘他’改为‘她’，”帕德曼说，“不过那也只是过去35年来不接受我的人中的其中一个罢了，几乎从其他任何人那里，我都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共鸣。”

 

　　不过科研中的道德观念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薇薇安·昂德希尔（Vivian Underhill）说，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大学北极和高寒研究所的野外水文学家，也是关于LGBT科研人员的系列博客《酷儿科学》的作者。“作为科学家，我们都认为自己比较客观，”她说，应该把私人的和社会的问题跟科研工作分开，“而且这么做通常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常常会误导人们以为他们不谈论这些问题就能消除偏见，“这只会使恐惧蔓延。”

 

　　这也会使公众难以理解在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的世界，身为LGBT所感到的那种全然的孤独。不像妇女或是少数族裔，LGBT人群并不是一出生就自动被划分到一个同伴团体中，要点基金会的运营总监达林·威尔斯泰德（Darrin Wilstead）说，要点基金会是一个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同性恋奖学金与指导基金。他说，“LGBT人士回到家，几乎总是回到一个不认同他们性别身份的家庭。”――家人不能理解或接受他们的性取向。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增长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但是LGBT个体通常不得不独自开始这个历程。

 

　　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感觉典型地大约是在青春期时出现――尽管也可能开始得更早。“当你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你并不太清楚自己被谁吸引。”伊莱·卡佩罗（Eli Capello）说，他是在美国什里夫波特的路易斯安那百年学院主修神经科学的一名本科生。相比之下，跨性别问题在很小的年龄就会变得很明显。“当我三四岁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卡佩罗说，他在18岁时做了变性，“那时我还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

 

　　很多人缺乏关于性别认同的基本知识，性别认同与性取向是不同的。性取向关注的是一个人被谁吸引，而性别认同则是关于某人出生的身体，以及身体特征是否与大脑坚持的性别相匹配。不管是这两者中的哪方面问题，LGBT个体在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会典型地发觉自己纠结于这些问题――恰恰是理科生被认为应当掌握他们的专业领域的时候。一些人的应对之道是让自己一头扎到课程作业中。“大学是分散自己注意力的好地方，”昂德希尔说，她直到毕业前夕才告诉亲密的朋友自己是女同性恋，“我甚至不允许自己寻找可能有帮助的网络资源，因为我不想去那里。”

 

　　“当我感到依然能做我自己，做一个健全的人，那么，我相信出柜对科学研究一定有好处。”但是，特罗特所描绘的情感风暴也很常见。根据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数据，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青少年通常更容易被欺负或是滥用药物，他们试图自杀的可能性是异性恋同龄人的两倍以上。数据的匮乏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在通常情况下，这会使有希望的学生太痛苦而无法尝试去挑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学位，但是轶事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威尔斯泰德说，在要点基金会，“我们发现一些领域的学习，比如法律、医学和STEM，对于奖学金获得者试图保持他们的分数而言，更有挑战性。”而这一点反过来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只有大约10%的基金申请者来自STEM领域，直到5年前基金会开始大力拓展，才使这个比例提高到20%左右。

 

　　令LGBT人士倍感孤独和压力的，是出柜与否这个非常费劲的决定。不出柜会使内心的情感风暴永远存在，但是出柜的后果也许很可怕。例如，当卡佩罗在16岁那年作为跨性别者出柜后，他和家人的关系恶化到他不得不离家出走、由祖母资助去上寄宿学校的程度。

 

　　在中国上海长大、之后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丁俊（Jun Ding）叙述了另一种不同的经历。尽管中国过去歧视同性恋的法律于1997年废除了，但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法律保护，也鲜有公开的讨论。丁俊说，当他试图跟父母解释他现在跟丈夫生活在一起，他俩在加州法律允许之下结婚，他父母仍然无法理解。“不像美国，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同性恋角色，”他说，“在中国，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同性恋生活的概念。”

 

　　即使不担心家人的反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过去那么普遍了，威尔斯泰德说――做出柜的决定未必就容易一点。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更是基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同行评价的，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tridge）说，他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化学家，也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LGBT学生团体“STEM出柜者”的主席。在基金、合作、论文发表、雇佣、晋升等几乎所有问题的决策上，同行意见都非常重要。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每一个LGBT科研人员不得不担忧出柜是否会引起同行无意识的偏见，以至于可能毁掉自己的前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几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样的偏见已经成为其他少数群体面临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LGBT科研人员会不受影响。

 

　　这可能是巴雷斯听到很多年轻的LGBT科研人员害怕出柜的原因，即使他们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宽容的地区之一。这种情况在保守的地区更糟，“当我和来自南方的LGBT人士交谈时，他们的这种恐惧更为强烈。”他说。

 

　　这些恐惧是有理由的，特罗特说。自从他在佛罗里达读研期间出柜以后，他的研究组里一些更保守和宗教观念较强的学生在他周围明显表现得沉默寡言。“科学界还是由社会思想观念处于不同阶段的人组成的。”他说，但并没有逃避这个现实。他在斯坦福比较没有压力。但是一旦他的博士后聘期结束，他可能还是不得不回到佛罗里达或是美国其他宽容度较低的地区申请终身教职――“在这些地方，我获得终身教职或是开展成功的科研项目可能会很成问题。”

 

　　而这仅仅是在美国，LGBT科学家和理科学生似乎在对LGBT态度友好的西欧也很谨慎，而在中国更是如此。此外，在中东和非洲许多地区，LGBT活动会受到法律惩处，在一些案件中甚至会被判死刑。“所以如果你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化学家或是地质学家，如果公司把你派往上述那些国家，你最好待在柜子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的美国同性恋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织的董事会主席罗谢尔·戴蒙德（Rochelle Diamond）说。

 

　　出柜对跨性别者而言就更让人畏惧了，尤其是出柜宣布刚好在开始接受性再造治疗的时候。不仅要承受心理压力和担心职业问题，还要忍受激素注射等干预治疗产生的生理反应。“你应该在上大学之前经历青春期是有理由的。”卡佩罗说。如今在一家医学信息技术公司工作的凯特·福布斯（Kate Forbes）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生态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了变性；她描述自己在进行去除腿毛的电解手术之后的很多个夜晚，都因为疼痛而蜷缩在被褥里。

 

　　此外，还有那些尴尬的对话。“每当我开始修一门课程时，关于对我使用男性人称代词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得不和任课教授进行私下的讨论。”卢卡斯·钱德尔（Lucas Cheadle）说，他是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后。让情况愈发困难的是，他是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一个女子大学――史密斯学院读本科期间变性的。“因为我的情况太难解释，我错过了许多接受教授指导的机会。”他说，“科学界还是由社会思想观念处于不同阶段的人组成的。”

 

　　就连普通的文书工作也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刚刚完成变性的人由于改了名字，要花费大量时间试图让心存疑虑的官员们相信他们是自己的大学成绩单、出版物清单、出生证明、驾驶证、信用卡等等的合法所有人。即使在宽容的西欧，政府官员可能也会要求出示额外的文件，帕德曼说。“不过，英国在这方面就比较特别，”她补充道，“《性别认定法（2004年）》声明，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性别，并按照这个性别重新开据一张出生证明并拥有所有合法权力。”支持这一点的是《平等法案（2010年）》，该法案禁止歧视跨性别者。“它阻止了一些小报在头版报道某人变性而大赚一笔，这是他们过去惯用的伎俩。”帕德曼说。

 

　　美国对LGBT群体的认可度当然还没有英国那么高，但是年轻一代的LGBT群体的境况似乎在快速好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13年前，要点基金会创建的时候，”威尔斯泰德说，“我们的学者当时说，他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年长且成功的同性恋者。”但是如今，多亏Facebook、Twitter和其他众多的社交媒体网站，找到这样的人变得更容易了。社交媒体网站的兴起带来一个结果，威尔斯泰德说，就是LGBT人士比过去更早出柜了。例如，杰克·安德拉卡（Jack Andraka）是马里兰州科隆斯维尔的一名15岁的学生，他在2012年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上，因发现胰腺癌、卵巢癌和肺癌的一个测试方法而荣获特等奖。他在13岁时作为男同性恋出柜。

 

　　社交媒体网站的兴起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LGBT群体内部变得更加团结了。这个群体曾经只是通过其成员不是异性恋者来定义。“除此之外，”昂德希尔说，“我作为一个白人女同性者与黑人男同性恋者的经历几乎没有共同点。”这一点得到了其他很多LGBT人士的共鸣：他们这个“群体”往往和周围的社会一样四分五裂：白人男同性恋为主导，而妇女、双性恋和少数族裔等每个群体都各自觉得被边缘化了。直到过去的5年间，跨性别者才渐渐被人们所注意。

 

　　不过，年轻一代往往更关心融入的问题，威尔斯泰德说，见证了曾经的贬义词“酷儿”得到人们的接受。“这是一个概括性术语，”他说，“这个词基本上是说，‘我只是和别人不同。’”这种开放和团结反过来使年轻科学家更容易找到导师和楷模。怎么强调对话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特罗特说，“目睹着这种对话确实在好转，目睹着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科学家经历了这个艰难的过程，他们成功了。”

 

　　科研机构在树立楷模方面本可以提供更多帮助，LGBT活动家们说。巴雷斯认为，当他去年当选院士的时候，美国国家科学院错过了一个宝贵机会。“我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在院士选举结果公告中，宣布我是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位跨性别科学家，”他说，“但是他们从未这样做。”

 

　　科研机构在收集基本数据方面也本可以做得更好。比如，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收集了美国科研人员和STEM学生中的女性、少数族裔以及是否患有各种残疾的详细统计数据，目前却没有调查他们的LGBT身份，似乎也没有对LGBT科研人员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研究。实验室中的LGBT科研人员如果不出柜，他们其实感受到多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科研产出会有多大的实际影响？如果他们出柜了，他们受资助、受雇或是晋升的可能性是否真的会减少？至少，美国莱斯大学的社会学家艾琳·切赫（Erin Cech）和天普大学的社会学家汤姆·魏德组纳斯（Tom Waidzunas）的研究组希望开展一项对2 000至3 000名LGBT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调查，但还未获得资金支持。

 

　　缺少这样的数据，特罗特说，资助机构就无法知道LGBT群体在科研领域是否被忽视了，是否需要更多这方面的支持项目和咨询意见，是否需要像现在对女性和少数族裔那样，为年轻的LGBT科研人员设立特别的奖金。“但是我们没有相关数据，”特罗特说，“这让作为科学家的我们感到很失败。”

 

　　虽然还未战胜剩下的挑战，老一辈LGBT科学家还是强调了世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当年轻的LGBT科研人员联系我时，”巴雷斯说，“我总是告诉他们事实没有他们想的那么恐怖。我总是鼓励他们放开自我，因为那样他们将会快乐得多。如果你的科研做得很好，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这些才是最重要的。”